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多爾袞。
明崇禎十六年，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籍傳教士馬爾蒂諾·馬爾蒂尼，歷經千辛萬苦從海上來到達中國杭州，開始系統學習中文，並給自己起了一箇中文名字：衛匡國，弄了一個號“濟泰”，意在衛護、匡救明國，幫助中國康泰。
他信心滿滿地來到這一片遼闊的土地，滿以爲可以很快把西方福音帶入這個東方大國。
但是，這個上帝的使者很不幸。
他來到北京，卻遭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甲申鉅變。
草莽英雄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威武了兩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沒了。
幾十天后，多爾袞的八旗軍與吳三桂的前明軍聯手，又趕跑曾勢不可擋的大順軍。
但是，衛匡國又是幸運的，曾覲見順治帝，參加過順治帝的大婚，得到了攝政王多爾袞主持的朝廷的善待。
他對多爾袞也有很好的印象，認爲：“他具有超人的謀略和精明，並以勇武和忠實著稱。他的聰明才智使最有學識的中國人都欽佩不已，他的公正仁慈贏得平民百姓的愛戴。”而對其身後榮辱鉅變很是同情：“阿瑪王使韃靼獲得了中國，由於他的賢明公正仁慈和軍事才能，韃靼人和中國人都對他很敬畏。這個當權者的死給朝廷帶來很大的麻煩。”(《韃靼戰紀》)
2
《清史稿·多爾袞傳》所載濟爾哈朗等給多爾袞弄的罪狀，有：“昔太宗文皇帝龍馭上賓，諸王大臣共矢忠誠，翊戴皇上。方在沖年，令臣濟爾哈朗與睿親王多爾袞同輔政。逮後多爾袞獨擅威權，不令濟爾哈朗預政，遂以母弟多鐸爲輔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稱皇父攝政王。”
多爾袞“自稱皇父攝政王”，應該不是已有的“報功”或“瀆倫”之說，而是爲了高居在諸和碩親王甚至兩位輔政叔王濟爾哈朗、多鐸之上，弄出的“清初親貴之爵秩”(鄭天挺《多爾袞稱皇父之由來》)。
順治即位之初，並未立攝政王之議，攝政之名源自多鐸的勸進工作奏效。蔣良騏《東華錄》卷六稱，順治八年二月，鄭親王濟爾哈朗、巽親王滿達海等聯合清算多爾袞時，其中有一條：“太宗皇帝賓天時，臣等扶立皇上並無欲立攝政王之議，惟伊弟豫郡王唆使勸進。”
康熙朝編纂的《清世祖實錄》記載，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即順治即位後的第四月裏，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睿親王多爾袞才首次冠以“攝政”之銜：“罷諸王貝勒等辦理部院事務。攝政、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定議，傳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令諸王貝勒各分坐，謂諸大臣曰：‘前者衆議公誓，凡國家大政，必衆議僉同，然後結案。今思盈廷，聚訟紛紜，不決反誤國家政務，我二人當皇上幼衝時，身任國政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任大責重，不得不言，方先帝置我等於六部時，曾諭國家開創之初，故令爾子弟輩，暫理部務俟大勳既集。既行停止今我等既已攝政，不便兼理部務。’”(《清世祖實錄》卷二，崇德八年十二月乙亥)
崇德、順治皇權過渡，內部矛盾並未消弭，宗室成員對小皇帝有牴觸、不恭情緒者不少。從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順治即位，到十二月十五日濟爾哈朗與多爾袞首稱“攝政”，可見滿洲權貴內部爭持未定。爲了平息滿洲統治集團一觸即發的衝突，濟爾哈朗與多爾袞終止諸王貝勒辦理部院事務的舊例，將權力集中到“攝政二王”手中，代行皇權，統攝大政。
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文內國史院檔，順治元年四月，濟爾哈朗還稱“攝政和碩鄭親王”，多爾袞則稱“攝政和碩睿親王”。
濟爾哈朗自知他只是皇帝的堂叔，而多爾袞爲皇帝的親叔叔，親疏有別。他也知道多爾袞的能力遠在自己之上，明清易鼎需要多爾袞這樣的大才，所以他這個第一攝政王主動避讓。他主動提出，羣臣奏事以多爾袞領銜，而且奏事需首先報告多爾袞。
此後，多爾袞統兵入關，纔有了大將軍攝政和碩睿親王、攝政王奉命大將軍的稱謂。而濟爾哈朗選擇了留守盛京，陪同關外的小皇帝。
多爾袞統兵進京，採取追吊崇禎、任用漢官、招撫地方、免除三餉加派等措施，基本穩定畿輔，遷都關內，順治元年十月，濟爾哈朗與多爾袞的職銜發生了明確的變化，即濟爾哈朗爲輔政叔王，多爾袞則爲叔父攝政王，並賜予冊寶、冊文。
多爾袞原爲叔父攝政王，順治二年五月“於叔父上加一皇字，庶上下辨而體統尊”(《清世祖實錄》卷十六，順治二年五月乙未)，成爲皇叔父攝政王，改變了陝西道監察御史趙開心所奏報的必須給多爾袞正名的問題：“夫叔父爲皇上叔父，唯皇上得而稱之。若臣庶皆呼，則尊卑無異矣。”
但，按順治帝的稱呼，多爾袞與濟爾哈朗、多鐸皆爲皇叔父，同等稱呼，並無區別。只是他們的叔王，就如同後來雍正即位之初爲了崇隆隆科多的“舅舅”殊榮，要求寫進正式的官方文書。
順治四年七月，多爾袞將信義輔政叔王濟爾哈朗排擠出局，另擇胞弟多鐸晉輔政叔德豫親王，但他自知多鐸對他不是順承，而多有挖坑、拆臺之舉，自然要以壓多鐸一頭，高多鐸一等。
如何表示高一等，出掉“叔父”或“皇叔父”那是不可能的，在除自己親率的正白旗外，其他七旗環伺之下，他唯有改加法爲減法，厚着臉去掉“叔”字。成爲獨一無二也至高無上的“皇父攝政王”，纔是唯一解決的辦法。
《朝鮮仁祖實錄》中有記載：順治六年二月，仁祖“曰：‘清國諮文中有皇父攝政王之語，此何舉措?’金自點曰：‘臣問於來使，則答曰：今則去叔字，朝賀之事，與皇帝一體也。’”
這樣的去法，未必不是一種實情。
3
這也不是他的發明創造，滿洲(女真)人有稱尊長爲父的習俗。《舊滿洲檔》及其抄本《滿文老檔》中，多次記載不但努爾哈赤的子女稱其爲父，就是侄輩、大臣近侍，亦稱其爲“父貝勒”“父汗”“汗父”之類。
努爾哈赤還是建州女真貝勒時，古勒山一役失敗後被豢養了三年的烏拉部貝勒布佔泰想與努爾哈赤政治聯姻，主動稱其爲“父汗”：“我違盟約，凡四五次，獲罪父汗，誠無顏面也。若以父汗親生一女與我爲妻，則我永賴父汗以生。”(《滿文老檔》“太祖皇帝”第一冊《丁未年至庚戌年·與明修好及烏拉布佔泰覲見》)
甚至蒙古王公如厄魯特貝勒在誓詞中，再三強調努爾哈赤待他“如子如嗣”(《滿文老檔》“太祖皇帝”第五十七冊《天命八年七月·蒙古兀魯特諸貝勒之誓言》)，日本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的《滿文老檔》直接寫作：“英明汗仁愛我等，有如親子。若背逆汗父而行，乞上蒼明鑑。”
《舊滿洲檔》天命十年五月十四日，努爾哈赤“命近身侍衛及衆大臣稱父貝勒，乃爲識別其厚愛也”。就是到了康熙、雍正朝，大臣侍衛還是經常稱皇帝爲主子父親。就連康熙的叔岳父、首輔索額圖，也敬稱侄女婿皇帝爲主子父親。當然，這也是皇帝所謂的君父。
多爾袞想做皇帝，也在精心謀劃，但在機遇不得的情勢下，想到了做皇帝的“君父”。
多爾袞明白，他不是皇帝，也需要對皇帝行跪拜之禮。只有做了皇帝的父親，就是做了天下臣民的皇父，就能徹底免除跪拜之禮(順治四年十二月，免多爾袞跪拜之禮，那是皇帝給的特殊照顧，如過去加九錫、入朝不趨，而不是朝廷制度規定的天下共識)，與皇帝一同分享臣民的跪拜之禮。
多爾袞自然想效乃父仁愛，與小皇帝以父子相稱，拉近“如子如嗣”的關係。多爾袞正式稱“皇父攝政王”，是在順治五年十一月，但根據滿文檔案記載，早在順治元年十月，爲多爾袞崇隆首功、建碑紀績時，就有“攝政父王多爾袞”的明確字眼。只是漢文筆記的《清世祖實錄》爲了嚴格區分“阿瑪王”的血緣關係，而在順治元年十月初三日丁巳條記錄此事時，還是寫作“攝政王多爾袞”，也不按兩天前即初一日，順治帝赴南郊天壇告祭天地時祝文中滿文所書的“叔父睿親王”，也不是七天後即初十日正式加封的“叔父攝政王”。
於是，他成了皇帝與天下臣民公認的“皇父攝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攝政王行之。儀仗、音樂、侍從、府第，僣擬至尊”(《清史稿·多爾袞傳》)，故強迫順治帝下旨，承認他是皇父攝政王，儼然以“二帝”之一自居，而不是做太上皇。
多爾袞何其聰明，難道不知道太上皇只是虛榮，而未必是皇帝?
漢高祖稱帝后，就曾封了其父太公一頂太上皇的帽子。就是唐高祖李淵、唐玄宗李隆基一旦禪位做了太上皇，也只有被兒子皇帝欺辱的份。
精通權謀的多爾袞，定鼎中原獨攬大權後，要的是諸王與天下臣民對他的臣服，而非象徵性的尊崇。
這也與他到皇宮內院散播太宗繼位不正的事情吻合，他對帝位還是有熱熱的慾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