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胡惟庸案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殺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而後，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後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究其黨羽，前後共誅殺3萬餘人。爲何朱元璋要煞費苦心，大興胡惟庸連坐案?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李存義和他的兒子李佑不僅是胡惟庸的至親，還曾經夥同胡惟庸謀逆。胡惟庸雖已被誅，李存義也必須連坐。這可是禍從天降，李家揣揣不安。但是，朱元璋對此事並未嚴懲，還特別下詔，李存義與李佑都免於死罪，只是被貶到崇明島閒住。
可能是因爲李善長爲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舊情，因而特地從輕發落。按理李善長受到如此殊遇，應該上書謝恩，但是李善長對此事全然不予理會，這種態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胡惟庸案的查證一直都在繼續着，並且有了新的進展。
洪武十九年，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經審訊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謀反案有了進一步的證明。洪武二十三年，又捉拿到奸人封績。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後來歸降於明。據說，他經常往來於蒙、漢之間，曾經爲胡惟庸給元嗣君送過信，胡惟庸在信中稱臣，並請元嗣君出兵爲外應。
其實，早在洪武二十一年，大將軍藍玉出塞時，在捕魚兒海地方就捕獲過封績，但由於李善長施加影響，並未上奏，就把封績給放了。直到這次，由於封績再次被捕入獄，李善長終於也被牽連進來了。
恰在此時，李善長爲了養老，大興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三百名，以供營建之用。以營卒爲工役，這種事情本是常事。但湯和膽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長，因而表面應允，暗中卻向朱元璋報告，這無疑是說李善長私自集結兵力。
湊巧，京中吏民爲黨獄株連，坐罪徙邊，約有數百人，中間有一個叫丁斌的，是李善長的親戚，李善長便替他求免。由於朱元璋對李善長的猜忌之心日重，不但沒有答應李善長的請求，反而命令將丁斌拿獲。
經審訊得知，丁斌曾經供事胡惟庸家，於是，供出不少李、胡兩家往來之事。這樣，便認定李存義、李佑父子夥同謀叛的罪狀，立即將他們從崇明島拘捕進京，重新審理定罪。
接着，朱元璋頒佈嚴敕，李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於是，七十七歲的李善長便被賜死了，其妻、女、弟、侄等一門七十餘人被殺。只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兩個兒子，因爲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到處偵捕，牽連蔓引，共有三萬餘人被誅戮。連一向與胡惟庸關係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倖免，葉昇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於四川茅州。
爲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佈《昭示奸黨錄》，刊印多冊，發往各地，曉諭臣民，以此爲戒。胡惟庸案至此纔算告一段落，前後遷延近十年。朱元璋如此煞費苦心，興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設有宰相制，宰相都稱爲丞相，當時丞相共有左、右二員，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長和徐達兩人。朱元璋即帝位後，逐漸感到帝權與相權的衝突，唯恐臣下權力太大，會導致元末“宰相專權”、“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鑑於此，幾次設法試圖調整，以加強皇權。最早被殺的是中書左丞相楊憲。
洪武二年九月，楊憲入爲中書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長病休時，楊憲便實際操縱中書省大權，升爲左丞。他玩弄權術，陷害同僚，“市權要寵”，很快被朱元璋處死。朱元璋鑑於李善長權力過大，威脅皇權，在撤換李善長後，最初選中了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汪廣洋遇事小心謹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
洪武六年，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共任右丞相。之後，汪廣洋以“無所建白”貶爲廣東參政。但是，汪廣洋一離相位後，胡惟庸遇事專斷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況且，李善長還借胡惟庸等人，遙執相權，勢力更甚於前。
汪廣洋被貶後，當然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於洪武九年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正中朱元璋下懷。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爲左丞相，再調回汪廣洋爲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然而，汪廣洋復相後，整日喝酒，並沒有起到應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這令朱元璋大爲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後，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抓權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於相權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爲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於衆人之上的權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更爲明朗化了。在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尚不突出。但是，胡惟庸爲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翦除，別無選擇。
其實，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爲了限制丞相的權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着，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力。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於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着就宣佈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後，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後，朱元璋還宣佈以後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並立爲祖訓。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後，仍能時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係，始終令朱元璋耿耿於懷。爲了鞏固帝業，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
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於是又爲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據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
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範圍便越擴大。到後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係。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後，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
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是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凡是他認爲心懷怨懟、行爲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
有明一代，任職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殺。據說，徐達似乎也未能善終。李善長是受禍最慘的，不僅本人被賜死，還被族誅。
在他死後一年，郎中王國用爲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韓國公冤事狀》，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又何必爲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後，未作任何批示，可見他也默認是枉殺。
所謂的胡謂庸案只是一個藉口，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結果，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