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朱元璋借紅巾軍崛起，勢力壯大以後，建都於建康(南京)，並沒有北伐，而是西征於湖北、湖南、江西割據的陳友諒，東伐盤踞在蘇南、浙北的張士誠。征伐多年，才繼續北伐，驅趕元廷。朱元璋政權並未因不及時北伐而敗亡，反而建立了強盛的明王朝。
朱元璋建都南京時面臨的情況，與上述形勢迥異。“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紅巾軍在黃河流域起事，北方陷入一片混亂，大小不等的漢族軍事勢力紛紛崛起，衆多軍閥在各地割據稱雄。元朝地方政權，從省到縣，喪失殆盡。元宗室在北京周圍非常狹小的一個地區苟延殘喘，號令不出都門，根本談不上對全國有什麼號召力。
朱元璋本人及投奔他的親戚郭子興，成爲在江淮地區稱雄的紅巾軍負責人。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後，對形勢作出了清醒的估計：對自己稱霸的現實威脅不是元朝政府，而是同樣崛起於草莽之中的漢族軍閥，即在南京周邊盤踞一方的陳友諒、張士誠。
南京處於四戰之地，在上下游方向都受到軍事威脅。倘不解決陳、張兩大軍事集團，別說北上伐元，連本身的存亡都成了問題，遑論擴張實力與轄土?因此，對於朱元璋，遠在北京的元朝政權僅是癬疥之疾，陳、張方爲心腹之患。
至於如何對付陳友諒和張士誠，孰輕孰重，在先後次序上，也需審慎考量。朱元璋認爲陳友諒“性躁，好生事”，必須先對付;張士誠“器小易盈”，滿足於割據現狀，則不妨緩圖。朱元璋得出結論：在對陳友諒用兵之際，張士誠多半會按兵不動，因而不會陷入兩線作戰的境地。
果如朱元璋所料，在他全力對付陳友諒之時，張士誠始終按兵不動。朱滅陳後兵鋒東移，張士誠一朝傾覆。
次第削平羣雄以後，朱元璋再派徐達率軍北伐，對付元朝殘餘勢力猶如摧枯拉朽，並未遇到強有力的抵抗。最終，朱元璋定鼎天下。
而太平軍自廣西起事以後，佔領武漢，揮師東下，儘管穿越了桂、粵、湘、鄂、贛、皖、蘇七省，卻是旋佔旋棄，從未分兵置守。截至建都南京之日，太平軍勢力所及僅蘇、皖、贛三省部分地區而已，而北方全部省份及南方多數省份都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整個國家的外交權也在清廷掌控之中。再說清廷面對捉襟見肘的財政窘況，仍恪守康熙“永不加賦”的遺言，並未從濫徵田賦着手，而主要採納雷以緘的建議，徵收商人釐捐“助餉”，又擴大富人“捐官”力度，初步解決了非常時期的財政困難。所以，儘管在討伐太平軍期間軍費激增，卻沒有在財政上對清廷於全國的有效控制造成巨大沖擊。
事實上，曾系湘軍的崛起，同太平軍縱橫蘇、皖、贛三省幾乎同時發生，而左系湘軍、李系淮軍的組成爲時更晚。姑且不論英、法、美等國軍人在中國組織的洋槍隊，單憑民間崛起的曾、左兩系湘軍和李系淮軍，僅就對漢族民衆尤其知識分子的號召力及其軍事實力發展的後勁而言，太平軍就不是它們的對手。
太平軍建都南京數年後，曾派李開芳、林鳳祥率偏師北伐，兵鋒直指天津城下。換言之，如果太平軍攻下南京後繼續全力北伐，不是沒有可能攻佔北京的。在太平軍威脅北京的情況下，曾系湘軍勢必應詔北上“勤王”，遠離根據地，在地利、人和均不佔優勢的北方同太平軍較量必處劣勢。何況在京畿重地周圍用兵，難以避免清朝宗室的猜忌，牽掣因素衆多，不可預測性頗大，曾國藩根本不可能坐大，遑論左、李了。如此，太平軍勝負還在兩說。
然而，太平天國領袖們建都南京以後，不此之圖，沉迷酒色，加速腐敗，又發生創痛巨深的內訌，歸於覆沒是歷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