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怎麼搞錢的你知道嗎?不知道沒關係，小編告訴你。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大軍南下，侵略上谷、漁陽，殺邊境吏民千餘人。
衛青率領漢軍出擊，將匈奴人痛揍一頓，俘虜數千人，盡收河南(此處指河套以南)之地，隨後控制了河套地區，漢武帝在此設置朔方(在今內蒙古)、五原二郡。
朔方成爲漢軍與匈奴對峙的重鎮，負責營造這座新城的是將領蘇建，他也是西漢名臣蘇武的父親。在漢代，這是一項浩大工程，急需大量勞動力，堪比申辦奧運會。
爲此，漢武帝從內地遷徙10萬人口到邊境，派往朔方修築新城，穿渠溉田，還順便命人修繕了秦代蒙恬所築的長城。爲了供應這10萬人的口糧以及運載物資，耗費數以億計，中央政府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皇帝家也沒有餘糧啊。
天下之大，又何止一個朔方城?
漢武帝在位時開疆拓土，經略四方，北征匈奴，南服滇、越，招降羌族，定朝鮮四郡，通西南夷道。這一系列戰爭打下來，帝國財政hold不住，只能說“我太難了”。
漢武帝時期，一場戰爭的花費有時就是中央官吏俸祿的幾十倍。
元朔六年(前123年)，大將軍衛青兩次出擊匈奴，殲敵過萬，爲大漢狠狠地出了一口惡氣。
勝利的喜悅之後，是沉重的財政包袱。此戰，漢武帝拿出黃金二十萬斤犒賞三軍。被俘的上萬名匈奴人也得到厚賞，衣食由當地政府掏錢，感受一下大漢的溫暖。將士封賞、軍械馬匹、糧食衣甲、安撫降衆，一個也不能少。
連年的戰爭耗盡了文景之治的國庫儲蓄，使大漢王朝陷入“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的財政困難。
這場賭局，劉徹可輸不起，他決定改弦更張，找尋挽救帝國財政的良藥。
1
元朔六年，衛青大勝的喜訊傳到京師時，大農令上奏稱，國家庫存的錢財已經不足以應付鉅額軍費開支。文景之治留下的家底，不到20年就快花光了。
爲彌補財政缺口，漢武帝最初採用的是賣爵，這一飲鴆止渴的老辦法。
當年他爺爺漢文帝抵禦匈奴時，就曾採納晁錯的建議，沿用秦代二十等爵制，規定有人向邊關輸送糧食，就授予爵位，高等爵位的人享有免賦免役的特權。錢穆先生曾說，朝廷賣爵，其性質亦略如近世國家之發行公債。
在財政危機下，漢武帝開始大規模賣爵，下詔設十一級武功爵，鼓勵民衆購買，明碼標價，童叟無欺：
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閒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
買爵的人可以免罪，還有優先選任官吏，進入仕途的資格，“大者封候卿大夫，小者郎吏”。漢代賣官鬻爵的歪風正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吹起的。
大漢政府帶貨能力堪比當今網紅主播，元朔六年朝廷賣爵的收入就高達30餘萬斤黃金，足夠前線的將士和匈奴戰俘兄弟們吃幾頓好的了。
賣爵解得了近渴，卻解不了遠憂。
隨着買爵者日漸增多，國家也就失去了一部分賦稅收入，而且這些人沒有通過“公務員考試”就進入政府，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官吏素質下降，官僚系統腐敗(“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可謂顧此失彼，並不能給大漢帶來長期穩定的財政收入。
2
真正爲朝廷解決財政危機，並深刻影響後世的是幾場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
年輕的漢武帝先是將目光投向了貨幣制度。
漢初，政府允許民間和諸侯國鑄造貨幣，採取貨幣自由競爭的制度。貨幣史專家彭信威認爲，漢初統治集團是將貨幣看作普通財富，認爲它的購買力不變，國窮民困只是因爲沒有錢，鑄幣就是生產，有了貨幣，就可以購置各種各樣的消費品。
開放鑄幣權，確實使投入流通的貨幣量大大增加，但其中必然摻雜一些偷工減料的不足值貨幣，即“劣幣”，而物資並沒有隨之增加。這就導致貨幣貶值，物價飛漲，甚至出現米石萬錢，馬匹百金的局面。
漢文帝在位時，賈誼就曾建議文帝收回鑄幣權，甚至要從源頭禁止，不許民間開採銅礦。他認爲任民自由鑄錢有四害(《漢書·食貨志》)：
1.有人偷偷摻用鉛、鐵，鑄造不合規格的“劣幣”;
2.劣幣日多，良幣減少，二者異用，市場混亂;
3.農民棄耕作而爭相採銅鑄錢，背本趨末，田園荒廢;
4.官吏到處追捕盜鑄者，“榜笞奔走者甚衆”，社會動盪不安。
這是漢代第一次提出鑄幣權收歸國有的理論，但漢文帝是一個較爲民主的皇帝，不願與民爭利，未予採納。到後來，一些掌握鑄幣權的豪強地主權力日盛，甚至威脅中央。
漢景帝在位時發生七國之亂，吳王劉濞之所以敢帶頭造反，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他依靠其封地的銅礦開礦鑄錢，掌握了大量貨幣。他在給諸侯王的信中說：“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
七國之亂後，朝廷就開始收攏鑄幣權，但仍有不少人爲了牟取暴利，以身試法。
到了漢武帝時期，要打仗，需要更多錢來填補財政漏洞。通過壟斷鑄幣權來達到斂財目的不失爲一個好辦法。中央收回貨幣話語權，控制金融市場，朝廷不就有錢了嘛。
元狩四年(前119年)，經過一番爭論，漢武帝採納大臣張湯的建議，進行第一次幣制改革，推出了“白鹿皮幣”和“白金幣”。
所謂“皮幣”，主要材料就是一張方尺寬的白鹿皮，飾以紫色花紋，價值40萬錢。
這種只能用禁苑的白鹿皮製成的超級貨幣，只有漢武帝纔有權力製造，他可以利用皇權，人爲地操控其價值，將地方的大量現實貨幣無條件地收歸國庫。
皮幣發行後，漢武帝就下了詔令，以後諸侯朝覲皇帝或祭祀祖先使用的玉璧，一定要用花錢換皮幣作墊子。一個玉璧價值幾千錢，一張皮幣卻要賣40萬。這皮幣真的很皮，就是明目張膽的搶劫。
皮幣主要是針對王侯的經濟掠奪，而“白金幣”就是面向民間市場。
所謂“白金幣”，是以銀、錫熔鑄而成的合金貨幣，其本身價值不高，當時銀價每兩不過50錢。而官方對白金幣定價卻遠遠高過其實際價值，已接近黃金的三分之二。
與皮幣類似，白金幣是漢武帝政府意欲用價值虛高的貨幣來購取商人物資而採取的措施。
此令一出，朝野上下一片譁然。
大農令顏異以廉潔正直著稱，敢於說真話，對新幣制的推行表示強烈反對：“王侯朝賀的玉璧一個價值才幾千錢，而作爲墊子的皮幣卻值40萬錢，這不就是本末倒置嗎?”在他看來，這玩意兒估計還沒比特幣靠譜。
漢武帝聽到這話後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張湯順着皇帝的意思，找人告發顏異，以腹誹之罪將顏大老實人給處死了。
“白金幣”本身兌換率極不合理，一入市場就遭到抵制，同時民間又大量盜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仿鑄的白金幣來套取政府、百姓的合法貨幣與物資。
囤積商人只入不出，偷鑄之風屢禁不止，市場混亂不堪，白金幣頓失信用，只用了5年就支撐不下去。到元鼎二年(前115年)，漢武帝只好下令廢止白金幣，並赦免了幾十萬犯偷鑄罪的死刑犯。
除了皮幣和白金幣，一直到元鼎年間，漢武帝政府幾年內都在雷厲風行地推行幣制改革，不斷更鑄新錢，先後推出了三銖錢、郡國五銖、赤仄五銖等貨幣，但這些貨幣都沒能從根本上解決私人鑄幣、貨幣貶值等問題。
元鼎二年(前115年)，赤仄五銖流通時，漢武帝已經將這種貨幣的發行權收歸中央，規定只能在京城鑄造，並以紅銅鑲邊作爲辨識，一個赤仄五銖要頂五個郡國五銖。
大漢人民路子太野了，在看到赤仄五銖使其他錢幣貶值5倍後，紛紛仿造赤仄五銖，使貨幣流通更爲混亂。赤仄五銖只通用了兩年就退出市場，成爲漢武帝幣制改革的最後一次過渡。
由於主持幣制改革的酷吏張湯遭人誣陷，自殺身死，貨幣改革的重任落在了桑弘羊等一批新財政官員身上，賈誼的思想最終經由他們實現。
在接受之前幾次的教訓後，桑弘羊認爲，只有將鑄幣權徹底收歸中央，嚴禁任何形式的私鑄、盜鑄，才能緩解財政危機。
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下令“悉禁郡國毋鑄錢”，一概禁止郡國和私人鑄錢，將之前的鑄錢統統銷燬。同時，國家壟斷銅礦的所有權和鑄錢權，天下錢幣全由上林苑鑄造，命水衡都尉所屬的鐘官、辨銅、均輸三官負責，史稱“上林三官五銖”。
新的五銖錢法定面值與實際價值相符，民間難以仿造，且銅礦被國家壟斷，民間私鑄已經無利可圖，之前的各種錢幣也全部退出流通。
至此，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鑄幣材料、貨幣鑄造權和發行權，幣制從短暫的自由鑄幣時期過渡到了國有壟斷階段。五銖錢也成爲中國歷史上行用最久的銅幣，直到唐初才廢除，改用開元通寶，共歷時七百多年。
實際上，官方壟斷貨幣，也就掌握了另一種獲取財政收入的直接方式。上林三官五銖剛流通時量足質優，從漢武帝到漢平帝元始年間，西漢共鑄造二百八十億萬枚，到後期，難免出現政府偷工減料的情況，可說是以國家的名義造假。
如果皇帝在鑄幣中摻入一半的假，就可以多鑄造一倍的貨幣。這些貨幣可以買多一倍的物資，劣幣驅逐良幣，最後貨幣也就貶值一半，政府相當於多收了5成的通脹稅。後來，王莽改制也是拼了命地改革幣制。
當市場發現漢武帝“陰謀”的時候，爲時已晚。
3
在壟斷鑄幣權的同時，漢武帝還將國有化改革延伸到當時利益最爲豐厚的幾大製造業——鹽、鐵、酒，進而掌握國家經濟命脈。
在漢武帝建設“國企”之前，統治者以黃老之學治國，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經濟發展十分自由，亞當·斯密都要酸了。有學者評價：“漢初實爲中國商人第一次獲得自由發展之安定時期也。”
漢高祖劉邦建國那會兒，出行還配不齊六匹顏色一樣的駿馬，一些諸侯和官員只能以牛車代替。大家都開不起勞斯萊斯，有輛五菱宏光將就一下就不錯了。
在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情況下，政府只好“開關樑，馳山澤之禁”，也就是不再設關征稅，並將包括鹽、鐵等在內的山林礦藏資源向民間開放。這兩項便民政策一下子激活了工商業，從此“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正所謂“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經過多年的自由發展，舉國上下形成一幅和平安寧、經濟繁榮的景象，史稱“文景之治”。對當時的盛世氣象，司馬遷有這樣一段經典描述：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不過，對鹽、鐵等工商業放任自流，也造成了地方膨脹的經濟勢力。一些豪商巨賈“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如臨邛卓氏、南陽孔氏、魯地曹邴氏、洛陽師史等富甲一方，橫行天下。
司馬遷將富商大賈稱爲“素封”，他們沒有官爵和封地，卻富比王侯，實際上是對中央政府的威脅。一些商人與權貴勾結，敗壞吏治，如南陽孔氏“連車騎，交守相”;一些商人積累的財富沒地方投資，便大量收購土地，於是“富者田連仟佰，貧者無立錐之地”，土地兼併嚴重。
打仗太燒錢，漢武帝很是頭疼。
爲了補貼國家財政，他以身作則，將山澤稅中數目龐大的鹽鐵稅從少府劃歸大農令管理。少府負責管理皇帝的私財，而大農令主管全國財政經濟，漢武帝把自己的錢包都交給國家了，可還是拆東牆補西牆。
豪強富商如此不差錢，漢武帝又缺錢，那麼從這些工商業主手中奪回“山海之利”，實行“鹽鐵官營”，將利潤最爲豐厚的兩大支柱產業收歸國有，豈不美哉。
最初負責推行鹽鐵專賣制度的，是大商人出身的大農丞孔僅和東郭咸陽。
在鹽業官營方面，漢武帝採納孔僅、東郭咸陽的建議，實行鹽戶出資煮鹽，政府統購統銷的方式。由政府招募民衆組成鹽戶，煮鹽費用由鹽戶自己承擔，國家提供煮鹽的牢盆等器具，還在全國各地設立鹽官，煮成的鹽由鹽官收取，壟斷專賣。
在鐵業官營方面，漢武帝在各地設置鐵官，鐵的冶煉和鐵器的製作、銷售，全部由鐵官負責，這是從源頭壟斷了鐵器生產。
漢武帝頒佈嚴格的法律，任何人不得私自煮鹽﹑冶鐵，或者擅自轉運銷賣。違犯者要在左腳戴上鐵鐐，淪爲“刑徒”，或罰去戍邊並剝奪其政治權利，官府還要沒收其生產工具。
鹽、鐵是老百姓生活必需品，擁有龐大而穩定的市場，實行官營後爲帝國財政帶來了顯著變化。《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胡三省曾統計，鹽業官營一度爲漢武帝貢獻了財政收入的一半。(“其利居天下稅入之半。”)
冶鐵技術也因規模化生產而得到發展，對漢朝軍隊的軍備大有助益，時人認爲匈奴與漢軍交戰，到後來需要用五個人才能抵擋一個漢軍，就是因爲漢軍裝備精良。(“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罷免了孔僅的職務，任命曾在宮中擔任侍中多年的商人之子桑弘羊爲大農令，主管鹽鐵專賣。
漢武帝曾在十年內罷免或處死六任大農令，但桑弘羊領大農令後，直到漢武帝去世，竟主管帝國財政長達23年。漢武帝終於找到一個能夠爲其斂財充當左膀右臂的聚斂之臣。(點擊此處瞭解：《最會搞錢的經濟大臣，如何支撐起帝國霸業?》)
據史書記載，桑弘羊上任一年後鹽鐵專賣就取得顯著效果，“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個“天下用饒”指的是政府解決了財政危機，漢武帝終於不用哀嘆“用度不足”，有錢去應付各項經費，締造自己的豐功偉業。
在對羌、南越的戰爭中，也全靠桑弘羊主持的專營改革搞錢，戰爭經費“皆仰給大農”。時人說，漢武帝對桑弘羊言聽計從，好比當年越王勾踐重用謀臣文種、范蠡。
後來，在鹽鐵專營之外，桑弘羊又增設酒類專營制度，與鹽、鐵並稱爲“三榷”。
4
桑弘羊爲了擴大鹽鐵專營、整頓市場秩序，還推出了均輸、平準制度。
“均輸”，就是“調劑運輸”，辦法是將各郡國繳納的貢物，按當地市價折換成豐饒而廉價的土特產品，上繳各地均輸官，然後再將這些商品運往價格較高的地區出售。
在“就近去遠，就賤去貴”的原則下，政府經過輾轉貿易，吃賣賣的差價。
與均輸互爲補充的是“平準”，規定在京師設置平準令，通過各地均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在爲皇帝創收的同時又起到平抑物價的作用。
均輸平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實際推行卻弊病頗多。
漢武帝經濟政策，實際上在地方培植出了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體的統治集團，他們相互勾結，強買強賣，依靠政府資源大發橫財，賺起錢來比私人工商業主還要兇狠。
有的官吏索取百姓不生產的東西，迫使他們賤賣自己生產的貨物，而買進官府所要的東西來繳納。甚至違背生產規律，在齊地徵收絲綢，在蜀地徵收麻布，還要不產絲、麻的地區也製作這些商品，然後低價收購，如此農民加倍受苦，女工雙重納稅(《鹽鐵論·本議》)。
此“未見輸之均也”。
有的官吏與奸商狼狽爲奸，關起城門壟斷市場，乘機囤積居奇，賤買貴賣。百姓嫌官鑄鐵器太貴而不願購買，官吏還要強賣(“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
此“未見準之平也”。
漢武帝在位時，董仲舒、卜式、司馬遷等支持經濟自由的知識分子，都對如此高度專制的經濟政策表達過不滿，甚至發表過一些違抗聖命的言論。
爲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上書要求“鹽鐵皆歸於民”，認爲政府不該與民爭利。御史大夫卜式是商人出身，曾上書爲富商鳴不平，請求罷鹽鐵專賣，還因此被貶官。《史記》中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也被不少史學家看作是司馬遷爲反對官營工商業而寫的兩篇學術論文。
理想很豐滿，三十年後，當來自全國各地的60多名儒生與年逾古稀的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上辯論時，儒生們強烈抨擊鹽鐵官營的政策，卻提不出任何有建設性的建議，只剩下滿口仁義道德。
桑弘羊如被告一般接受儒生們的口誅筆伐，桓寬在《鹽鐵論》中真實地紀錄了這位老人舌戰羣儒的窘境，“大夫默然”、“ 悒悒而不言”、“憮然內慚，四據而不言”……可是當桑弘羊發問時，言語中卻暗藏刀劍，且刀刀致命。
在這場關於官營政策存廢與否的討論中，他提出了至今難解的“桑弘羊之問”：如果沒有國有經濟，帝國如何解決財政收入?我們拿什麼打仗?地方割據勢力膨脹怎麼辦?
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始終是一個千古難題。
5
漢武帝對商人的掠奪不僅如此。爲剝奪民間資產，增加財政收入，還實行了算緡、告緡。
緡，是穿銅錢用的繩子。算緡，顧名思義就是通過計算商人手中積蓄的財產，按實際數目徵收財產稅，以充盈國庫。一種說法是兩千錢而一算，即每二千錢課稅一百二十錢，也就是抽取6%的財產稅。
另外，除了官吏、三老和北邊騎士等特殊人羣外，普通百姓有軺車(一馬所駕的輕便車)者每輛徵稅一算，即徵120錢。商人的車加倍徵稅，多買幾輛豪車，每一輛就抽稅240錢。同時，田宅、貨物和船隻等財產也被歸入算緡課稅範圍。
正如當年製作白鹿皮幣是明目張膽地向諸侯索取財物，算緡令是向全國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民直接要錢，手段更具強制性。老百姓有多少錢，就得照規矩拿出一部分來做貢獻，爲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打call，幫助國家打匈奴。
算緡令頒行後，天下富商卻跟漢武帝玩起了捉迷藏，爭先恐後地隱匿財產。漢武帝在前面喊口號，身後卻無人理睬，這就尷尬了，一場針對豪商大戶的清算就此展開。
漢武帝命楊可主持，頒佈了告緡令。
告緡令針對豪商大戶隱匿財產的情況，放手發動羣衆，鼓勵全民舉報，凡是被告發隱瞞不報或所報不實者，將抄沒其全部財產，並將一半財產獎予告發之人。
告緡令是國家對豪強富商的一次殘酷打擊，也是一場恐怖的“人民內部鬥爭”。一經頒發，官府不斷接到告緡舉報，民間形成一股告密熱潮。
一些市井之徒、無賴遊民在金錢的誘惑下，爲了那一半財產而將貪婪的目光投向富商大戶的豪宅。
一些積財鉅萬的豪強富商，還沒算清自己到底有多少錢就慘遭告發，被戴上刑具打入監牢、押往邊地，財產全部沒收，一家老小跌入社會底層。
隨着告緡遍天下，不僅富商和高利貸者受到整治，全國中產以上的家庭幾乎都被捲入其中，面臨破產的命運。朝廷沒收的財物卻堆滿了上林苑。史書記載，“中產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漢武帝特意安排一幫酷吏審理相關案件，被投訴立案的人，很少會有翻案的機會，有的案件甚至拖延十幾年還未結案，監獄裏關押着十餘萬人。
其中有一個叫杜周的酷吏，當官前窮得叮噹響，只有一匹馬的財產。出任廷尉後，他爲皇帝斂財審理各種案件，多年以後“家資累鉅萬矣”，成爲富豪後安然善終，其子孫相繼爲官，終西漢一代，簪纓不絕。
告緡運動中，有人妻離子散，有人幸災樂禍，只有那些官僚、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貴族仍然逍遙法外。這種“亂民”惡政在幾年後就宣告廢止，漢武帝實現了自己的目的，百姓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只能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勞動積極性一落千丈(“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
最大的贏家只有漢武帝一人，他繼續揮霍大量錢財，去實現帝國的宏圖霸業。
6
漢武帝興師動衆打了那麼多年仗，匈奴潰敗，四方安定，衛青、霍去病將星閃耀，可老百姓的日子卻不好過。這首漢代樂府詩《戰城南》，道出了人民心中的哀怨：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
爲我謂烏：且爲客豪!
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漢武帝后期，民生凋敝，哀鴻遍野，文景之治積累的財富幾乎消耗殆盡，過度集中的經濟大權和官僚機構帶來膨脹腐敗。各種與民爭利的措施在爲中央政府斂財的同時，也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以至“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
宋代司馬光說，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晚年的漢武帝在締造偉業後也意識到自己的過失，併爲之由衷懺悔。
最愛君在開頭說到一個故事，漢武帝曾爲營建朔方城調動十萬人力和上億物資。時過境遷，到了徵和四年(前89年)，漢軍出兵西域，桑弘羊建議擴大輪臺(今新疆輪臺縣)屯田的規模，漢武帝卻否決了。
漢武帝爲此頒發了“輪臺罪己詔”，與當年雷厲風行的態度截然相反。
在《輪臺詔》中，漢武帝提到：曾經有人奏請百姓每口增收賦稅三十錢，作爲邊防軍費，這會使老弱孤獨者困苦不堪;這次派人去遙遠的輪臺開荒，更會使天下人勞累，朕不忍心這麼做;如今應該致力於禁止苛刻暴虐的政策，減輕對民間的剝削，使天下安定。
波瀾壯闊的人生即將走到盡頭，在生命的最後兩年，年邁的漢武帝終於放下了執念。
然而，他開啓的財政政策，已成燎原之勢不可逆轉，國家壟斷、政府幹預的“蛋糕”從此被歷朝歷代政府緊緊握在手中。這一“必要的惡”，將在此後的兩千年中不斷地循環反覆，是非功過，自有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