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一位企業家朋友對我說，他最近看了一部講漢武帝的片子，很過癮。我對他說，漢武帝是中國歷史第一位大規模地濫用政治暴力，破壞法制，強行化私爲公、摧毀民營工商業的皇帝，你願意這樣的人再出現嗎?這樣的人真出現，你還會過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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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編劇選漢武帝來拍片子，到底想說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今天的中國，好不容易走上了市場經濟和工商業發展之路，對漢武帝這種類型的人，必須保有足夠的警惕性。中國歷史上的工商業者們總吃虧，就是因爲讀書太少，不講政治。官員們要講政治，企業家也得講點政治，不然可能還要吃大虧。
中國兩千年曆史上，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不多，漢武帝算得上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大人物。秦皇漢武，秦始皇統一中國，漢武帝征討匈奴，他們兩人在中國人心裏佔有很高的位置。人們在稱頌秦皇漢武赫赫武功的同時，常常不去想他們所幹的大壞事。真是奇怪，我們中國人心裏深處，總是特別畏懼和崇拜那些敢於殺人，給百姓帶來極大苦難的大英雄們。
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讀史是爲了讀現實。按這樣的想法來讀西漢史，我感到對我們中國人心中的秦皇武帝情結，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對漢武帝這種類型的人，要提高警惕，千萬不能再讓這種人上臺，原因很簡單，這類人物對工商業發展，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具有極大破壞性。具體說起來，漢武帝留下的壞傳統主要有三個：一是他摧毀民營經濟;二是他破壞法制;三是他窮兵黷武，拖垮了國家。
一、搶劫民營經濟
劉邦於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漢王朝。劉邦去世後(公元前195年)，經過漢惠帝(公元前195年--前188年)，呂后(公元前188年--前180年)，到漢文帝(公元前180年--前157年)和漢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統治期間，出現了秦統一以來中國第一個大盛世，歷史上稱爲“文景之治”。
《史記平準書》有一段記載①，大意如下：漢朝建立七十多年以來，國家沒有什麼大事，只要不遇到水災旱災，百姓家給人足。城鄉的糧倉都儲滿了糧食，各級政府財政都有多餘錢財。京師國庫的錢積累到鉅萬，串銅錢的帶子都朽壞了，國庫裏的錢多得難以統計。國家儲備糧倉的糧食太多，堆不下，只有堆在倉庫外面，糧食都腐敗不可再吃。大街小巷裏都有馬，鄉村也的馬成羣結隊，因公馬路上會打架，乘公馬去聚會的人往往到不了會場。
城裏看門的都有好糧好肉吃。小官員因流動性小，他們的孩子往往都繼承他們的職位了，所以一些姓氏都以他們的官位命名。人人都十分自愛，不敢觸犯法律，辦事都以義爲先，恥於幹壞事。這段時期，國家法律政策十分寬鬆，百姓富裕。
“文景之治”是如何得來的?是因爲政府按道家黃老學執政，無爲而治，清靜守法，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道家黃老學表現在經濟政策領域，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自由主義政策，低稅收，少干預，自由開放，依法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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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期間，“海內爲一，開關樑，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這是說，國家統一，各地關卡取消了，開發山澤自然資源的禁令取消了，所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商品交換沒有不通的，大家都得其所欲。政府在煮鹽、冶鐵等領域全面開放，私人得以自由經營。甚至在冶銅鑄幣這樣的貨幣發行領域，也都向私人開放，私人可以從事鑄幣業務。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到了極至，國家富裕，民營工商業大發展。
漢武帝於公元前140年即位，當時僅16歲，在他21歲前後，馬上開始對民營工商業連下重手。首先將鹽、鐵、酒等重要行業強行收歸官營，由官府對重要物資的運輸和貿易進行壟斷，對民營工商業徵收重稅。責令民營商人自報財產，陳報不實者，罰充軍一年。鼓勵告發民營工商業者，被告發者，沒收財物一半。於是告發一發不可收拾，《漢書》上說，“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等財產以上家庭都被告發了，結果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等以上的工商業家庭全都破產了。
漢武帝僅僅是通過告發和沒收財產一項，就“得民財以億計”。貪官污吏趁機魚肉其間。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業者就有六七萬人，上層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數量，達到十多萬人，搞得“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受傷害的民營工商業者比對匈奴戰爭中被打敗的匈奴人還多。“文景之治”培育出來的繁榮的民營工商業，就此被毀滅。漢武帝搶了民間工商業者的財富，拿來幹什麼?一是打仗，重獎將軍們。元狩五年，賜給衛青大將軍黃金二十萬輛。元狩四年，賞給衛青、霍去病黃金五十萬斤。經由漢武帝，巨量的財富由民營工商業者轉給了將軍們。所以歷代的將軍們都喜歡和崇拜漢武帝，看來不是沒有道理的。除了打仗用錢外，就是漢武帝自己大量揮霍，蓋宮殿和遊苑，大搞祭祀活動，四處巡遊天下，“取好女數千人，以填後宮”。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說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漢武帝把“文景之治”多年積累的國力，把工商業者多年創造的財富，短短几十年就耗幹了，西漢王朝由盛轉衰。
二、破壞法制
劉邦帶軍攻入秦國時，諸將都去搶金銀財寶，而蕭何則帶人去搶秦朝的檔案館，這樣蕭何就掌握了秦朝的人口、地理、法律等資料。建國後蕭何根據秦國的法律，以黃老無爲而治，清靜守法，約法省禁，順應民心的原則，對秦法進行了修改，制訂出了《九章律》，以後“蕭規曹隨”，西漢建國的法制基礎得以鞏固和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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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漢景帝等都是依法治國的榜樣，不敢把君主個人意志加於法律之上。有一個故事頗能說明“文景之治”是如何依法治國的。《漢書》中記載②：一次，漢文帝馬隊經過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來。驚了漢文帝所乘馬。於是派人把這人抓了來，交給法官張釋之處理。那人解釋說，看見馬隊，躲到橋下，後來以爲馬隊走了，就出來。出來看見馬隊還在，就跑。張釋之依律，判此人罰款。漢文帝很生氣，這人驚了我的馬，還算馬溫和，換其它馬，不傷了我嗎?你怎麼只是罰款。張釋之說，法律，是天子與天下人都必須共同遵守的。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你要加重處罰，這樣法律就不能取信於民了。漢文帝思考後說，法官說得對。
漢文帝想加重處罰，但最後仍然不得不依法辦事。這就是文景黃老之治的表現。法律是天子與天下人都共同遵守的，身爲帝王，也不能把自己的個人情緒和意志加於法律之上。但遺憾的是，由文帝、蕭何、曹參等開創的清靜無爲，依法治國的好傳統，被漢武帝徹底破壞了。
公元前140年，16歲的漢武帝上臺，在全國範圍內選拔人才。研究《公羊春秋傳》的董仲舒上書，要求尊儒隆禮，推行教化，他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就是說，不在儒家“六藝”之學和孔子思想的，都“絕其道”。這就是後人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來源。當時漢朝占主導地位的執政思想，就是道家黃老學，因此所謂“罷黜百家”，其實就是結束道家黃老學的統治。
16歲的漢武帝對董仲舒的策論表現讚賞。但由於當時信奉道家黃老學的竇太后(漢文帝的王后，漢武帝的奶奶)還活着，朝中遵循黃老之治的官吏仍佔主流，所以儒生掌權受到抑制。公元前135年，竇太后去世，21歲的漢武帝大權在手，真正實施了獨尊儒術的政策，大量儒生被提拔，這就結束了“文景之治”清靜守法的時代，“以德治國”取代了“以法治國”。“以德治國”被朝廷表述爲“德主刑輔”。“刑”(法)是有明確的條文規範的，“德”是什麼呢?從董仲舒倡導並實踐的“春秋決獄”可以看出來。所謂“春秋決獄”，就是按孔子所著的歷史著作《春秋》作爲判案的依據。這是一部歷史著作，一部歷史書怎麼能成爲判決案子的依據呢?照董仲舒的說法，因爲這部歷史書是以“德”爲基本原則的。但從司法來說，依據歷史著作判案，官吏的自由裁量權可大得不得了，官吏因之貪贓枉法，國家治理章法全無。
結果就是“上請”制度的出現，重大案子，向上請示皇帝定奪。有一幫熟讀古書的文人在旁幫忙，皇帝要從史書中找出任何一條合乎自己心意的典故，太容易了!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直接結果，就是皇帝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皇帝的意志就成爲法律，名爲“以德治國”，實爲皇帝集權專斷，這是極端的人治。漢武帝、董仲舒通過“獨尊儒術”，繞過了“文景之治”天子與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繼承和發揮了中國歷史上最壞的人治傳統。司馬光把漢武帝比做秦始皇。其實，秦始皇比起漢武帝來，還有注重法制和尊重民營工商業的優點。秦始皇還專門爲成功的民間工商業者樹碑立傳，從來沒有隨便摧毀過民間工商業。
三、窮兵黷武，戰無節制
人們只知道漢武帝征討匈奴的武功，知道霍去病馬踏匈奴的壯舉，但往往不知道漢武帝征討匈奴，打的長期的消耗戰，而且最後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公元前128年，在漢武帝28歲時，開始派大軍主動進攻匈奴，從此拉開了與匈奴30餘年的戰爭，初期漢軍取勝，但戰爭拖延下來，雙方有勝有敗，匈奴前後死傷7--8萬人，漢軍死傷數遠高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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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0年，漢武帝66歲，他再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領6萬大軍出塞進攻匈奴，結果全軍戰敗，李廣利投降匈奴，士卒死亡數萬人。消息傳來，漢武帝中止了與匈奴的戰爭，此後漢不復出兵。李廣利兵敗3年後，漢武帝去世，留下了一個經濟衰敗，人民貧困，社會動亂的國家。《漢書》上說，“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全國人口死亡過半。而且，就在漢武帝去世那年的冬天，“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匈奴之患依然。
匈奴自古是邊患。劉邦在世時，親率30萬大軍伐匈奴，結果在平城被圍，幾乎不能逃脫。漢文帝時，“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漢文帝與匈奴的關係，是自衛反擊的關係，他不敢輕易發兵深入，是擔心將天下百姓捲入戰爭。漢文帝遵循了養民爲本，“有理有利有節”的國防戰略。
漢武帝不同，他憑藉“文景之治”積累的強大國力，全面攻打匈奴，對消除中國北方邊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由於他不知節制，只知“快意匈奴”，過於窮兵黷武，重稅剝奪，破壞了國家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搞得百姓四處流亡，天下大亂，暴動接連發生。《漢書》上記載：“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滷鄉里者不可稱數。”漢武帝用了幾年的時間來對各地的暴亂進行鎮壓，但仍然是“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
《資治通鑑》記裁，由於連年征戰，海內虛耗，社會動亂，漢武帝晚年開始悔過，下罪已詔稱“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強調“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這是說，當今的任務是停止朝廷苛暴的政策，不準再隨便徵稅，全力從事農業生產，“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這是說，退回到“文景之治”與民休息的政策中來。
歷史是常常重演的。從秦始皇到漢武帝，從漢武帝到隋煬帝，這類“雄才大略”的政治人物的個性和氣質幾乎是一脈相承，將個人意志強加於萬萬民衆之上，全不顧百姓死活。這類害苦了百姓的專制人物會不會再次將中國人的命運玩弄於股掌之上呢?那些讚頌對這類人物的小說和電影，不都是在叫魂嗎，不都是在呼換他們的幽靈再現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