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投資用途的角度來看，官員的權力成本可以分爲兩種：一是獲得權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進入官場，首先要拿到官場的入場券;二是初始權力到手後如何維持、保養、增量後繼成本。
在捐納體制下，初始成本較容易計算，比如清代爲了增加財政收入，大開捐例，各類官帽子明碼標價，根據幾份清代捐納銀數的材料，可以製成一個“賣官價目表”。
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則比較麻煩，以張集馨的科考經歷爲例，大略地評估一下他爲獲得官員身份所付出的經濟成本。張集馨從5歲入家塾開蒙，到22歲進京捐監，當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舊時，最大筆的教育成本體現爲支付給塾師的薪水，稱爲“束脩”。根據一些族譜的記載，道光—咸豐年間，江浙一帶家族塾師的束脩每月爲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銀子大約有四兩。
道光元年( 1821年)，22歲的張集馨還未取得生員的功名，便帶着200兩銀子進京讀書。按清代規定，未獲得生員資格的考生，如果想參加鄉試，還有個變通的辦法：到國子監捐個監生，相當於到京城的國立大學當自費生，這叫做“捐出身”，有了國子監學生的身份之後，便可以參加在順天府舉行的鄉試了,張集馨準備走的就是這條路子。
張集馨捐監時還差點兒出了意外，他帶來的銀子被一個親戚借走且不肯還，幾乎誤了捐監大事，幸虧他的當衛千總的兄長恰好押運漕糧到京，才幫他墊付了捐監的費用。道光二年七月，張集馨捐監、印結等手續辦理完畢，八月便參加了順天府的鄉試，結果高中黃榜，成功晉身爲舉人。但在接下來的會試中，張集馨卻榜上無名，三年後的會試，他再一次名落孫山，張集馨一邊鉚足勁兒繼續考進士，一邊接受禮部安排，到一處國立學校當教習，報到時又被索去二十多兩銀子的手續費。
道光九年( 1829年)，張集馨總算中了新科進士，拿到了一張響噹噹的官場入場券。爲着這張入場券，單來計算經濟賬至少也有一千兩銀子了。不過，一千兩銀子的初始成本，與張集馨入仕後爲維持、增持其權力值的後繼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張集馨雖非投機鑽營之輩，不過人情應酬都能隨俗，連他自己也承認：“ 應酬不可謂不厚矣!” 那麼，官場應酬的開銷有多大呢?
張集馨在福建當汀漳龍道臺( 汀漳龍地區一把手)時，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帶着家眷、兵役、隨從等三千多人浩浩蕩蕩打道回鄉，途經漳城。顏總督雖然已去職，但他經營的權力網絡還留在官場上，地方官們自然不敢稍有怠慢，爲了招待這位前領導人，既備酒席，又送上“程敬”(以路費名義送出的禮金 )，共花去公款一萬兩銀。
張集馨記錄得最詳盡的是他任督糧道( 相當於財政廳長 )時的日常應酬情況。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張集馨獲任陝西督糧道，這是一個公認的肥差，被視爲“財神廟住持”。因爲是肥差，陝西的官場接待經費也由督糧道負責，張集馨的工作就是終日迎來送往、請客宴樂，根據張集馨的記述，總計下來，一年開銷(包括每年送給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員的禮金)一般都在五萬兩銀上下，這還不包括送給同僚朋友的經濟援助金。
一年五萬兩銀的支出，即使在官位比較貴的乾隆朝，也夠捐三頂道臺的官帽子了。那麼張集馨收入幾何?按張氏自述，他每年約有六萬多兩銀子的進項，扣除上述公務應酬與私人用度，已所剩無幾。
要在官場上混碗飯吃，與上司、同僚乃至下屬之間多加聯誼是極爲重要的事。因爲權力需要用人情來維持，而人情則需要用接待來維持。這裏的人情，已不是單純的人際交往，而是一種重要的隱權力介質;這裏的接待，也不是簡單的盡地主之誼，而是持有或增持權力(包括隱權力)的必要成本。
而對於那種充當不了隱權力介質的純粹人情，張集馨其實出手並不大方，甚至有點兒吝嗇。比如他給京官們送禮，捨得一擲萬金，可老丈人進京治病向他借兩千兩銀子，他卻沒有答應，只送了300兩，還不大樂意;在陝西當督糧道時，接待要員不敢稍有不周，但老丈人派人來西安向他索要幾頭健騾、幾件狐皮袍，他都沒有答應，甚至覺得老丈人一再索需，“ 未免不近情理 ”。
人情關係既然具有維持官員權力、隱權力的重要功能，那麼我們就不會奇怪：爲什麼帝國官場會發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禮名目，比如“別敬”、“程敬”、“炭敬”、“冰敬”、“三節兩壽”等等。
種種名目的送禮慣例，又總稱爲“陋規”。儘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會給官員規定送禮的義務，但致送陋規的官場守則無疑是所有官員心照不宣並共同遵守的，連禮金的規格都有了約定俗成的標準。在張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間，甚至出現了由省財政部門統籌收取陋規的成例，據《清宣宗實錄》記述，巡撫、布政使與按察使衙門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節壽陋規，由首縣(省衙門駐地的知縣)攤派給各州縣，再由藩司用印札代爲催取。
致送陋規方面的支出，張集馨也留下了詳細的記錄。他被任命爲陝西督糧道時，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禮辭行，共送出別敬一萬七千兩銀子。當時他並無積蓄，錢是向廣東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來的。不過，他任督糧道一年，不但連本帶利還清了借貸，還給儀徵老家寄回一萬多兩銀子，可見督糧道的權力含金量確實非同小可。這筆權力收益當然是來自對百姓錢糧的浮收，張集馨也心中有數，因此“ 心每不安 ”。此外，張集馨記錄在案的別敬還有很多，送出的禮金也是一個大數目。
張集馨37歲任知府，66歲請假回京，宦遊30年，扣除中間被參革職和丁憂離任的10年，主政一方的時間達20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種“敬”究竟有多少呢?據估算，張氏記錄在案的數目，沒有記錄的三節兩壽禮金按較低標準的每年一千兩算，合計起來，20年來他至少送出了十萬兩銀的規禮。
至於張集馨收受的規禮，由於他比較剋制，留下的記錄也較少，所以尚無法估算。不過，若說張集馨完全不收下屬“孝敬”，也不可信，因爲規禮如果只出不入的話，張集馨只能喝西北風去，而晚年張集馨還有餘錢購置田宅產業，給自己捐加頂戴花翎(捐輸兩次，共花去一萬兩銀)。按當時的白銀購買力折算，十萬兩銀值人民幣1500萬元。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給領導送上一千多萬元，顯然是毫無疑義的行賄罪了。然而在晚清官場，陋規雖陋，卻也不全然是賄賂行私。
張集馨擔任陝西督糧道時，陝西的巡撫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根據張集馨的記錄，林則徐每年都接受張氏五千二百兩禮金，但從林則徐在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 )寫於陝西巡撫任上的《析產鬮書》這份遺囑性質的文書中可以看出：林則徐的田屋產業約值三萬兩銀，是他從養廉銀中摳出來購置的，“ 目下無現銀可分” 。他還告訴三個兒子：“ 惟念產微息薄，非儉難敷，各須慎守儒風，省嗇用度。 ”那麼張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兩銀(其他陝西官員致送的禮金姑且不計)到哪裏去了呢?暫時沒有相應的記錄，不過，正如張集馨需要將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來用於官場應酬、人情往來，林則徐爲維持其權力，同樣需要支付成本。
我們當然可以將當時官場上的人情應酬與送禮政治視爲腐敗，但必須看到，這種“腐敗”有“合理”之處。首先，帝國無法提供一種制度化的權力分配預期，官員的權力份額受到各種隱權力因素的侵蝕，爲了保持權力份額不流失，官員需要通過人情網絡來獲得隱權力支持。這在當時叫做“通聲氣”、“保位”、“求升擢”、“以幸提挈”。
張集馨、林則徐都算得上是有良心的清官，但張氏不能不浮收，林氏也不能不收受禮金，否則，他們如何掏得出那麼大數目的權力維持成本?
張集馨晚年對仕途前程深感失望，回想起自己調任地方以來，每次致送的禮金“ 不可謂不厚矣 ”，但自己的官位卻一直停留在布政使上，十年來不得寸進，心中頗爲感慨：我送出了那麼多厚禮，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將我的政績奏報給皇上，應酬送禮有什麼用?張集馨說得有些過激，但事實上，與他“ 舊交相得、推心置腹” 的琦善、林則徐都曾密保過他。應酬送禮究竟有沒有用處，看看張集馨的一次經歷就知道了——
咸豐三年( 1853年)，張集馨在河南布政使任上被頂頭上司直隸總督桂良參了一本，遭革職。桂良爲什麼要彈劾張集馨?寫在奏摺上的理由是張“ 不聽調度，濫用帑金 ”，按張集馨自己的說法，則是因爲桂良“ 欲置人於死地，以泄其借錢不遂之嫌 ”。總督向下屬支借經費，張集馨竟沒有爽快答應，這等於破壞了他與桂良之間的人情關係，被參革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三年後，張集馨起復，署任甘肅布政使，因擔心桂良從中作梗，便委託與他交好的保定知府代爲疏通。保定知府跑去跟桂良說，張集馨以前犯了差錯，現在已非常後悔，希望能拜在總督大人門下，執弟子禮。桂良聽後大悅，給張集馨來了封信，張集馨也趕緊覆信，然後畢恭畢敬趕去拜見，並送上“土宜八色”厚禮，總算修復了他與桂良之間的人情關係。
這是送禮應酬的第一個政治功能：接通隱權力管道，穩定官員的權力預期。
其次，中央財政也沒有給官員提供製度化的公共預算，雖然朝廷也給部分京官和地方官發放一筆“公費”，但基本上入不敷出。地方的辦公費用，通常來自種種名目的陋規，這些陋規收上來到底算地方財政還是個人所得，往往分不清，似乎用於公務就算公款，用於個人開銷就算私款，可是，有些支出，究竟算用於公務還是私務也很難說得清。此外，清代官員用於聘請幕友佐政的開銷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不接收陋規，恐怕連辦公都無法維持。
這是送禮應酬的第二個政治功能：彌補公共財政之不足。
張集馨曾以“ 政由賄成 ”來評價他身處的官場，這四個字正好透露了“權力成本學”的祕密：權力的行使謂之“政”;“賄 ” 說好聽點是各種“敬”，說難聽點就是陋規，總之就是權力的成本，不支付這個成本，“政”即“不成”，權力即運轉不靈。恰如其分的“賄”是維持權力正常運轉的必要成本，超出合理限度的“賄”才被帝國的官員們當成腐敗。清官與貪官的區別，不在於“賄”之有無，而在於“賄”之程度。“敬”也好，“賄”也罷，從表面上看，是由處於權力下游的官員支付的，但歸根結底，所有的權力成本都得由納皇糧的老百姓來買單。
康熙皇帝曾宣佈永不加賦，朝廷給一個州縣配備的領薪官員一般也不足十人，支付給朝廷命官的正式薪水也不算高，按道理說，維持帝國這部權力機器運轉，成本應該不至於太高。然而，除了正式的領薪官員，晚清官場上還寄生着一幫數目非常龐大的隱權力集團，他們也要咀嚼民脂;除了正賦，帝國還有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的附加稅，再加上其他苛捐雜稅，小民作爲權力成本的最終承受者，早已苦不堪言。正如張集馨所說：“ 小民終歲勤動，所得幾何?赴倉納糧，任聽魚肉而不敢一較!” 而當權力成本膨脹到小民不堪重負，決心“一較”時，距帝國的整部權力機器完全癱瘓，估計也爲時不遠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