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伐大宛：漢武帝的武力開埠
僅用“絲路基金”開道是否就能擺平一切?答案是否定的。
無論是廣義上的西域，還是狹義上的西域，從玉門關、陽關以西的諸民族，與漢朝的關係，最初不過是貪漢財物。這在張騫出使烏孫時可見一斑，烏孫王在面對琳琅滿目的漢朝奢侈品時，竟然對張騫行了拜見單于一般的禮節。“因漢絕遠”，所以西域各國怕匈奴多於怕漢朝，甚至搶掠、攻殺漢使。漢使的隊伍，實際上是官方商團，除政府官員外，還有企業家、賜物、財貨，掠殺漢使竟成了絲路小國發財致富的最佳途徑。而匈奴在西域設有“僮僕都尉”，徵收稅負，徵發兵源，小國稍有忤逆，隨即大兵相向。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先行的路子走不通了，還要亮劍，彰顯軍事存在。還是剛纔提到的大宛國，有寶馬，就是汗血寶馬。漢武帝很想要，一方面，滿足下自己的奢侈品收藏欲;一方面，要通過這種馬改善馬種。漢馬和秦馬類似，都是河曲馬。這是一種挽馬，多做力用，說白了是力畜，適合幹農活兒。漢跟匈奴作戰，河曲馬不如蒙古馬，因此在漠北決戰後，漢亦無力進行大規模的追殲。傳說中的汗血寶馬，能日行千里，無疑是那個年代最重要的國防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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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使帶着商團去了。除了絲路基金一千金，還有國禮：一匹金馬。請貴國與漢通商，很有誠意吧?結果大宛稀罕漢朝財物，其結果是，漢使被殺，財務被搶，漢朝作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發起者，權威收到了嚴重考驗。
強漢出手。漢武帝派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率“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攻伐大宛。李廣利遇到了一個問題：沿途各國堅壁清野，拒絕補給漢軍。除非攻城，攻下才有糧秣。這樣一路消耗，到鬱成時只有幾千人，被當地人殺敗而還。漢朝第一次伐大宛，就這樣失敗了。
很多人認爲因李廣利是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無領兵才能。但筆者認爲，這次失敗主要還是因爲漢朝輕敵了。第一，有人告訴朝廷，西域兵弱，三千漢兵一路殺將過去，就能盡數降伏。第二，屬國騎，大抵是羌胡降兵，作戰意志不如漢朝正規軍。第三，充軍的郡國惡少年，或許武藝高強，性格強橫，但缺乏必要的軍事訓練，兵將之間也熟悉不夠。第四，倉促出兵，沒有預備隊。
這場失敗徹底激怒了漢朝。如果不給大宛一點顏色看看，之前的漠南、河西、漠北三次會戰的戰果也將覆水東流!所以第二次伐大宛，漢武帝使出了壓箱底的資本：“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同時，在酒泉駐紮了18萬預備隊，大兵壓境，西域震動!
這次兵帶的多，沿途小國沒有做出堅壁清野的姿態。到了大宛城下，攻城甚急，大宛人殺了他們的王，開城投降。漢朝得到了汗血寶馬。
筆者的家鄉武威，是東漢文物“馬踏飛燕”的出土地，按畜牧專家的說法，這馬就融合了大宛馬、河曲馬、蒙古馬的優秀之處，遂有後來的“涼州大馬，橫行天下”之說。看來馬種改良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漢朝伐大宛，是一次典型的“武力開埠+國際威懾”。在此之後，西域各國才真正認識到漢朝的強大，並從與漢朝的互使往來中，獲得了大量經濟紅利。在漢與匈奴之間的選擇中，大部分西域國家會選擇漢。這是漢與匈奴爭奪西域過程中，第一次重大勝利。
漢朝伐大宛，是一次典型的“武力開埠+國際威懾”。在此之後，西域各國才真正認識到漢朝的強大，並從與漢朝的互使往來中，獲得了大量經濟紅利。在漢與匈奴之間的選擇中，大部分西域國家會選擇漢。這是漢與匈奴爭奪西域過程中，第一次重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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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的“盟國”與高鐵
第二次重大勝利，則源於漢朝“遠交近攻”策略之奏效。烏孫國在蔥嶺北，大宛、康居東，與漢朝不接壤，不會產生大的糾葛，但也不算太遠，漢的羽翼差不多能罩到。烏孫常受匈奴欺凌，兵將較多，有一定作戰能力。漢朝這次選擇的方式，是和親+戰爭紅利。和親的承載者，是細君公主和解憂公主。尤其解憂，足以躋身中國歷史最佳女外交官之列。解憂一直在影響烏孫政局，促使烏孫和漢共擊匈奴。如昭帝時，漢將常惠發兵烏孫兵，烏孫王自率五萬騎從西方進入匈奴領土，斬首4萬級，馬牛羊驢駝70餘萬頭，烏孫可自行支配戰利品。在漢朝的主導下，參與戰爭，從中分得紅利，也成爲西域各國的經濟來源之一。再往後，不單對匈奴，對西域內反叛漢朝的國家，也採取了這種形式。如陳湯、甘延壽擊北匈奴、班超伐龜茲，基本上都大量徵發西域兵。
第三次重大勝利，源於漢之“西域都護”超越匈奴之“僮僕都尉”。西域都護的前身是屯田官，這些屯田點，既是往來客商、使者的驛站，也是漢朝屯卒的軍糧來源。一方面滿足了絲綢之路往來的安全需求，一方面不至於勞頓西域各國，加重它們在糧秣供給方面的負擔，類似美國西進運動時的“毛皮驛站”。漢昭帝時，與匈奴爭奪車師，勝利，絲路南道暢通。後來匈奴的日逐王降漢，北道也通。都護府成立，鄭吉成爲漢朝第一任西域都護。這意味着天山南北，也就是狹義上的西域，正式納入了中國領土。漢朝在這裏採取羈縻治理，經濟上不斂賦稅，不攤糧餉，而往來客商和使者，以及時不時發生的戰爭掠奪行爲，使西域小國的利益評判，明顯倒向了漢朝。政治上則爲西域小國調節矛盾、保障安全。匈奴則不同，僮僕都尉，顧名思義，西域各國皆爲匈奴僕役，只有掠奪，沒有關愛;只有踐踏，沒有共存。漢朝爲西域小國提供了和平、安全、發展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匈奴的僮僕都尉“遂罷”。此外，對於蔥嶺外諸國，如康居、安息、條支等，漢朝始終堅持互利互惠原則，商貿優先。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皇帝安敦派使團來華，都是絲綢之路國際交往的佳話。漢在蔥嶺外，營造了一個“結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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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重大勝利，源於漢朝在“高鐵”方面的巨大投入。除西漢開通沙漠絲綢之路，從陽關、玉門關到車師，再到疏勒，遍佈亭隘外，東漢初年還開通飛狐道，自代至平城，約三百餘里;又開通嶠道，自零陵、桂陽，通嶺南，遠達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長一千餘里;自巴蜀向西南開通古道、永昌道，經緬甸，到達身毒，北上大夏，這就是西南絲綢之路。這些通道的沿途，有郵局，旅店，保障了來往商旅的安全，促進了投資和地方經濟繁榮。
在這樣的佈局之下，匈奴徹底失去了西域。沒有了天山南北草場和農田的滋養，沒有了絲綢之路的商業收益，再加上漢朝和盟國的通力打擊，以遊牧爲生的匈奴帝國，終於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最終淪爲邊塞部落。漢朝對於絲綢之路的經營，延續二百多年，歷時多代，其經略史上的經驗與教訓，值得今人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