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硝煙雖已散去70年，然記憶的陰霾卻始終難以散去。對現在的我來說，70年前的抗日戰爭，不只是教科書裏的“文字符號”，那些真實存在過的烽火歲月，不僅在我的記憶中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甚至已經深深銘刻在了我的肉體和靈魂之中，伴隨着我的生命和我整個家族的命運，永難忘懷。
那是一個本應平和寧靜的夜晚，我還只是一個幼小的孩童，酣夢間突然被一聲劃破長空的巨響驚醒，母親趕忙把我緊緊抱住。母親溫暖的擁抱瞬時使惶恐稚弱的心靈獲得了撫慰，我這時才定下神來，問母親這是什麼聲音，母親說是在打仗。我長大後才明白，實際上這就是日本開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的一聲炮響--七七事變後，日軍於1937年8月大舉進攻上海，就此拉開了抗戰八年中規模最大戰役的大幕。
抗戰期間，我雖年齡尚小，未通世事，但父輩與日本素有淵源，我因此也耳濡目染，從他們口中瞭解了一些鮮爲人知的抗戰歷史。
與日本侵略者的國仇家恨
我的家族與侵華日軍素有恩怨。岳母的父親是一位飛機機械師，在爲國家的軍用飛機進行檢修時被突如其來的日本空軍炸死，其妻也因此不久後即離開人世。岳母金學曙醫生（後成爲首屆“全國三八紅旗手”獲得者）自小父母雙亡，孤苦無依，皆是拜日本侵略者所賜。我兒時曾有一度生活朝不保夕乃至日後身體出現問題也皆因先父寧可全家餓肚子也堅決不出來爲日本人和日僞政府做事所致。
祖父厲良玉是晚清知名的篆刻家、書畫家。公開的文獻上曾表示對其作品流失去向的不解。據《浙江書畫名家錄》（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載，厲良玉生平所拓印存甚富，作品流傳頗多，但散佚於抗戰期間。其實，大量祖父的作品目前已流散於日本。據先父回憶，日軍1937年12月佔領杭州後，大肆搜刮祖父的作品，並將其悉數運往了日本，以至於祖父生平創作作品雖多，而現留存於整個家族中的作品卻寥寥可數，國內收藏市場上的數量也很有限。日本侵略者不僅大量掠奪了我們家族的財富，也使國家的文化遺產蒙受損失。
父輩與日本的淵源
與日本侵略者雖有國仇家恨，但不得不承認，經歷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當年在教育、醫學及軍事等領域均已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先父三兄弟及姑父四人懷揣着精忠報國的理想，遠赴東瀛留學取經，後皆學成歸國，併成爲我國教育界、醫學界與軍事界的脊樑。
先父厲麟似（名家祥）同濟大學語言科畢業後即赴日本上智大學學習教育，後又赴德國遊學十餘載；歸國後將自己在日本與德國的全部所學傾注於我國的教育事業中，在擔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官員、國立中央大學等多所知名學府教授及浙江省文史館館員期間，爲我國培養了大批精英人才，併爲國家教育事業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相當貢獻。
大伯父厲綏之（名家福）曾赴日本遊學八載，先後畢業於東京宏文學院、日本金澤醫學專門學校（金澤醫科大學前身）和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是中國第一代西醫；學成歸國後在沈鈞儒先生的支持下，與他人共同創辦了我國國人自己籌資創辦的最早的醫學專門學校--浙江醫學專門學校（浙江醫科大學前身）。
二伯父厲爾康（字佛磬）與姑父施承志（字調梅）都是留日士官生，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後皆成爲民國著名愛國軍事將領。
追憶老上海的抗戰歲月
我生於這樣一個與日本素有淵源的家庭，長於抗戰時期的上海。我聽到的那一聲夜晚的破空炮響就發生在這個時候，可謂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一個月後即將叩開上海市門的前奏，同時也拉開了抗戰八年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戰鬥最慘烈戰役的大幕。
當時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投入了最精銳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等總計70餘萬人參戰；日軍也投入了20餘萬人。這次戰役是抗日戰爭時期中日軍隊之間的首次主力會戰；交戰雙方總共投入近百萬兵力，持續了三個多月，雙方均傷亡慘重。最終中國軍隊以25萬人傷亡的代價斃傷日軍4萬餘人，狠狠打擊了日軍囂張的侵略氣焰。這場戰役就是赫赫有名的“淞滬會戰”。它爲上海和長江下游工廠與物資內遷贏得了時間，爲中國堅持長期抗戰起到重大作用。此後八年間，日軍陷入泥沼般的持久戰中不能自拔，最終被徹底擊敗。儘管如此，淞滬會戰最終還是以上海和蘇杭等城市及江浙一帶的富饒土地的淪陷而告終。1937年11月，中國軍隊被迫撤出上海，上海市區徹底失陷。
我家當時住在上海市西摩路，即現在的陝西北路，那時還屬於英美租界（又名公共租界）。上海淪陷後的四年裏，我們家並沒有受到太大沖擊，我還算有一個基本正常的幼年，主要原因家人後來曾和我說，是因爲我們家那時地處英美租界內，日本方面不得不有所顧忌，暫時還不敢肆意妄爲。這一時期其實就是所謂的上海“孤島時期”。當時的租界四面都是日軍侵佔的淪陷區，僅租界內是日軍勢力未及而英法等國控制的地方，故稱“孤島”。
然而後來情況就有所不同了。此時，我已上了小學。記得有一天在學校，上課前老師突然面色凝重地宣佈，中午下課後同學們都不得自行回家，必須集體在老師的護送下方可回家。同學們紛紛議論了起來，我心裏也頓生一股不安感。那天老師講起課來似乎異於平常，我們也都無心聽課。放學後，我們都聽從老師的安排，在她的護送下集體排隊放學回家，一出校門便看到日本兵列隊街道兩側，中間還有坦克，我們都不敢多看，默默地跟在老師後面。
這一天其實就是日軍侵入上海公共租界，“孤島時期”結束的那一天--1941年12月8日，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與英美爲首的同盟國正式交戰後的第二日，日軍大舉進駐公共租界，英國和美國控制上海公共租界、法國控制法租界的時代宣告結束。
自此，我們小學就多了一位日語教師，每週給我們上一堂日語課。對於日語課，同學們都不認真學，包括我在內，至今我對日語仍是一竅不通，儘管這是父親及家人都精通的語言。
遙記彼時住在樓上的一位姐姐特意將一頭長髮剪成寸頭，以防日本人侵犯。日本軍人在上海侵犯中國女子時有所聞。
“八百壯士”的歷史真相
我二伯父厲爾康長年在國民革命軍中擔任要職，抗日戰爭爆發前一年，他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頒令敘任陸軍中將，是著名愛國將領。我上小學後，他曾給我講了很多抗戰軼事，其中就有淞滬會戰期間“八百孤軍”死守上海四行倉庫同數萬日軍血戰的感人故事。
上海“八百孤軍”的故事早已家喻戶曉，無需贅述，這裏要講的是家喻戶曉的故事中鮮爲人知的歷史真相。在當時的衆多報道及日後的公開文獻中，“四行孤軍”多是以“八百壯士”的名號出現的；著名抗戰歌曲《歌八百壯士》也是以此爲名的。毛澤東主席曾高度讚譽“八百壯士”，稱其爲“民族典型”；蔣介石也譽率領“八百壯士”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長爲“精忠貫日”並追封其爲陸軍少將。然而，據我二伯父講，聞名遐邇的“八百壯士”其實遠沒有八百人。所謂的“八百壯士”僅有不到四百人。八百人的說法是死守四行倉庫的“孤軍”爲了起到震懾日軍的效果故意放出來的消息。《國家人文歷史》不久前的一篇聚焦“四行倉庫守衛戰”的文章更進一步證實了二伯父的說法。文章對各方史料進行了求證，並綜合得出結論：“八百壯士”的實際具體數字爲355。
與日本侵略者的“非暴力不合作”
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素來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尤其是當民族和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時，這種精神就體現得更爲明顯和強烈。我就是在這種時期體會到了這種精神，不是從書本或電影裏，而是親身、切實體會到了我國老一輩知識分子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日軍侵入上海公共租界後，我們家的境遇就每況愈下了。因家父曾留學日本，當時是國立暨南大學的教授，又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日本人曾多次邀請家父出來爲他們做事，但都被家父謝絕了。家父因此常年沒有工作收入，家裏生活甚是困難，全靠親友救濟和借貸才能勉強維持。
有一次我記得家裏已經斷糧，母親叫我到親戚家要求接濟，我只好去了，但到了虹口塘沽路人家家門口，我又開不了口，就呆呆地站在那裏，等了很久也沒有人出門，最終我還是因爲羞於啓齒兩手空空回到了家。
本是地道上海小姐的母親後來也因爲在上海生活實在困難帶着弟弟、妹妹一同遷居杭州了。我現在的不良飲食習慣--喜歡大碗喝粥，大口吃主食就是在這段時期養成的，因爲餓肚子餓怕了。
這段時期的艱苦生活對我的身體產生了終身的不良影響，甚至改變了我日後的人生軌跡。我青年時期在足球、籃球運動方面頗具天分。上高中時，我已在上海小有名氣了，後來在南京大學就讀期間入選了南京市足球隊並代表南京市參加過多次全國性比賽，但教練對我的評價是“技術精湛，但後勁不足”。我每每上場不長時間，即感體力不支，有時立即就會上氣不接下氣，需要平躺五分鐘左右才能繼續上場。我很是不解，曾因此諮詢過身爲留日名醫的大伯父厲綏之。經大伯父診斷後，我才明白，是因爲我處在身體發育最旺盛時心臟的發育因爲長期營養不良等因素沒有跟上所致。依照他的建議調養後雖然情況明顯有所改善，但以這樣的身體底子日後若想成爲國家一流球員已是不太現實，我希望成爲國腳的夢想也自此破滅。不僅如此，成年後，我的心臟也一直問題不斷。據北京醫院的專家說，若沒有當年的運動底子，我早已一命嗚呼了。不過，我從來沒有因爲這些而有過一絲責怪父親的想法。
記得父親在與日本侵略者的“非暴力不合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期間，常給我講愛國名將岳飛的故事，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岳母在岳飛即將走上保家爲國的戎馬生涯前在其背上刺“精忠報國”四個大字。這四字成爲了岳飛終生遵奉的信條，也成爲了父親的信條。
在那個艱難的抗戰時期，父親常和我說，他只是一介書生，不能向兩位兄長那樣一位救死扶傷，一位從戎抗日，他所能做的就是與日本人的“非暴力不合作”，並竭盡所能爲國家多培養一些人才。我日後之所以能走上外交舞臺，併爲國家的外交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直接得益於父親的言傳身教與家庭薰陶。
父親在日本留學期間是主修教育的，而後在德國的十餘載所學龐雜，對軍事學有所涉獵，但不是主修方向。抗戰期間，父親甚至打算放棄自己的主研專業而從事軍事教育學的工作。其實，早在抗戰爆發前夕，父親就已經開始幫友人、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名方震）老伯翻譯德國軍事著作了。蔣老伯的軍事著作與戰略思想後來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公共租界被日本人侵佔後這段時期，父親在家翻譯了很多日本和德國的軍事著作，並做了大量的研究，而父親沒有收取任何稿酬，都是在義務地默默奉獻。這些翻譯研究成果父親都沒有署名，故他在中國近代軍事教育領域也沒有任何留名。
我也沒有想到，自小養尊處優，看似文弱的父親，在國家危難關頭能顯示出如此傲骨。面對日本人開出的優厚條件，父親始終沒有動搖過。他寧可食不果腹，妻兒顛沛，也絕不與日本人與日僞政府合作。懷着一顆“精忠報國”的心，父親在一個個飢寒交迫的日子裏，默默地在爲國家燃燒着他作爲一代知識分子生命的微光。而這樣的生活，他一直堅持到了1949年最終上海解放。
解放後，父親終又重新回到了教育崗位，受邀在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擔任德語教授，繼續爲國家作育英才。
抗戰伊始的那一聲炮響仍記憶猶新，而戰火硝煙卻已逝去70年。70載的歲月可以沖淡一切，卻無法沖淡深留在民族記憶中的疼痛。值此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我用手中顫抖的筆記錄下記憶中的那段抗戰歲月，與讀者一同緬懷所有那些曾經勇於抗爭，絕不向侵華日軍低下高貴頭顱的人們。或許，後人對抗戰歷史的永誌不忘纔是告慰那些抗日忠魂的最好方式。也惟其如此，先輩們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才能在我們民族的血脈中延續、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