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海鵬，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歷史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曾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會長。
根據最近出版的已故學者樊百川的研究，洋務派“借法”30多年，共興辦了60個使用機器的近代企業，總計投入經費約5300萬兩。其中軍事工業21個，創辦及歷年增添設備經費約1500萬兩，其他近代企業39個，投資3700萬兩。以30年計算，平均每年2個，投資170餘萬兩。如果再加上在洋務派影響和特別批准下，以官督商辦名義興辦的民族資本主義近代企業，也不過共有120餘個，合計投資約5800萬兩，平均每年4個，投資不及200萬兩。這樣的數字不僅根本無法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即使與起步差不多同時的日本相比，日本截止1892年的25年中，最後共建成了5600多個公司，總計資本2.89億餘日元，平均每年設立225個公司，資本1100餘萬日元，約閤中國銀兩700多萬兩，也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在洋務派“借法”活動的這同一期間，全國全部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包括以官督商辦名義依附於洋務派“借法”活動的民族資本近代企業，和其他各種情況的民族資本企業，先後共興辦了近300個，資本共約1000萬兩以上。其中以官督商辦名義依附於洋務派“借法”活動的，有60餘個，資本共約500餘萬兩。其他各種情況的，約二百二三十個，資本共約500餘萬兩。這就是說，民族資本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企業，一半的資本，是與洋務派的“借法”活動有關，而其餘五分之四的企業，一半的資本，不但並非洋務派的“借法”活動所促成，而且正是在洋務派“借法”的壟斷活動排擠下，以託庇於洋人和其他勢力(如廣東順德的繅絲廠託庇作爲封建宗族祠堂財產等)的辦法，在崎嶇的道路上掙扎生長出來的。這後一類企業，個體規模雖小，數目卻較多，分佈行業面尤較廣，且一般都與人民生活關係密切，不像洋務派“借法”活動所辦企業以軍事爲中心。
我們可以把洋務活動期間興辦企業的情況概況幾條：
第一、洋務活動不是清朝廷號令全國一致舉辦的活動，而是個別官僚經朝廷批准興辦的活動，在全國發展極不平衡。反對洋務活動的頑固派官僚勢力很大。以慈禧爲代表的朝廷，居中駕馭，以有利於政權的鞏固爲原則，並不在乎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從始到終，洋務派旨在引進機器方面下功夫，並不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尤其不注意研究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體制，始終以綱常名教的中學爲體，以西方的船堅炮利爲用;以對付國內人民的反叛爲主，所謂“禦侮”的實質含義，只是維護條約體系所產生的“和局”，遇到列強挑戰，只能俯首稱臣，屈辱的條約只能一個又一個簽訂，損失國權無數。
第三、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借用洋匠，卻不借用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完全利用傳統的官辦局廠的辦法，委用官員管理，大量插用私人，多領乾薪，用士兵充當工人，生產不計成本，產品不投入市場，資金難以爲繼。
第四、洋務派創辦的民用企業，多采用官督商辦體制，控制並監督了商人投資的積極性，利用官許的專利，實行行業壟斷，阻礙了民族資本的發生和發展，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洋務活動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這與李鴻章所謂“裱糊破屋”的本意是相違的。洋務活動沒有能夠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在短時期內大規模地在國內推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稱他爲“洋務運動”是名不副實的。所以，我是主張使用洋務活動或者洋務新政這樣的名詞的。
依據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單純從中國近代早期現代化的歷程來看，洋務活動期間，特別是它的後期，民營企業的發展在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上是有價值的，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