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情節見於原著第24、25、26三回。作者在這段情節中，詳細描述了鮑文卿與向鼎、倪霜峯等人的交往經過，滿腔熱忱地塑造了鮑文卿這樣一個心地善良、熱心助人、知分守禮的下層人物形象。
作者對自己所看重的人物，總是精心設計其出場。對鮑文卿的出場，作者是這樣安排的：崔按察司已決定參處向鼎，便“叫幕客敘了揭帖稿，取來自己燈下細看”，正在猶豫不決時，卻見燈燭影裏“一個人雙膝跪下”，“原來是他門下一個戲子，叫做鮑文卿”。
向鼎的被參，其實也是冤案。在前文有關牛浦郎的情節中，作者已借三件官司描寫了向鼎的辦案精明、斷案公正，即使是牛布衣之事，也只能算是無頭官司，所以向鼎才含糊結案。因此在向鼎竟因此事獲罪時，讀者都會感到不平，而鮑文卿於此時出場救助向鼎，則必定會贏得讀者好感。
從情節上看，向鼎被參，似乎已成定局，因爲揭帖稿已經寫好，如果上呈了，向鼎肯定會被革職。這時鮑文卿求情，按察司又準其所請，這就使情節向另一面發展，顯得曲折多變。
此外，這樣的出場還充分顯示了鮑文卿的性格特徵。聽到要參處向知縣，他馬上雙膝跪下，向崔按察說道：“方纔小的看見大老爺要參處的這位是安東縣向老爺，這向老爺小的也不曾認得，但……這老爺是個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個知縣，好不可憐! 而今又要因這事參處了。況他這件事，也還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爺免了他的參處麼?”鮑文卿雖不認識向鼎，但他知道向鼎是個“才子”、“名士”，便起相救之心，所以崔按察才說他“倒有愛惜人才的念頭”。封建社會中戲子不可干政，鮑文卿平時雖恪守朝廷體統，但爲了救向鼎，卻立即雙膝跪下求情，這更說明了他的俠骨熱腸;而崔按察本是“太監的侄兒，廕襲出身”，不懂什麼“朝廷體統”，便同意所請，吩咐幕賓：“這安東縣不要參了。”
這位崔按察司不想掩沒鮑文卿救助向鼎之情，便“差了一個衙役，拿着書子，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想讓向鼎謝鮑文卿“幾百兩銀子，回家做個本錢”。這才引出鮑文卿與向鼎的一段交往。
來到安東縣，向知縣把書子拆開一看，大驚，忙叫開宅門，請這位鮑師父進來，而鮑文卿則是“走進宅門，雙膝跪下，便叩老爺的頭，跪在地下請老爺的安”，絲毫不以恩人自居，禮數十分周到;向知縣雙手來扶，要同他敘禮，他“再三不肯”;向知縣拉他，他斷然不敢坐，並說：“這個關係朝廷體統，小的斷然不敢。”只是“立着垂手回了幾句話，退到廊下去了”;向知縣託家裏親戚來陪他，他也“斷不敢當”，只有到了管家房裏，“他才歡喜了”、“有說有笑”;後來向鼎送他五百兩銀子，他也“一釐也不敢收”。這段描寫，集中體現鮑文卿的知分守禮、恪守規矩。在封建社會裏，有所謂的“賤輩”即倡優皁隸，不但地位低下，受人歧視，而且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演戲的便是所謂的“優”。所以，鮑文卿再三說“小的是何等人”、“小的乃是賤人”，決不肯和官府平起平坐。而向鼎則知恩必報，先是以禮相待，絕不肯因鮑文卿是所謂的“賤輩”便輕視他，後來又設酒席親自招待他，可鮑文卿就是不肯，他便“把酒席發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最後還“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他這樣做並不僅僅因鮑文卿“是上司衙門裏的人”，更因爲他覺得鮑文卿這個人非同尋常，身雖下賤，卻敬重斯文;於人有恩，卻不望人報。鮑文卿這種表現在當時社會中也不爲一般人所理解，例如崔按察就“說他是個呆子”，而向鼎卻因此才格外敬重他，這正反映了向鼎的爲人也不同凡輩。
鮑文卿不但救助即將被參的知縣向鼎，還盡心盡意地救濟倪霜峯的貧困。鮑文卿初遇倪老爹時，只見他“頭戴破氈帽，身穿一件破黑綢直裰，腳下一雙爛紅鞋，花白鬍須，約有六十多歲的光景”，明顯是一個窮困潦倒之人。但鮑文卿卻不以衣帽取人，對他禮數周到，請他到家裏來修樂器。吃過午飯後，到下午請他到酒樓上坐坐。吃酒時，鮑文卿問道：“我看老爹像個斯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誰知這一問卻使倪霜峯不禁傾訴出滿腔酸苦。鮑文卿意識到他必有隱痛，便耐心相勸：“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說，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並再三強調：“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老爹只管說。”倪老爹被他這一番熱誠“逼急了”，只得告訴他：“那四個兒子，我都因爲沒有吃用，把他們賣在他州外府去了!”聽到這裏，鮑文卿“忍不住的眼裏流下淚來”。當倪霜峯說剩下的一個小兒子將來也要賣時，他又馬上想幫忙撫養，但又顧慮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欲說又止、吞吞吐吐，但最後同情之心勝過所謂的“安分”，“大膽”地說：“你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給老爹，我撫養他成人。”此舉足見其相助之熱忱。更爲難能可貴的是其子過繼以後，“平日逢時遇節”，仍然“可以到老爹家裏來，後來老爹事體好了，依舊把他送還老爹”。這哪像是過繼，簡直就是幫倪霜峯撫養兒子並賙濟他本人了。果然，倪廷璽過繼來以後，鮑文卿並“不肯叫他學戲”，而是“送他讀了兩年書”; 倪霜峯去世後，“鮑文卿又拿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帶孝”。如此對待倪霜峯，充分顯示了鮑文卿誠心助人的古道熱腸。
鮑文卿的善良、熱誠、安分的性格，不但於救助別人時可見，就是在接受別人幫助時也時時顯露。向鼎升任安慶知府後讓他們父子去安慶。路上，同行的兩個書辦想用五百兩銀子讓他向向知府說情，鮑文卿拒絕道：“……須是骨頭裏掙出來的錢做得肉! ……你們伏侍太老爺，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清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這幾句話，雖然很樸實，但義正辭嚴，說得兩個書辦“毛骨悚然”。
到安慶後，向知府對他極其優待，但他卻從不以曾救助過向鼎自居而處處伸手：向鼎爲其子娶媳，他則“知感不盡”;向鼎請他去巡場查號，他忠於職守。向鼎卻也知恩必報，處處照顧他，他生病以後，向鼎送一千兩銀子讓他回家休養;再次路過南京時，又馬上便去看望他，誰知他卻已病逝，向鼎“一直走到柩前，叫道：‘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又送銀一百兩作爲助喪之費。凡此，都表現了鮑文卿與向鼎兩人的深厚情誼。
在匡超人忘恩負義、牛浦郎冒名行騙之後，作者卻塑造出鮑文卿這樣一個熱心助人、正直守分的形象，這無疑具有強烈的對比作用。雖然鮑文卿的形象並不如匡超人、牛浦郎那樣鮮明生動，但這卻是作者真實思想的流露。作者憤慨於當時上層人物的卑鄙行徑，道德敗壞，廉恥喪盡。所以極力表彰鮑文卿這個卑賤人物的德行;同時也讚揚了以鮑文卿爲風塵知己的向鼎。向鼎就是吳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和鮑文卿交往具有平等的人與人的相互尊重的高貴品格。自然，鮑文卿的古道熱腸雖值得肯定，但他的恪守尊卑則不足讚揚。但吳敬梓對這個人物的刻畫卻是符合那個時代的卑下人物的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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