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普及一個常識，宰相是對中國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長官的通稱，並非具體的官名。可以被稱爲宰相的官職很多，歷代不同，比如相國、丞相、大司徒(東漢)、中書令等。注意區分宰相和丞相併非一個概念，宰相是通稱，丞相是具體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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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漢以來，中國一直奉行的是君權、相權並行制度，宰相有着極高的權力和極大的話語權，對君權起到了很好的制約作用。這種情況直到明朝初期纔有了徹底的改變，而這一切都源於洪武年間著名的“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又稱胡黨之獄，是明初四大案之一。此案主人公胡惟庸早年隨朱元璋起兵，頗受信任。洪武六年，胡惟庸憑同鄉、明朝開國丞相李善長的推薦，任右丞相。洪武十年，進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胡惟庸向來自覺奮進、勇於任事，但同時，他也是個驕縱跋扈、恃權獨行的人，隨着權力不斷擴大，他不僅擅自決定上下官員的生殺升降，而且凡內外奏章都要預覽，對己不利者，輒匿不上報。胡惟庸廣植黨羽，上門饋送金帛重禮攀附者不可勝數，而對於有嫌隙的徐達、劉伯溫，他就想方設法欲置其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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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的這種行事風格也給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他大權獨攬，獨斷專行，引起了同樣權力慾極強的朱元璋的不滿。洪武十三年正月，塗節和中書省吏上書告胡惟庸謀反，朱元璋遂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殺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頒佈《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
胡惟庸案歷時十年，前後誅殺3萬餘人，波及之廣、震動之大，史之罕見。但這些還不是最關鍵的，胡惟庸案對歷史影響最大之處乃是朱元璋藉此罷左右丞相，廢除中書省，權分六部，另設內閣。而內閣大學士乃至內閣首輔的權力完全不能與丞相相提並論，也就是說，自秦漢以來實行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就此廢除，胡惟庸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手握大權的宰相。從此君權越來越大，臣權越來越小，明清時期皇權達到頂峯，而士大夫階層則日漸卑微，乃至成了下人、奴才，這與唐宋時期有着極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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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爲什麼要殺胡惟庸?爲什麼要牽連誅殺其他三萬餘國之棟樑?是真的相信他們都有罪、都要造反嗎?非也!是胡惟庸讓朱元璋看到了相權過大的弊端，但若只殺一個胡惟庸，只要相位在，就一定會出現下一個胡惟庸氏的權臣，所以朱元璋想要的是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徹底消除相權對君權的制約和威脅。朱元璋是要借“胡惟庸案”掃除障礙，廢除宰丞制度，加強皇權，重建歷史格局。這纔是朱元璋大費周章、耗時十載除“胡黨”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