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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朋黨之爭是怎麼回事?蘇軾兄弟爲何和程顥兄弟不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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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宋朝朋黨之爭的相關內容,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朋黨之爭是古代政治中的一個常見現象,可以說貫穿人類整個歷史,有的朝代規模較小,暗流涌動;而有的朝代最爲明顯,針鋒相對,以宋明兩代尤甚。

宋代的黨爭,肇始於北宋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以王安石爲首的新黨變法派和以司馬光爲首的舊黨保守派之間,相互爭鬥,相互貶斥,新舊黨爭前後凡五十餘年,對北宋的政治產生頗大影響。

宋朝的朋黨之爭是怎麼回事?蘇軾兄弟爲何和程顥兄弟不對付?

在王安石和司馬光相繼去世後,黨爭並未停歇,反而愈演愈烈,並且新舊黨派也發生裂變。其中保守派分爲三派,以蘇軾、蘇轍爲首的蜀黨,以程顥、程頤爲首的洛黨,以及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等爲首的朔黨,相互攻擊,不可開交,歷史上被稱爲“蜀洛朔之爭”。

蜀洛朔之爭,起始於蜀黨和洛黨領軍人物的相互不對付,從言語譏諷、互不往來演變到上表彈劾、意氣之爭,然而“鷸蚌相爭”的結果,兩敗俱傷,“漁翁得利”,朔黨乘機掌權。然而也只是暫時而已,到了宋徽宗上臺,重用蔡京,以至於守舊派全部被驅逐出朝廷,此時所謂的“變法派”完全控制權力,直接造成北宋滅亡,這是後話。

宋朝的朋黨之爭是怎麼回事?蘇軾兄弟爲何和程顥兄弟不對付? 第2張

那麼,蜀洛朔之爭,究竟起因爲何?我們就來翻開歷史記載,尋找原因所在。據朱熹、呂祖謙等編撰的《程子微言》,龔頤正編纂的《皇宋治跡統類》,張端義筆記《貴耳集》等記載,蜀洛之爭肇始於司馬光去世的弔唁禮節之爭,各個版本略有差異。

《程子微言》記載:司馬光去世後,朝廷讓程頤主持喪事,弔喪當日,是朝廷祭祀明堂大禮,進行大赦,於是羣臣往賀。然後再去祭弔司馬光,然而程頤認爲“慶弔不同日”,於是蘇軾和蘇轍只好半道折返,蘇軾說道:“鏖糟陂裏叔孫通也。”,意思是指程頤猶如漢代出身不好迂腐的叔孫通。

《皇宋治跡統類》記載:程頤並未主持司馬光喪禮,而是在朝廷明堂典禮大赦後,羣臣稱賀完結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於是程頤說道:“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即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軾遂戲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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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則記載,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程頤堅持認爲古禮“慶弔不同日”,並且以孔子說的“哭則不歌”爲由,不建議人們去弔唁;然而有大臣認爲,即便是孔子說過“哭則不歌”,也沒有說過“歌則不哭”,因而認爲程頤一是太古板,再就是強詞奪理,而蘇軾則開玩笑說程頤就是漢代的叔孫通,因而雙方結緣。

爲何說程頤是叔孫通,惹得程頤生氣?我們先來看看叔孫通此人。叔孫通是秦始皇時的待詔博士,曾經把起義軍說成“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以此諂媚秦二世,因爲被封爲博士(官職)。秦朝末年依附於項梁,項梁死後跟隨項羽,後轉投劉邦,《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其學生指責他:“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漢朝統一後,幫助建立漢代朝儀(大多爲秦代禮儀),被封爲太子太傅。並且參與阻止了劉邦廢除太子劉盈,漢惠帝劉盈即位後,用他制定了宗廟儀法及其他多種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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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叔孫通的評價,頗有差異,司馬遷大加稱讚,認爲叔孫通因時而變,爲大義而不拘小節,稱之爲“漢家儒宗”;司馬光則指責叔孫通媚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又認爲叔孫通說的“人主無過舉”,是文過飾非,不能稱爲大儒。不管後人對叔孫通評價如何,然而叔孫通“面諛以得親貴”是公論,因而,蘇軾把程頤比擬爲叔孫通,程頤自然不痛快。

二人發生齟齬的另一件事,那就是居喪食素還是食肉之爭。《程子微言》記載,有一次是宋太祖忌日(或中元節),在相國寺祈禱,程頤讓僧人準備素食,蘇軾取笑他說:“正叔(程頤字)不好佛,胡爲食素?”,程頤道:“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然而蘇軾則認爲完全不必要,於是讓準備葷食.,並且開玩笑說“爲劉氏者左袒!”,效仿漢代針對呂后的典故,於是程頤同其弟子範淳夫等食素,而蘇軾和秦觀、黃庭堅等食肉,兩派對立,從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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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程子微言》認爲當時宰相爲呂公著,而呂公著凡事經常諮詢程頤,蘇軾蘇轍認爲程頤在中間搗鬼,使得朝廷任命往往提拔程頤派弟子,而壓抑蘇軾及其弟子等,於是這三件事使得蜀派和洛派齟齬,產生對立。

那麼,我們就來分析一下,以上三個原因產生的背景。我們先來看看蘇軾兄弟和程頤兄弟。可以肯定的是,這四位都是宋代傑出的人才,不但對宋代影響甚巨,而且對後世影響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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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蘇轍兩兄弟,和其父親蘇洵,同列“唐宋八大家”之三。蘇軾(1037年-1101年)更是宋代最傑出的詩人、文學家、書法家和畫家,爲北宋中期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蘇轍(1039年-1112年)則是著名文學家,以散文著稱,擅長政論和史論,官至宰相(門下侍郎)。

程顥、程頤兄弟,爲北宋理學家奠基人物。程顥(1032年—1085年)爲進士出身,官至監察御史;程頤(1033年—1107年),布衣出身,曾任崇政殿說書。二程官職不高,然而影響巨大,尤其是到了南宋,朱熹作爲二程四傳弟子,建立“程朱理學”,從而被後代統治者奉爲圭臬,對後世影響尤爲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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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兄弟和程顥兄弟,其風格和爲人處世都不相同。蘇軾爲人豪爽豁達,不拘小節,風趣幽默,結交廣泛;蘇轍爲人沉穩,淳樸無華,論事精確,沖和澹泊;程顥沉靜有智,潛身修爲;程頤至誠教學,誨人不倦。若以對文化的貢獻,四位都是人中龍鳳,然而若以爲人處世而言,二蘇似乎要比二程更爲接近人情,而二程似乎過於嚴肅,近乎虛僞。

就以蘇軾而言,其反對王安石變法,依然敬之交之,不因政見不同而摒棄其人,二人的交往也堪稱君子之交;贊同司馬光之言,然而卻不曲意阿諛,對司馬光完全廢棄變法,敢於直言反對和抨擊,完全是以民爲上。以至於一生頻繁被打壓,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然而無愧於天地良心,堪稱坦蕩君子。蘇轍雖然被其兄的風光所遮掩,沉默寡言,少成穩重,然而敢於抗爭,頻繁上疏抗辯,頗有治世之才,奈何不爲時所用,埋沒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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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顥、程頤兄弟,自幼深受家學薰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的影響,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稱。程顥爲進士出身,官職卑微,在世時潛心教育,至誠修身,因而聲譽遠播。程頤則進士落第,從此專心傳播教育思想,因而門人甚衆。不過,從《宋史》可以看出,二程兄弟似乎過於拘泥古禮,不近人情,頗爲迂腐。

諸如程顥,在被呂公著推薦爲監察御史後,宋神宗素知其名,數次召見,程顥每次都想用至誠感悟皇帝,因而經常忘了講解時間。有一次講解到了中午時分,已經過了皇帝吃飯時間,以至於被宮人指責“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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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程頤,則更爲古板,近似迂腐。其提倡的“去人慾,存天理”,認爲“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等等,把儒學和天命神學相結合,神化儒家學說,對後世影響甚大,成爲歷代統治者用來愚弄百姓的工具。然而,這種學說忽視了人的基本訴求,壓抑了人性,以至於造就了很多虛僞的“道學家”和“理學家”,嘴上一套,行爲上一套,言行不一,餘毒至今。

就拿小事來說,程頤遠不如程顥,二人都不信佛,然而行事風格截然不同。一次,“明道與伊川同入廟,明道見佛揖而進,伊川則否。門人問之,明道曰:但論年齒,他也比我多幾歲,一揖何妨?”,可見程顥見解遠比程頤要高,既然進了寺廟,不妨對佛祖表示尊重。還有一次,兄弟赴宴,座中有妓,程頤拂衣而去,程顥視而不見,同他客盡歡而罷。次日,二程言及此事,程頤猶有怒色。程顥笑道:“某當時在彼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心中卻還有妓。”程頤愧服。可見二人的境界差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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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蘇軾和程頤,兩個人發生齟齬,雖然源自喪禮和食素之爭,其實,更內層的原因是關於對“君子”認知之爭。雖然二人都學識淵博,博學廣覽,然而程頤則走向極端,認爲一切都要遵循古禮,不可更改,僵化拘泥,頗爲迂腐;而蘇軾是性情中人,認爲“君子坦蕩蕩”,不能心口不一,在不違反禮法的情況下,可以適當做出改變。見解不同,自然產生相互排斥。

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蘇軾兄弟都是科舉出身,而程頤則是布衣出身,並且因爲得到當權者的寵幸,才得以躍身龍門,自然心中不平。本來蘇軾並非對布衣有偏見,從其交往來看,布衣陳季常、僧人佛印等,蘇軾都非常敬重,並非因爲是布衣或僧尼而嫌棄,反而交往頻繁,主要是性情相投,興趣相近,再一個就是並非虛僞之人。而反觀對待程頤,則認爲其雖然是布衣,卻干預朝政,左右朝廷用人,因而認爲程頤是僞君子,正如蘇軾奏狀亦自雲:“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意思是對僞君子從來不對付,這是二人交惡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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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二人發生對立,只不過是言語之爭,或者不相往來,可是對於門人弟子則不同。在黨爭頻繁的宋代,對於某人不敬或者厭棄,那就是對小團體的不敬。於是,程頤的弟子門人賈易、朱光庭首先攻擊蘇軾,藉口蘇軾在策問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則官吏們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勵精”又使官吏們流於苛刻,藉以攻擊蘇軾誣衊宋仁宗不如漢文帝,宋神宗不如漢宣帝,以爲是對先王不敬。”,這時蜀人呂陶、上官均不肯坐視蘇軾所受排擠,挺身而出爲蘇軾辯護,指責朱光庭藉機替程頤泄私忿,無所偏袒的範純仁也覺得朱光庭的奏章太過分﹔而側身於朔黨的王巖叟則支持程頤。

洛黨和蜀黨相爭的結果,蘇軾外放,程頤被罷崇政殿說書,兩敗俱傷,以劉摯﹑樑燾等北方人爲首的朔黨控制了政府﹐成爲司馬光保守派的真正繼承者。隨後﹐朔黨又同呂大防發生矛盾﹐權勢之爭﹐愈演愈烈﹐而一些投機分子如楊畏之流又交鬥其間﹐政治局面更加混亂﹐最後經受不起以章惇爲首的變法派打擊,完全垮臺。

宋朝的朋黨之爭是怎麼回事?蘇軾兄弟爲何和程顥兄弟不對付? 第12張

到了宋徽宗時期,蔡京上臺,其弟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因而在派別上自然屬於新黨一派,並且蔡京是個政治投機者,王安石變法時擁護變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馬光積極推翻新法,紹聖初又積極附和新法,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爲上。在宋徽宗支持下,便把元祐、元符間保守派當人309人列爲奸黨,將姓名刻石頒佈天下,這就是著名的“元祐黨籍碑”。

有趣的是,同爲保守派的蘇軾兄弟和程頤並不對付,然而都被列入。其中蘇轍曾任宰臣執政官被列於文臣序列,而蘇軾雖然去世也被列爲曾任待制以上官序列,程頤被列爲餘官序列,程顥則未被列入。直到後來蔡京倒臺,這個碑石才被詔毀。不過,我想,如果蘇軾在世,也是誓死不願和程頤同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