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隱權力》，吳鉤著，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權力排名學”
“衙門”這個詞，我總是聯想到它的諧音“爺們”。事實上，衙門就是由一大幫“爺們”構成的。以清代縣衙門爲例：
正印官知縣，秩七品，一縣最高行政首長，老百姓尊稱爲“太爺”；知縣手下有一班供其差遣、具體執行公務的書吏、衙役，也被小民尊稱爲“差爺”。另外，朝廷通常還給州縣配備了若干佐貳官，作爲縣太爺的副手；縣丞，秩八品，縣衙的第二把手，相當於常務副縣長，人稱“二太爺”；主簿，秩九品，分管糧馬或治安的縣衙第三把手，人稱“三老爺”；典史，未入流，分管一縣治安，縣衙第四把手，人稱“四老爺”。
以上四位“爺們”（知縣、縣丞、主簿、典史），是進入行政序列的朝廷命官，具有正式的國家幹部身份。除此之外，衙門還有一幫人物，並非國家幹部，勝似國家幹部，也絕對稱得上“爺”。
首先是幕友，俗稱“師爺”，即知縣私人出資聘請的行政顧問、行政祕書、行政助理，但地位比現在的縣長助理之類高，與知縣大人以賓主相稱。一個小縣少說也要有兩位師爺，分理錢穀（稅務）與刑名（司法）；大的縣份，師爺則多達七八位乃至十多位，除了錢穀師爺、刑名師爺，還有什麼書啓師爺（起草公文）、賬房師爺（財務會計）、知客師爺（招待賓客）、掛號師爺（掌管函件），等等，以致清代有“無幕不成衙”之諺，幕友又以紹興師爺爲著，所以又有“無紹不成幕”之說。
知縣僱用的長隨、家丁，即官之僕役，地位雖卑，但僕以主貴，也被稱爲“二爺”。他們的工作是爲縣太爺辦差、跑腿、伺候左右，根據分工不同，長隨有門丁（傳達室大爺）、跟班（生活祕書）、司倉（倉管員）、管廚（後勤）、司籤（辦公祕書）等。有的衙門，“二爺”還有自己的跟班隨從，供自己使喚，俗稱“三爺”，又稱“三小子”，說白了，三小子就是僕役的僕役。平日知縣有事要吩咐胥吏衙役，按例由門丁傳諭，不過門丁並不親自傳喚，而是轉頭叫“三爺”去跑腿，受傳喚的胥吏衙役進入內衙，也由三小子陪領。
衙門裏還有另一批人也被稱爲“三爺”，即舅爺、姑爺、少爺的合稱，我在這裏用來泛指官親，官員的遠親近戚乃至乾親熟人，都可以歸入官親之列。古人外出當官，常常拖家帶口赴任，親朋好友也會跟隨着到任謀個差事。現在所謂的“裸官”，在以前是很少見的。
以上三類“爺們”（師爺、二爺、官親），大致屬於前人所說的“無官之責，有官之權”的隱權力者。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是：作爲隱權力者的三類“爺們”，與具有正式官員身份的“佐貳老爺”相比，誰的權力更大？誰更受到吏役、百姓的敬畏？
這裏我賣個小小的關子，先來轉述一段《官場現形記》的故事：
話說湖北武昌省城有一座龍華寺，很是繁華，合城文武官員，空閒時候都走來“隨喜隨喜”（指捐獻香油錢）。寺裏方丈只管清修，不問別事，執事的另有知客僧，專管應酬客人以及同各衙門來往。這龍華寺裏的知客僧，法號善哉，能言會道，非常有人緣，當知客僧不上一年，凡是湖北省裏的貴官顯宦，豪賈富商，他沒有一個不認得，而且還沒有一個不同他說得來。他更有一件本事，是這些大人老爺們的太太，尤其沒有一個不喜歡到他寺裏走動。
有一次，善哉和尚搞了一個超大型的水陸道場兼募捐儀式，廣發請帖，邀請達官貴人蔘加這次水陸功德。善哉和尚竭力張羅，把寺裏寺外陳設一新。男客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是提、鎮、司、道以及督、撫衙門的幕友、官親；二等是實缺、候補府班以下人員至首縣止，同着些闊佬商家，什麼洋行買辦，錢莊匯票等字號；三等乃是候補州、縣，以及佐貳各官，同尋常買賣人等。女客席座也分三等，同男客不相上下。
中國人在排座次上的學問一直是博大精深的，以前我在某市電視臺當記者，入門功課就是記熟市領導的排名，哪個名字在前哪個名字在後，哪個領導上鏡五秒哪個領導上鏡四秒，都有講究，絕不能弄錯。這個善哉和尚乃佛門中人，按理應該講“衆生平等”，不過他果然是“知客”的天才，深諳俗世凡塵的“排名學”，將來賓的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享用上等席位的VIP貴賓包括提督、鎮總兵（他們是駐武昌的高級武官，相當於省軍區的司令、軍長）、布政使與按察使（副省級領導）、道員（相當於地區行署專員）以及督撫衙門的幕友、官親，湖廣總督與湖北巡撫，大概沒有屈尊參加這種宗教活動，否則，那一定是VIP中的VIP了。二等貴賓席所坐的是實缺、候補的知府級官員和首縣（省衙門駐地知縣），還有一些闊佬商家，主要是金融界與外貿界的成功人士。至於州縣領導以及佐貳官，則安排在三等席位上。
這三等席位，是根據什麼標準進行排次的呢？第一，肯定不是全然按照來賓的官職高低來排序，因爲督撫衙門的幕友、官親並不具備領導身份，卻能列席VIP上等貴賓席，那些“洋行買辦、錢莊匯票”的老闆們，也不是官員，但席位卻在州縣領導之上。第二，這也不是完全按照來賓的財產額排名，因爲“洋行買辦、錢莊匯票”的老闆們顯然財大氣粗，卻沒有資格進入VIP席。
如果引入“隱權力”的參考系數，我們一定會恍然大悟：善哉和尚原來是根據來賓所擁有的實際權力值（實際權力＝正式權力＋隱權力）作出不同檔次的“知客”待遇的。提督、鎮總兵、布政使、按察使、道員都是地方高層領導，正式權力很大，是當然的VIP；督撫衙門的幕友與官親，雖然不是朝廷官員，但與高層領導關係非同一般，隱權力不容小瞧，所以也坐了上席；由於晚清之時，商人的社會影響力（隱權力）日益顯著，因而那些商界的闊佬們，也能享受到與中層領導同等的招待。
而坐在三等席位的“佐貳各官”，雖說也是戴官帽、着官服的，也各自有獨立的衙署，看起來似乎風光體面，實際上卻有職無權，權力完全被正印官架空，比如清代定例：佐貳官不準擅準詞訟，不得擅系犯人算功。難怪他們被安排到最下等的席次，同“尋常買賣人”一般待遇。
從知客僧善哉的“權力排名學”，我們可以得出前述問題的答案了—衙門中的師爺與官親，遠比那些具有正式官員身份的“佐貳老爺”更有權力、更受尊敬。
“權力虧虛”與“權力虛高”
借用一個醫學術語，我將佐貳官的權力短缺狀態稱爲“權力虧虛症”，其主要“症狀”是油水不足、肚皮乾癟，因爲沒有人買他們的賬。我們繼續轉述《官場現行記》的故事：
話說湖北蘄州有個新任吏目（吏目是州的佐貳官，從九品，協助正印官掌管治安巡捕之事），叫做隨鳳占，花錢買了個“藍翎五品頂戴”，請了漆匠將“五品頂戴賞戴藍翎蘄州右堂”的頭銜製成招牌，帶着上任。
到了蘄州，照例先去稟拜知州大老爺。先見了門政大爺，送過門包，自然以好顏相向，彼此如兄若弟地鬼混了半天。見過知州大人之後，還不敢告退，凡是衙裏官親、師爺，打賬房起，錢穀、刑名、書啓、徵收、教讀、大少爺、二少爺、姑爺、表少爺，由執帖門丁領着，一處處都去拜過。也有見着的，也有擋駕的。連知州大人一個十二歲的小兒子，他還給他作了一個揖。一個州衙門已經大半個走遍了。出來之後，仍在門房裏歇腳。門口幾位拿權的大爺，是早已溜得熟而又熟，便是知州大老爺的跟班，隨鳳占亦都一一招呼過。三小子倒上茶來，還站起來同他呵一呵腰，說一聲“勞駕”。
按照例規，蘄州當地的煙館、賭場、窯子、當鋪，每逢三節（春節、端午、中秋）是要向吏目致送節禮的，隨鳳占接任的時間是臘月，臨近春節，他生恐怕節禮被前任預支，急急趕來上任。誰知有兩家當鋪的節禮還是被前任先收了，也就四塊銀元。隨鳳占心想：“煙館、賭場、窯子等處是我吃得住的。唯獨當鋪都是些有勢力的紳衿開的，有兩家已被前任收了去，年下未必肯再送我，豈不白白地吃虧。這事須得趁早向前任算回來，倘若被他走了，這錢問誰去找呢。”主意打定，立刻親自去向前任要錢。但前任不給，兩個人吵得不可開交，最後拉扯着要去交知州大人。
來到知州衙門大門口，兩人又都用死力揪住不放，幾位門政大爺正在門房裏打麻雀牌，見狀，一齊上前喝阻。隨鳳占說了原委，只聽一個打牌的人說道：“真是你們這些太爺眼眶子淺！四塊錢也值得鬧到這個樣子！我們打麻雀，只要和上一百副就有了。四塊洋錢什麼稀奇！我昨天還輸了四十多塊哩！”另一人說：“老哥，誰能比得上你？你們錢漕大爺，一年好幾千地掙，人家當小老爺，做上十年官，還不曉得能不能賺到這個數目！”錢漕大爺道：“我有錢賺，我可惜做不着老爺，他們大小總是皇上家的官。”衆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把個隨鳳占同前任羞得無地自容，也深悔自己孟浪，如今坍臺坍在他們這一班奴才手裏。
看看隨鳳占的名頭：“五品頂戴賞戴藍翎蘄州右堂”，似乎很能嚇唬人，其實這個頭銜沒有半點權力含量，只能用來向當地煙館、賭場、窯子、當鋪收幾塊大洋的保護費，紳衿開的當鋪還不敢十分招惹，對知州衙裏的官親、師爺、門政，更是執禮周到，連對知州大老爺的跟班和三小子，也要儘量套近乎。不是隨鳳占這個人爲人謙卑識禮，而是權力不如人。權力大小，可以體現在可見的權力收益上，協助知州徵收錢漕的長隨一年有好幾千兩銀的收入，佐貳官隨鳳占卻要爲區區四塊大洋斤斤計較乃至大打出手，這幾塊錢還不夠州衙僕役們打麻雀牌。
可見“二爺”們（衙門僕役）掌握的權力，也比佐貳官的那點職權更管用。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隨園詩話》中有一句話說：“衙門自以總督爲大，典史爲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史，則亦寧爲典史，而不爲擔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尚屬朝廷命官。”袁枚是用衙門的比喻來說明學詩應自成一家，別跟在名家屁股後做“挑水夫”。事實上，總督衙門的擔水夫，那當然是比典史等佐貳官更吸引人。
如果說，有職無權的佐貳官是“權力虧虛”，那麼，無職有權的官親、長隨等隱權力集團，則得了“權力虛高症”。我用“虛高”這個詞來隱喻官親、長隨在名分上本無合法權力，但實際上隱權力卻高得離譜，主要表現爲：油水足，權力收益豐厚，大夥爭着討好送禮。關於長隨的權力收益我已有專文討論，這裏主要探討一下官親的權力值。還是引證《官場現形記》的故事：
話說湖廣總督湍制臺有個姘頭，叫寶丫頭，後來收爲乾女兒，併爲她找了一個夫婿—武昌城本標右營代理遊擊（軍區中層武官）戴世昌。這戴世昌自從做了總督東牀，有了靠山，自不免有些趾高氣揚，眼睛內瞧不起同僚。他的幹丈人也果有勢力，成親不到三月，便把他補實遊擊，代理官轉爲實缺官。除了尋常差使之外，又派了一隻兵輪委他管帶。人家見他有此腳力，合城文武官員，除了提督、鎮總兵、兩司之外，沒有一個不巴結他的，就有一班候補道也都要仰承他的鼻息。在龍華寺的水陸道場上，戴世昌雖是遊擊小官，但因是湖廣總督的乾女婿，所以也坐了第一等客位。
湍制臺的乾女兒寶丫頭（現在應該改稱“寶小姐”了）比丈夫還厲害，真正是小人得志，弄得個氣焰熏天，見了戴世昌，喝去呼來，簡直像她的奴才一樣。後來人家走戴世昌的門路，戴世昌又轉走他妻子的門路，替湍制臺拉過兩回皮條，一共也有一萬六千兩銀子。湍制臺受了。自此以後，把柄落在這寶小姐手裏，索性撒嬌撒癡，更把這乾爸爸不放在眼裏了。
寶小姐有一樣脾氣，是歡喜人家稱呼她“姑奶奶”，不要人家稱她“戴太太”。你道爲何？她說稱“戴太太”，不過是戴大人的妻子，沒有什麼稀罕；稱“姑奶奶”，方合她是制臺幹小姐的身份。她常常同人家說：“不是我說句大話，通湖北一省之中，誰家沒有小姐？誰家小姐不出嫁？出了嫁就是姑奶奶。這些姑奶奶當中，哪有大過似我的？”她既歡喜奉承，人家也就樂得前來奉承她。有些候補老爺，單走戴世昌的門路不中用，必定又叫自己妻子前來奉承寶小姐。這些太太們同她來往，知道她是闊出身，眼睛眶子是大的，東西少了拿不出手，有些都典當了東西，買禮送她。
那次出席龍華寺水陸道場，善哉和尚對她更是接待周到：備了一間精室，特地買了一張外國牀，一副新被褥和外國紗帳子、鴨毛枕頭，說是預備姑奶奶歇午覺的。牀面前四張外國椅子，一張小小圓臺，圓臺上放着一個精美的果盒，堆着些蜜餞點心之類，極其精緻，說是預備姑奶奶隨意吃吃的。靠窗一張妝臺，脂、粉、鏡奩，梳、篦、金暴花水之類，亦都全備，又道是預備姑奶奶或是午休後或是飯後重新梳妝用的。牀後頭還有馬桶一個。
戴世昌儘管是個小軍官，但當了總督大人的乾女婿之後，立即成爲合省文武官員巴結的對象。他的職務雖沒有大的變化，但實際權力顯然已今非昔比。他的妻子寶姑奶奶雖是女流之輩，在男權社會，是沒有資格當官的，但這並不妨礙她在湖北官場上呼風喚雨，把持權門，充任權力經紀，收取賄金，比戴世昌還搶手。這對夫婦的權力，與其說是科層制內的公共職位所授，不如說是來自他們與總督大人的特殊關係網絡。科層制的權力分配，甚至遠遠比不上關係網絡傳導過來的隱權力有用，爲什麼有職的佐貳官權力不如無職的官親，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戒用官親？
作爲官親的衙門“爺們”，非常容易從關係網絡中獲得隱權力，一旦他們濫用這種權力，惹出禍端，本官往往難以收拾，清代不少官員對此都深有體會，當過師爺和知縣的汪輝祖說：官親滋事，“以法則傷恩，以恩則傷法”、“治婿則礙女，治舅則礙妻”；官場閱歷更豐富的張集馨也認爲：官親“犯事不能懲辦，非如家人（指家丁、長隨）可以驅逐而嚴治之。”
所以，清代官場上有一句諺語說：“莫用三爺，廢職亡家。”此處的“三爺”就是指以少爺、姑爺、舅爺爲代表的官親，誤用官親，後果可能是丟了官、破了家。一些有見識的官員也提倡“至親不可用事”，曾在我家鄉做過知縣的清代能吏李平書還貼出公文告示：“隨任之官親，襄理家務，於公事絕無相干。一切詞訟案件，概由本縣親自主裁，旁人不能稍參末議。如有不法之徒，遇案造謠，謂某官親可託關說，則造謠之人，立時拿送到縣。”
這種戒用官親的思路，與帝國相承已久的“流官”（異地爲官）、“迴避”制度以及批判“任人唯親”的政治哲學，是基於同樣邏輯之上的。“流官”制度也好，“任人唯親”批判也好，“戒用官親”信條也好，其邏輯出發點都是：官場上的熟人關係無可避免地會結成隱權力網絡，對朝廷的正式權力體系造成破壞；爲了防止隱權力網絡的出現，必須將官員隔離在熟人關係之外。
站在科層制的立場上，這種看法無疑是合理的。然而，現代社會所實行的文官制加民主制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土官”（本地人主政）未必就會導致產生出一個私人性的權力關係網絡；“任人唯親”的情況更是民主體制下的家常便飯，民選首長不選擇自己熟悉的人組成領導班子，難道要將權力交給一幫自己不瞭解的陌生“爺們”嗎？那麼，爲什麼人家任用“官親”不會產生隱權力之患呢？
歸根結底，隱權力是否興風作浪，並不在於官親是否獲得權位，而在於權力的日常流動是否嚴格控制在制度性的管道內，這個權力管道是否能保證權力流動的暢通無阻、是否能有效抵禦私人關係網的入侵。
如果制度性的權力管道是斷裂的、堵塞的，如果權力的流通需要藉助關係網絡的隱祕通道，如果私人關係網絡可以輕而易舉地嵌入正式權力管道。那麼，即使“任人唯賢”，那個“賢者”也會積極建立關係網、積累隱權力，晚清一代名臣胡林翼在湖北當巡撫時，就極力討好湖廣總督官文，想方設法走後門拉關係；即使官親們都不在其位，他們還是有隱權力的“爺們”，還是能夠透過關係網絡謀其政，上述《官場現形記》故事中的寶姑奶奶就是明證。
事實上，雖說官諺有云“莫用三爺，廢職亡家”，但在我比較關注的清代官場上，要做到“戒用官親”，簡直是不可能的。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已經知道，朝廷爲州縣配備了一套佐貳班子，衙門又有一大幫書吏衙役辦事，但州縣長官總是帶着自己熟悉、信任的師爺、長隨赴任，並將他們安排到重要的權力環節中。這個州縣長官的私人班底，寬泛點理解，也可以說是“官親”。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州縣長官這麼做也是有道理的，因爲委派熟悉、信任的人去辦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權力能落到實處。但是，由於帝國官場上的權力呈現出瀰漫狀態，而不是嚴格控制在正式管道內，越接近權力中心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獲任正式職務），越能用鍋碗瓢盆撈到不受約束的權力，於是隱權力氾濫成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