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鄉隆盛(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被譽爲日本最後的武士。
西鄉隆盛，對中國王陽明的陽明學說有相當高的造詣。
他曾經兩次頂撞薩摩的長官，被流放荒島。每次流放總會帶上陽明學、儒教的書籍，即使是在貧瘠的荒島上遭受牢獄之災也不斷地提高完善自我。
他是一個非常清正廉潔、清心寡慾的人。他經常說，如果是位於人上施政的話，必須是那些不談錢財，不求回報甚至能夠舍卻生命、忘卻自我的人。他自己也是言行一致，身體力行的人。
最早接觸王陽明思想(在日本稱爲“陽明學”)的日本人是日本禪僧了庵桂悟。正德四年(1510年)庵桂悟奉國王足利義證之命，以83歲高齡遠使中國，與王陽明會晤。回國前，王陽明作序一篇相送。
陽明學在日本的真正開創者應是中江藤樹(1608-1648年)，1644年37歲時獲《王龍溪語錄》讀之，後又讀《陽明全書》，大有所獲，乃賦詩曰：“致知格物學雖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夏陽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
此時，陽明學還只侷限於少數的精英階層，並未被當時的德川幕府民主所廣泛接受。在1790年(寬政二年)，德川幕府發佈“異學禁令”，將朱熹學說定爲唯一正統思想，陽明學則被視爲異端的謀反之學。
直至幕府末期，陽明學纔再度興起。在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兩次鴉片戰爭期間，日本也未能倖免，美國的“黑船”敲開了日本國的大門。上天賦予日本的幸運是，當時日本的社會是“天皇”與“幕府”二元結構。國難當頭之際，成了革命者“推翻幕府、恢復天皇”的最佳時機。
幕府末期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吉田松陰(1830-1859年)，他認爲王陽明的《傳習錄》“皆言會當心”。他主辦的學塾培養了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維新志士，據說其門下八十位弟子中，有近半數爲明治維新作出過傑出貢獻，其中就包括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被稱爲“明治維新三傑”。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年輕時即爲好友(雖然明治維新後分道揚鑣)，曾同時師事吉田松陰門下。大久保利通精通陽明學和禪學，其父便是陽明學、禪學學者，自小便受薰陶。西鄉隆盛平生最信服陽明學，隨身攜帶陽明的書籍，從不遺忘(毛澤東年輕離家時曾引用過西鄉隆盛的“埋骨何須桑梓地”這首詩)。
陽明學的核心即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本來就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無私慾之蔽，不需外添一分;致，就是發掘人的良知，去掉自己心中不正的東西，就可符合心中本有之正。王陽明有一首詩：“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也稱爲“四句教”。
西鄉隆盛主張，學習陽明學應該“自得於心”，以利用“較量格鬥”，也就是“知行合一”，不然的話，“空讀聖賢之書，如同觀人劍術，無絲毫自得於心”。
最能體現西鄉隆盛生活準則的4個字就是，敬天愛人。
敬天愛人：敬畏上天，關愛衆人。
所謂敬天，就是依循自然之理、人間之正道——亦即天道，與人爲善。換言之，就是堅持正確的做人之道;
所謂愛人，就是擯棄一己私慾，體恤他人，持利他之心。
在明治維新時期，受到西鄉隆盛思想薰陶的人們，將西鄉隆盛的訓誡編纂成冊，留於後世，即《南洲翁遺訓》。
道乃天地自然之道，故講學之道，在於敬天愛人，以克己修身爲始終也。
克己之真義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 “不主觀、不獨斷、不固執、不唯我”)。
凡人皆以克己成，以縱己敗。
觀古今人物，事業初創之人其事大抵十之成七八，餘二三終成者稀。蓋因初能謹言慎行，故功立名顯。然不覺愛己之心起，恐懼慎戒之意弛，驕矜之氣漸漲。恃既成事業，苟信己萬般皆能，則陷不利而事終敗，皆自招也。故克己，人未睹未聞處慎戒也。
志學者，必宏大規模。然，唯此偏倚，或疏於修身，故須始終克己修身也。宏大規模以克己，男子者容人，非爲人容，書古語以授：恢宏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
試問期古人何許意哉?堯舜爲圭皋，孔夫子爲師也。
行道者，固逢困厄，立何等艱難之境，事之成否、身之死生，無關也。人者，事有擅否，物有成否，自然亦有心動搖之人。人行道，蹈道無擅否，亦無成否。故盡行道樂道，故逢艱難，凌之，愈行道樂道。予自壯年屢罹艱難，故今遇何事，皆不動搖，實乃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