重農、抑商和維穩的三位一體，不可能長治久安，只會導致又一輪治亂循環。在外儒內法成爲漢代國策之前，士人就已經“先天子之憂而憂”，嘗試儒法融合。出生於公元前200年的同齡士人賈誼和晁錯，即是兩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前者以儒家爲主，法家爲輔;後者則以法家爲主，儒家爲輔。這裏暫且放下賈誼不表，只說晁錯。
晁錯因主張削藩而被“清君側”，在歷史中扮演了一個悲劇先知的角色。他赤膽忠心，卻被腰斬於市，悲劇是毋庸置疑的，是不是先知卻需要存疑。不能因爲“七國之亂”就證明削藩是正確的，從事態發展看，亦可說削藩的主張引發諸侯不滿，進而引發“七國之亂”。不過，重要的不是削藩的一時成敗，而是削藩究竟有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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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涉及到封建制和郡縣制，在兩千年裏，這是一個歷朝歷代都會產生重大爭論的政治問題。由於封建制被簡單等同於分裂，郡縣制被簡單等同於一統，封建制和郡縣制之爭逐漸沒了懸念，而有了標準答案，即從封建制到郡縣制，是一種“歷史進步”。然而，如果換一個角度觀察，封建制便於地方自治，而郡縣制便於中央集權，從地方自治到中央集權，很難稱得上是什麼“進步”。
對“先天子之憂而憂”的士人來說，是否“進步”取決於是否鞏固皇權。《孟子·梁惠王下》道：“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試圖編織一個“王政”的籠子，勸說王侯鑽進這個籠子。不幸的是，後來的很多士人爲了把天子勸說進籠子，先把天下放了進去，晁錯是其中之一。
晁錯的時候，漢代的“建國大業”已經完成，需要“先天子之憂而憂”的是如何“坐江山”。“打江山”，唯恐天下不亂;“坐江山”，最好穩定壓倒一切。穩定，是天子和天下的共同理想。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在傳世名篇《論貴粟疏》裏，晁錯詳細講解維穩的兩個基本點：重農和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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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教旨法家強調“重刑厚斂”不同，晁錯作爲修正主義法家，認同“輕刑薄賦”。但是，法家重農抑商的核心政策，他繼承了下來。晁錯強調重農可以解決溫飽問題，然後視金錢(“珠玉金銀”)爲萬惡之源、動亂之源，“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利於穩定，卻“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利於動亂。他詳細解釋了其中緣由：農桑不能成於一日，民衆必須依附於土地，有了珠玉金銀，各行各業都有可能成爲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遊民。
商賈成爲好逸惡勞、遊手好閒的典型。在只有男耕女織才被視爲勞動的情況下，商賈被視爲“不勞而獲”者，這種狹義“勞動觀”催生了“仇富觀”。晁錯痛陳商人富貴、農夫貧賤這種職業等級觀值得批判，但晁錯在意的是商賈“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晁錯的重農抑商說和削藩說緊密聯繫在一起，中心思想是維穩，商賈與封建諸侯互相“勾結”，動搖了皇帝手下幹部們的威信，有利於封建制，不利於郡縣制，這將直接動搖皇權。
《論貴粟疏》的結論是：“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以拜爵和免罪的方式鼓勵納糧，不是爲了提高民衆生活水平，而是爲了維穩且不惜破壞行政和司法體系。與原教旨法家相比，晁錯的“進步”在於主張抑商，但是尚未主張嚴打商人。
批評抑商政策，在今天已經沒有太大疑義。反省重農政策，卻會遭到一系列質疑，難道農業不重要嗎?農民生活水平不需要提高嗎?農村要被邊緣化嗎?“三農”問題確實重要，但是以抑商和維穩爲前提的重農政策，無助於解決“三農”問題，只能加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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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曾指出，“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論者常以農業水平低下爲由，強調重農抑商才能解決溫飽問題，故意或者無意迴避農業水平低下的原因，恰恰是輕視工商。這種迴避導致惡性循環，越是農業水平低下，越是重農抑商;越是重農抑商，越是農業水平低下。這種惡性循環，又成爲循環論證的證據，證明重農抑商的必要。在這種情況下，重農的結果對民生未必有利，而是有利於維穩，有利於皇權。
重農沒有問題，但是不能以抑商爲前提;正如郡縣制並非不可行，但是不能以中央集權乃至個人獨裁爲前提。重農、抑商和維穩的三位一體，不可能長治久安，只會導致又一輪治亂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