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期，在揚州地區活躍着一批書畫家，他們精通詩、書、畫、章，作品風格鮮明，不拘古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畫家中，以金農、鄭燮、黃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羅聘、高翔等八人最爲著名，被稱爲“揚州八怪”。揚州能和“八怪”相聯繫，不靠直播，靠人文，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政風寬鬆
清朝建立後。康熙和雍正兩朝爲鞏固統治，打壓漢人，鎮壓異見，大興“文字獄”。乾隆即位後，一方面繼承了前朝的高壓政策，加強文化控制，另一方面採取懷柔措施，拉擾漢族精英，緩和滿漢之間的緊張關係。
揚州遠離京城，清初又曾遭到清軍重創。乾隆六下江南，每次必經揚州。他對死守揚州的史可法給予了高度肯定：“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稱讚他是“一代完人”。揚州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爲“八怪”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揚州，又稱廣陵，始建於公元前486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了。它東連大海，西溯長江，北上江淮，南下閩越，又有運河之利，歷來是交通樞紐和漕運咽喉，《唐會要》評論：“廣陵當南北大沖，百所集。”
西漢時期，吳王劉濞利用揚州臨海的優勢，“煮海水爲鹽”，有了鹽業的蓬勃發展，揚州的經濟迅猛發展。《舊唐書》稱揚州：“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其富庶可見一斑。唐朝文人盧求在《成都記序》中直言不諱地說：“大凡今之推名鎮爲天下第一者,日揚、益,以揚爲首,蓋聲勢也。”
時至元明時期，兩淮鹽場的產量，已居全國各鹽場之冠，而揚州有着便利的交通條件，成爲了鹽業運營中心和東南重鎮。清初，揚州罹遭十日屠城浩劫，經濟凋敝，人口銳減。康熙在位期間，數次要求“恤商裕課”，又派“廉幹之士”整頓鹽政，揚州隨之繁華重現。雄厚的經濟實力，培植了“揚州八怪”產生的土壤。
藝術作品的普及離不開社會的認同。據統計，乾隆年間全國新建書院1139所，修復重建書院159所，修整其他類似書院的教育機構不下2500所。書院的興盛，既爲各階層培養了大量人才，又提高了人們的文化修養。
揚州鹽商聞風而動，競相出資修建書院。雍正年間，兩淮鹽運使高斌指出：“揚州故屬郡治，兩淮商土萃處於斯，資富能訓，英才蔚起，鹹踊躍歡迎，原光盛典。”先後修建了安定、梅花、廣陵、江甘等書院，同時，鹽商還資助經費，保證書院和學生的日常開銷。
在官方和鹽商的帶動下，書院聘請有真才實學的名士主持講席，吸引了四方學子前來求學。揚州的社會風氣爲之一振，民間的精神追求也與日俱增。當地民諺有云：“堂前無字畫, 不是舊人家。”康熙兩位皇帝南巡揚州，極大地刺激了當地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有需求就有市場，各地藝術家紛至沓來，清朝戲曲作家李鬥在《揚州畫舫錄》中透露，當時各地旅居揚州的畫家有102位，書法家有67位。
“揚州八怪”中，鄭燮、李鱓、羅聘和高翔是土生土長的揚州人，金農是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歷經了康雍乾三朝。黃慎擅山水、人物、花鳥，出生在福建寧化。李方膺“有惠政，人德之”，生於江南通州(今江蘇南通)。汪士慎安徽休寧人，後寓居揚州。可見，“八怪”中有一半來自於外地。社會廣泛共鳴，是“八怪”創作的內在動力。
鹽商推動
鹽商是“揚州八怪”發展壯大的主力。在歷史上，商人位列“四民”之末，被官僚世俗所輕視。乾隆年間，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與文人墨客舉辦“紅橋修禊”盛會，但規定“凡業鹺者不得與”，而民間則將鹽商叫做“鹽呆子”，嘲諷他們腰纏萬貫卻缺乏修養。
金錢和地位的反差，迫使鹽商採取措施，力圖改變現狀。他們聘請名士爲其作畫、寫聯、題匾，藉此提高自身的身價。黃慎長期得到鹽商李氏和汪璞莊的資助，他有感而發：“相對每逢風雨夜，攜衾抱枕即吾廬。”《清稗類鈔》中記載，馬曰琯曾出銀三百兩，爲鄭燮還債修房。汪士慎長期住在馬曰琯的書屋，因馬家小玲瓏山館有個七峯草亭，汪士慎自號“七峯居士”。
鹽商對“八怪”的不止於此。商人程羽宸出資1000兩，爲鄭燮迎娶了饒五娘。黃慎“赴友人飲，見其鄰腐肆之婦而悅之,囊無資不能致也。乃畫一仙女, 張之裝潢之肆。鹽商以種值購之, 不可。問其所欲, 則以實告,商因買腐肆之女易之。”此外，汪士慎的《巢林集》和金農的《畫竹題記》等也在鹽商的資助下，刊印發行。
此外，鹽商的收藏之風對“八怪”有着間接的影響。乾隆38年(公元1773年)，朝廷編纂《四庫全書》，馬曰琯藉機進獻古籍、書畫、法貼等藝術品776件。而鹽總安麓村專嗜字畫，收藏了陸機《平復貼》、王羲之《袁生貼》、蘇軾《寒食帖》、展子虔《遊春圖》顧愷之《女史箴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等。“八怪”常在鹽商家中觀摩，學其所長，畫藝精進。揚州良好的文化藝術氛圍，爲“八怪”的藝術研究和創作提供了空間。
書畫創新
“八怪”的產生，和當時書畫的創新潮流密切關聯。清初，畫壇崇尚“擬古”之風。徐謂、朱耷、石濤等人對這一萎靡之風深感不滿。徐謂強調獨創精神，注重寫意神似。鄭燮對此深表贊同，他刻有“青藤門下牛馬走”的印章，以示對徐謂的尊敬。
朱耷的“白眼向人”畫風筆墨老練簡潔，構圖獨具匠心，形象誇張生動，他的水墨圖倍受“八怪”推崇。石濤主張“筆墨當隨時代”，應“無法而法，乃爲至法”，進而“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石濤晚年在揚州賣畫爲生，與小46歲的高翔(號西唐)結成“忘年交”，高翔“與僧石濤爲友。石濤死，西唐每年春掃其墓，至死弗輟。”足見石濤對高翔影響之深。“八怪”汲取了徐謂、朱耷、石濤等人的理論精華，終成具有創新精神的書畫家羣體。
“揚州八怪”的興起，和當時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不但有歷史的必然性，還有發生在揚州的偶然性。“康乾盛世”帶動了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揚州作爲東南重鎮，盛世的發展基因必定融入當地的文化內涵之中，彼此傳承，經久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