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後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但它的起點是很低的。德川幕府末期與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日本連最起碼的國家獨立和主權完整都成了問題，更遑論國際地位和競爭力。爲了儘快甩掉不平等條約，實現與歐美強國爲伍的目標，日本選擇了武力擴張。它認爲武力擴張是彌補其經濟發展先天不足的最好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日本繼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武力擴張的第三場大仗。對日本來說，這是一個趁火打劫的好機會。日本統治集團企圖緊緊抓住這次機會，以最小的成本，攫取最大的利益。
一舉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
戰爭期間，日本以武力爲背景，不但對中國領土進行直接的軍事佔領，而且在經濟上也大大加快了對華擴張的步子。它通過給中國的反動政權提供龐大的交通、通訊、森林、礦山開發等借款方式，迅速擴大在華投資，同時趁歐美等國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之機，大幅度增加其在中國市場的貿易額。
從1916年到1919年日本對華出口增加了159.6%，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佔比從1913年的23%增加到1918年的43.5%。對華投資額由戰前的第四位一舉擴大到與佔首位的英國不相上下。
一戰給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帶來了驚人的變化。最明顯的是，一戰後，日本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1914年農業在各部門生產額中所佔比例爲45.1%，工業爲44.5%，而1918年工業上升到56.8%，農業則下降到35.1%。
在金融方面，一戰前日本是一個債務國，負債達12億日元。它並不具備從經濟需要出發進行資本輸出的實力，相反它本身還是一個外資輸入國。參加辛亥革命後的六國借款團時，日本認領1913年中華民國政府的鉅額善後借款，所需資金全部是靠在歐洲發行公債，然後再轉手從政治軍事目的出發，強行對華資本輸出。這不僅反映了日本資本輸出的特點，也說明了一戰前日本的金融狀況。一戰後，日本一變成爲擁有28億日元的債權國。包括英法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都欠有日本的戰債。日本的黃金儲備1914年爲3.5億日元，到1919年底已超過20億日元。
在貿易方面，1914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均不足6億日元，總計不足12億日元，而1919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42.7億多日元。1915年至1918年四年間的貿易順差就達到14億日元。從1915年到1918年，日本對歐洲的出口額增加60%，對亞洲增加125%，對南美增加629%，對非洲增加1002%。日本商船總噸數1913年爲230多萬噸，1919年增加到410多萬噸。
在產業方面，工業生產總額由1914年的13.71億日元增加到1919年的67.37億日元，增加率爲391%。
由於戰時對海運業的需求驟增，造船工業的發展尤爲迅速，1919年造船量達63萬噸，是戰前的7倍半。
在軍事方面，一次大戰後日本已躍升爲僅次於英國和美國的世界五大海軍強國之一。不僅如此，在對中國和遠東的角逐中，日本所處的戰略地位甚至要優於美國。日本除了在臺灣、琉球設有海軍基地，在庫頁島、千島羣島設有軍事據點外，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攫取的原德國殖民地馬里亞納羣島、加羅林羣島和馬紹爾羣島建立了軍事要塞，從而它可以指揮自如地調度自己的艦隊，在整個太平洋海域與美國對抗。
軍費擴張引起列強警覺
一戰使日本在列強爭霸的國際格局中坐到了前排，成爲暴發戶。同時也進一步刺激了它的胃口，使它堅信武力擴張是稱霸東洋、後來居上的最好手段。一戰後，日本開始推行龐大的海軍軍備擴張計劃，決定再建造14艘主力戰艦。1920年日本直接軍費已經佔到國民支出的46.8%。日本的目標是建立海軍強國和世界政治上的一等國。
日本的擴張勢頭和它無限增大的胃口，引起了列強的警覺和抵制，特別是日美之間的矛盾急劇升級。在中國問題上，日本與美國的立場有着巨大的差異，甚至是完全對立。美國不承認日本的獨霸性擴張，堅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認爲中國對美國同樣重要。戰後，美國憑藉其資本主義世界新霸主的地位和實力開始了反擊。1921年8月，美國政府正式邀請日本政府參加華盛頓會議，討論裁軍和遠東問題。
美國通過華盛頓會議，達到了三個目的，其一是通過海軍裁軍條約，遏制了日本迅猛增長的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其二是通過《四國條約》，摧毀了日本武力擴張的最大支柱——日英同盟;其三是通過《九國公約》，重申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否認了日本在中國的所謂特殊地位。
在列強的聯合進攻面前，日本選擇了讓步，退出了一戰期間攫取的大部分在華權益，並按照條約規定開始裁減陸海軍。但是對美國的仇恨與新的戰爭準備也同時開始了。
經濟危機催生另一場侵略戰爭
1928年6月，日本內閣召開了東方會議，拉開了對華盛頓體系正面挑戰的序幕。會議從是年6月27日到7月7日，開了整整10天，專門研究圍繞中國問題的國內外形勢演變及日本的對策。會議確定的《對華政策綱要》，與華盛頓體系精神大唱反調，《綱要》不贊同《九國公約》的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而是堅持排他性的日本在華特殊地位與特殊權益論。明確宣告，中國特別是東三省地區，對日本具有重大的利害關係，如果有動亂波及這一地區，損害了日本的特殊利益，不論來自何方，都要堅決予以制止。東方會議形成的《綱要》成爲日本以後對華政策事實上的指導方針。
而1929年——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成爲日本再次挑起戰爭的導火線。
這場危機徹底改變了一戰後形成的世界經濟秩序，也改變了日本賴以生存的國際經濟環境。日本一戰後首要的海外市場美國在經濟危機打擊下購買力急劇下降，使日美貿易形勢不斷惡化。特別是日美生絲貿易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使日本失去了一條最大的出口換匯渠道。由於生絲在日本經濟運轉中的槓桿作用遭到破壞，“出口生絲-購進原棉-出口棉製品-購進重工業、化學工業產品”這一日本經濟的運行鏈條從根本上被切斷。在這裏，中國問題的重要性被格外突出出來。
日本統治集團認爲，要想擺脫危機，必須從根本上實現日本工業對歐美列強的完全獨立，爲此，必須找到一個穩定可靠的替代市場，以徹底解決日本經濟的出路問題。這個替代市場只能是中國。日本把中國，特別是中國東北的地位和作用，擡到了對日本生死攸關的高度，提出了所謂“滿蒙是我國的生命線”的口號。
另外，日本也清楚地認識到，隨着對中國侵略和掠奪的不斷升級，與美國的矛盾將進一步激化，對美戰爭將不可避免。1931年3月，日本關東軍參謀板垣徵四郎在分析日本若採取行動可能引起的國際反應時說：“如若太平洋颳起風暴，必定因中國問題而起，如若有誰對帝國解決滿蒙問題出面干涉，必定是美國無疑”。不過，日美經濟關係的破壞也使日本減少了對美開戰的顧慮，從而進一步堅定了對美戰爭的決心。
直到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打響了摧毀華盛頓體系的第一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