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個非常需要花費時期和精力的事業。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教育更是成爲了貴族特有的特權。即使到了清朝晚期，甚至是民國，中國依然有大量的文盲人口存在，這是因爲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整個社會爲之付出大量的財富和精力。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人們終日勞作，連基本的溫飽問題都得不到解決，哪兒還有餘力去學習呢?另外，作爲思想控制的一個手段，教育歷來也被當政者認爲是愚民政策的重要一環，他們特地限制了平民教育的發展。
所以孔子之所以偉大，並非是說他寫下了《春秋》，而是它開闢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但是孔子所收的弟子，儘管號稱平民，但是他們依然也是沒落的王公貴族。因爲孔子雖然不收學費，但是當時也有一個說法，叫做“束脩”，意思就是要上學，還要給老師背一些肉乾、肉脯之類的禮物。
連飯都吃不飽，還能吃得起肉，你看這樣的家庭肯定就不是等閒之輩了吧!(至聖先師孔子)那麼從古到今那麼多的文盲人口，他們的日常交流是怎麼做的呢?難道真的像文言文說的一樣，動不動就要之乎者也嗎?很顯然，這是不可能的。文言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敘事邏輯和體系，完全脫離於口語而存在，這裏強調的是文言實際是書面語，只用於寫作，不用於口語交流。中國自文字產生，書面語就具有自成一套系統。在古人的生活中，閱讀是文言文，說話是口語和方言。國人的口語另成系統，與文言不盡相同。
倒是和我們今天所通行的口語有相似之處。你想啊，很多文言文都要通過註釋、通假、使動用法來得到體現，如果在日常口語中也運用這手法，日常的交流還能進行下去嗎?要知道，交流的主體還都是文盲，他們怎麼能靈活自如的運用這些技巧?文言文的特點是異常簡潔，概括力非常強;缺點是表達上容易概念化，不容易寫出豐富的層次和細膩飽滿的細節。所以，用文言文記事而十分缺乏場景和人物心理的詳細描寫，更沒有出現如《荷馬史詩》那樣的史學鉅著，古書讀來並不是那麼有意思，大多都是些教條類的聖人之教。
(古人長於記事弱於心理描寫)但是由於文言簡潔，規範性強，是一種易於推廣的標準化文字，這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疆域遼闊，人口衆多的國家的統一與維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像中國明清兩朝出使朝鮮，由於口語不同，朝鮮人與天朝使者交流的時候，都是寫字筆談。他們寫字就是文言文了，畢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怎麼會用下里巴人的口語呢?文言文有獨立的一套使用的敘事方法和系統，文人士大夫，只要是讀過書的貴族階層都會用的、使得。所以，中國的疆域這麼遼闊，即使彼此的方言不同，但是大家還可以交流，哪怕是番屬國，也可以達到交流的目的，這也是中華文化圈形成的基礎。
這一切其實還都要拜秦始皇所賜，他的“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確實影響深遠。中國方言太多了，“三裏不同音，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然而，不論走到哪裏，文字都是相同的，大家讀的書都是一樣的，哪怕是先秦時代的書，到現在大家讀起來的也認得，這是非常神奇的。(半文半白的《金瓶梅》)這些就是中國統一的共同文化及心理基礎，而有共同的、統一的文化及心理基礎，是形成民族的先決條件。所以，中華民族的形成與文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明代建國之後，由於長時期的異族統治，當時中國官僚系統包括民間都產生了文化斷代，所以明朝初年的聖旨基本上都是用古白話，即通俗易懂的白話來寫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普通的老百姓能夠看得懂、聽得明白。你看，朱元璋爲了這件事情，可真是煞費苦心呀!到了明朝晚期，世俗文學開始興起。四大名著除了《紅樓夢》之外，其他三部都是民間故事，或者是說書藝人的基礎上創作的。他的語言特點有一定的口語性質，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半文半白。到五四之後，更是直接用口語進行創作，其書面語與口語基本是保持一致的。(五四運動革了秀才的命)可是，古人就不同了。
古人在用書面語寫作記事時，由於書寫材料的昂貴，他們不得不字甄字琢，這是爲了謄寫(刻木頭)方面的原因。當然，他們在談詩論道的時候可能會用到比較文言的話，但是平時和人交流肯定不會。古代文人對話，雖然用詞比較優雅，但也是平常人能夠聽懂的白話。因此，古代人日常交流使用的，與我們現在的口語是相近的，只是寫文章的時候纔會用那些“之乎者也”，顯示他很有學問，區別於普通的沒有讀過書的老百姓。古代的老百姓也認這一套，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連寫個訴狀，也要找秀才代筆，其中不乏“之乎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