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差別，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堪稱世界戲劇的兩座高峯，在十六世紀晚期和十七世紀初同時出現在東半球的中國和西半球的英國。這實在是世界戲劇史上的一大奇蹟。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兩位戲劇大師進行了比較研究。他們的戲劇作品如同“一座蘊藏着開採不盡的黃金和鑽石的寶藏”，值得不斷的挖掘和探索。本文采用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的方法，從夢的角度試圖對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及其戲劇作品進行較全面的比較研究：首先探討兩位大師的生平和社會背景，然後從“善情”、“惡情”、宗教和戲劇結構等四個方面論述夢在湯劇和莎劇中的作用。
湯顯祖(1550-1616)生活在明朝晚期，身歷嘉靖、隆慶和萬曆三朝;莎士比亞(1564-1616)歷經伊麗莎白時期和詹姆斯一世時期。他們所處的時代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方面都經歷着巨大的變革，人文主義的崛起對傳統勢力形成了挑戰。在晚明時期的中國，王陽明的“心學”主張，把人們的思想從程朱理學中解放出來，引發了追求自由的個人主義和博愛主義思潮。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在歐洲文藝復興的洗禮下，重新審視和評價中世紀的傳統，逐漸確立了以人爲中心的價值觀念。湯顯祖和莎士比亞作爲偉大的夢者，在各自的國度試圖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走過迥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卻都成了不朽的戲劇家。
在同時代人的心目中，湯顯祖首先是一個政治家，試圖在政治舞臺上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剛正不阿，與日益腐敗的社會格格不入，最後退出官場，回到家鄉江西臨川，專心從事詩文戲劇創作。而莎士比亞主要是一位戲劇家，在倫敦的戲劇舞臺上實現自己的藝術之夢。與湯顯祖的政治活動相比，莎士比亞幾乎與政治無涉。湯顯祖滿懷“治國平天下”的躊躇之志，夢碎之後在詩文和戲曲中宣泄憤懣;相比之下，莎士比亞英國的舞臺上卻左右逢源，名利雙收。儘管境遇不同，兩位天才仍有不少共同之處。
首先，他們的戲劇作品都穿越時空，爲一代又一代的人所欣賞。同時代的評論家已感受到了他們作品的不朽魅力。呂天成在《曲品》中稱湯顯祖“懶作一代之詞匠，竟成千秋之詩豪”。本·瓊森認爲莎士比亞“不屬於一個時代，而屬於所有的時代”。四個世紀以來，他們的戲劇作品一直被人們閱讀、上演和評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兩位大師都能衝破當時的藝術教條，不落窠臼，走自己的路。湯顯祖和沈璟在格律方面有不同的見解。沈璟是以研究聲律聞名的理論權威，認爲戲曲創作應“寧協律而不工”只要唱起來順口，可以不管詞藻是否優美、詞句是否通順。而湯顯祖則以“曲意”爲重，讓創作的激情衝破格律的束縛，“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莎士比亞與本·瓊森持有截然不同的藝術主張，與湯沈之爭相映成趣。瓊森認爲戲劇創作應該嚴格遵守“三一律”，而莎士比亞作爲“自然的詩人”，常常衝破“三一律”的限制。可以說，湯顯祖和莎士比亞之所以成爲不朽的戲劇家，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們擯棄了當時的藝術教條，盡情地表現了時代精神。
其次，兩位戲劇大師都在早期作品中表現了樂觀主義精神，而在後期作品裏展現了悲觀失望的世界觀。其原因在於，他們所處的社會曾呈現一派繁榮景象，爾後動盪不安、民不聊生。湯顯祖在創作前兩部戲劇作品期間，儘管對社會現狀不滿，但仍夢想着有一天能得到朝廷重用，大展宏圖，對未來滿懷希望;而後兩部戲劇作品是在他對朝廷絕望、辭官回鄉以後創作的，流露出悲觀厭世的情緒。對於莎士比亞來說，他初入倫敦劇壇之時，英國擊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民族自信空前高漲。
他在這段時期創作的歷史劇和喜劇大多洋溢着樂觀奔放的熱情;後期以悲劇、浪漫劇爲主，重在揭示人類的貪慾，流露着悲哀和無奈的心境。兩位大師的作品先是謳歌人文主義、個人主義對傳統的反叛。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變化，轉而表現不受節制的慾望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除了社會原因之外，他們個人的悲劇一喪子之痛無疑也是他們由樂觀轉向悲觀的重要原因。再次，他們還有一個重要的相同點：在各自的作品中運用了夢境。湯顯祖的四部戲劇作品都包含夢境，被稱爲“四夢”;莎士比亞在其約四十部戲劇作品中有近一半與夢有關。兩位大師通過表現夢幻，使自己的戲劇作品更加哀婉動人、蕩氣迴腸、發人深思。
湯顯祖雲：“因情生夢”。情是夢的基礎，夢是情的表現。情的內涵相當複雜，其最核心的內涵是男女之間的性愛之情。廣義的情可分爲“善情”與“惡情”。在本文中，“善情”主要指青年男女的愛情;“惡情”指淫慾以及對權力和財富的貪慾，淫慾具體表現爲縱慾、亂倫、獸姦(人獸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