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幾乎是中國所有王朝的國策，不論是怎麼時代，保護農民耕地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如何讓農民安心種地，如何讓農民通過種地便能養活一家，這就是古代君王最重要的工作，李世民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個國家的根本就是農民，因爲人人都需要吃飯，只有吃飽了才能繼續生活，纔不會生事，老話說得好“手中有糧，心裏莫慌”。
如果有時光機能回到商鞅那個時代，我相信商鞅是堅決不會背“重農抑商”的這口鍋。因爲“重農抑商”政策的發明者並非商鞅，發揚光大者也不是商鞅，商鞅只是恰好選擇了一個“重農”的民族，把“抑商”做到了極致而已。
不過，以農爲本、以商爲末的思想，在周秦諸子之中仍相當普遍。古人並非不知道“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這是司馬遷說的，更多是特指以“末業”爲“貧者之資”，略近於今日所謂“脫貧”。且其所言有男女的分工，最後半句是指女性，“倚市門”明顯指謂鄙賤之事。
古人善用對偶表述，這裏非常含蓄地暗指男性中的經商者類同於女性之倚門賣笑者;豈止是富而不尊，簡直就是雖富卻賤。也就是說，貧寒者可以借“末業”致富，若立志要成爲國家棟梁的，就不宜如此了。
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漲一倍，朱元璋的時候是五十八人，到永樂年間，漲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漲到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萬歷年間漲到八萬多人。到明末，則有一百多萬人。那種“量入爲出”的國家財政當然就不堪負擔了。
其實，造成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重農抑商”的根本原因還是中國“封閉式大陸”的獨特地理環境。“中華民族的主體從遠古開始便生活在黃河、長江流域。先民勞動、生息、繁衍的這塊大陸，東臨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則是極其險峻的青藏高原。在邁入文明門檻的前夕，在交通極不方便的條件下，這裏是一片與世隔絕的天地。在這樣的環境中主要從事原始農業經濟，這是認識中國由氏族社會發展成國家的基點。
重農抑商的原因在於，限制人口流動!我們知道，商人必須流動才能獲利，農業則守土重遷，且不說商人有錢後會形成力量，就是大量的相互流動，就能把各地的人串聯在一起，這對中央政府守內虛外，強幹弱枝，對地方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利。在古代商業是屬於無奈之舉，工業革命後大量的商品產生才促進的商業文明。大凡是國富民強的國家，都是不用跋涉經商，自給自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