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劉裕北伐的讀者，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劉裕北伐眼見就要成功了，劉裕爲什麼放棄了?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北伐”，失利者有之，得勝者也不在少數。但恐怕古往今來卻只有劉裕一人在北伐成功的節骨眼主動且匆忙地放棄勝利果實——劉裕這麼做，圖什麼?
一、北伐與南歸
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八月，一手把持東晉朝政的劉裕組織大軍北上。這一次劉裕選擇的對手是後秦。彼時最符合做他對手的也只剩後秦：義熙六年(410)，南燕爲東晉所滅;義熙七年(411)，嶺南的動亂被平定;義熙九年(413)，巴蜀地區被併入版圖;義熙十一年(415)，奪取荊州、江州一帶的東晉大軍班師回朝。
這次出兵後秦，東晉正抓住了其因帝位更迭而陷入內亂的時機。再加上劉裕制定了合理的策略，並派出了規模足夠龐大的大軍，這次北征進行得相當順利。次年八月，後秦都城長安被破，後秦君臣投降，劉裕即成功取得北伐的最大勝利果實。
但讓人驚詫的是，在入主長安後，劉裕又迅速整頓大部隊南歸。南歸後，先前攻下的後秦領土很快因防守不利而落入胡夏的赫連勃勃之手。劉裕本人，則在東晉迅速撕下僞裝，先後絞殺晉安帝，扶持傀儡帝王司馬德文，並最終自立爲帝。
二、南歸與天命
雖說北伐推進得極爲順利，但東晉也不是沒有付出相應的代價。再者，在劉裕南歸後，東晉也迅速失去了新佔領的大片土地。因而按照人之常情，劉裕那時候應該爲胡夏的截胡而捶胸頓足，甚至重新整兵北上，而不是連佈置都不完善就匆匆撤走大軍，並在南歸後迅速推進改朝換代。
那麼劉裕到底爲何做出如此不合常理的決策呢?其實這背後的原因還真不是劉裕能拒絕的。
首先，劉裕做出南歸決定之前接到了劉穆之突然去世的消息。劉穆之是劉裕麾下一名要員，在劉裕北伐期間負責統攬朝政。雖然此時的劉裕已經實際上掌握了東晉的大權，但朝中忌憚甚至反對他的勢力也不在少數。故而當定海神針劉穆之突然因病辭世，劉裕不得不面對二選一的難題：是及時率大軍趕回都城穩定大局，還是留重兵於長安鞏固對新領地的統治。在劉穆之去世的前提下，劉裕會作何選擇顯而易見。
其二，劉裕南歸後的迅速稱帝與所謂“天命”有關。十六國時期的東晉是一個宗教氛圍十分濃厚的國家。即便個人實力強勁如劉裕，也十分篤信天命一類的思想。
劉裕對於天命的在意，在義熙三年(407)劉穆之向其的一番進言中就可以看出：“昔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遂爲守藩之將邪”。作爲劉裕信任的心腹，劉穆之自然是不會敷衍劉裕的人——這正好證明了天命在劉裕心中的地位，不然“天命已移”也不會成爲劉穆之用來說服劉裕的第一理由。而在南歸後接連受封宋王、接受九錫，乃至於元熙二年(420)正式稱帝，也與劉裕所篤信的天命息息相關。
三、符瑞與造宋
在劉裕稱帝前後，東晉朝野出現了諸多“符瑞”，甚至連不戀紅塵的高僧在圓寂前都留下“嵩高靈神雲，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餅爲信”之類的遺言。如果說此前劉裕積累軍事、政治力量還是在爲易代進行物質上的準備，那麼這些玄乎的符瑞和預言，就無疑成了劉裕易代的精神上的準備。
且除了天命，劉裕長久以來還人爲製造易代的文化氛圍。雖然劉裕本人是一位從基層崛起的武夫，但他很早就認識到了文化對於統治力的影響。
東晉繼承西晉的門閥之分，士族與普通百姓之間橫亙着巨大溝壑——劉裕起初即是站在士族的對面。但隨着實力的增強和權力的擴大，劉裕產生了拉攏士族的客觀需要。爲了實現這一目的，他採取了極爲耗時卻也十分好使的一招：尊重文化，主動學習，並鼓勵士族去進一步書寫。
在劉裕北伐後秦期間，劉裕的上述策略也在繼續施行。一些士族以幕僚等身份跟隨劉裕出征，期間或領命歌頌，或自發抒情，將劉裕和東晉大軍一路的成就悉數書寫。在真刀真槍拼出來的戰功和奪取的土地面前，文人的筆墨乍一看並不重要。可積累起來，劉裕通過北伐卻獲得了士族事實上的大規模肯定。許多士人也在北伐期間徹底轉向支持劉裕。
所以當最後一大對手被消滅，劉裕的文化拉攏政策也得以告一段落。換句話說，他在士族之中的美名已經足以引起一場質變。易代過程中最重要的聲名問題劉裕已有解決的軟實力。
穩定後方的心腹突然辭世;支持自己易代的“符瑞”和預言頻頻出現;最可能否定自身正統性的士族已被拉攏，易代的氛圍已經足夠濃厚——這些有利、不利的條件疊加在一起，劉裕又怎會舍東晉而優先後秦故土呢?當然是立刻回中央，繼續自己的統一天下之大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