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年，也就是東漢安帝的永初四年二月。在華貴的東漢朝堂之上，正在舉行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核心在於——是否應當將涼州給放棄掉。
涼州，古稱雍涼之地，位於今天河西走廊一帶。地跨青、寧、甘等省份，是絲綢之路的要衝，被稱爲“通一線於廣漠，控五郡之咽喉”，是一塊戰略價值重大的經濟、軍事重點。然而東漢朝廷爲什麼要將它放棄掉呢?
一：“羌亂”與“棄涼”之議
涼州，曾經是大月氏與匈奴的駐牧之地。在公元前121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帶領漢軍，橫掃河西走廊的一代的匈奴。河西之地也就涼州，從此時起，就正式納入了中國的版圖。漢武帝將涼州劃分爲四個郡，分別是武威、酒泉、張掖以及敦煌。涼州乃是物華天寶之地，此地物產豐富，土地肥沃，草場千里，十分適合於農耕與放牧。在漢人的經營下，涼州成爲了農業與畜牧業之鄉。
在涼州附近，有相當多的少數民族，其中又以羌人爲多。羌人主要分東羌和西羌，是華夏民族的兄弟民族，血緣關係非常親近。羌人社會結構簡單，還處於氏族部落階段，並沒有形成政權。
羌人和華夏人一樣，都是相當會生娃的民族。在郭義恭的《廣志》中曾提到：“羌與北狄同俗，其人魯鈍，饒妻妾，多子姓。一人子十人，或至百人。”也就是說，羌人很喜歡生孩子，娶妻妾，所有擁有上百個孩子都不是什麼稀奇事。
然而，羌人生產力水平落後，人口一多就會面臨吃飯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羌人只好選擇向東邊的漢人鄰居“討要”。當然，他們的“討要”方式是武力。羌人雖然勇武，但是社會、軍事組織較爲低下，完全不是漢軍的對手。西漢時期，七十歲的老將趙充國就曾大破羌人。羌人們在酋長們的帶領下，紛紛向漢朝投降。漢朝也不客氣，將他們稍加安撫後，就遷往了內地，做起了漢朝子民。
無論是漢朝中央，還是漢朝的地方官吏，就從沒有拿羌人當人看。認爲他們不過是一羣廉價勞動力，以及“炮灰”的潛在人員而已。羌人要耕田，向國家交稅。到了戰時，羌人就會被動員起來，作爲漢軍的附屬兵團。
除此以外，地方的官吏、豪強也可以隨意奴役羌人。東漢官僚範式曾嘆息羌人的命運：“其內屬者，或倥傯之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在生活中，羌人與周圍的漢人言語不通，風俗各異，雙方很容易產生摩擦。但是，最終吃虧的往往還是羌人。可以說羌人的社會地位，可謂是低到了極點。
羌人在沉重的壓迫之下，過着豬狗不如的日子，心中充滿了憤恨。於是，自從東漢建立開始，羌人就不斷地發動暴亂，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開始時，東漢朝廷並不把羌人造反放在心上。畢竟羌人內屬已久，手上連個武器都沒有。在造反時，羌人只能手持木棍權作刀劍，拿着婦女用的銅鏡權作“盾牌”，身上更是身無寸甲。
在東漢強盛時期，羌人暴動自然不值一提。然而隨着東漢軍隊的腐朽，這些“斬木爲兵”的羌人開始變得越來越猛。到了漢安帝時期，羌人的暴亂已經成了氣候，竟將國舅鄧騭率領的漢朝中央軍殺的大敗，戰死八千餘人。得勝的羌人繳獲了大量物資，瞬間鳥槍換炮，向漢朝各地發動了猛烈攻擊，並造成了巨大破壞。其中，又尤其以叛亂髮生地——涼州受到的破壞最爲嚴重。人民流離失所，死傷慘重。此外，羌人居然還在涼州地區建立了政權，其首領滇零自稱天子，與漢家皇帝分庭抗禮。
在涼州大規模羌亂爆發的同時，幷州的南匈奴也趁勢作亂，加之內地不斷爆發的地震、洪澇、乾旱等災害，漢朝可謂是四面楚歌。於是在這種背景下，朝廷一些人便提出要放棄涼州，並且遷徙當地人民於三輔，以此來收縮防線，減少戰爭開支。於是“棄涼”之議，在這種背景下就召開了。
二：涼州“棄”還是“不棄”
事實上，“放棄涼州”的說法，從東漢剛一建立就開始了。但是這種愚行，受到了名將馬援的堅決制止。後來馬援親自率兵平定了當地的羌人叛亂，這才穩固了東漢對於涼州的統治。到了漢安帝時期，羌人的叛亂加劇，“棄涼”的說法又開始甚囂塵上。
這次提出要放棄涼州的人，正是當朝國舅、羌人的手下敗將鄧騭。他認爲現在國家多災，南匈奴和羌人同時作亂，漢朝並無同時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只能集中力量一個個的來，所以老鄧認爲，先集中力量解決南匈奴，涼州不如先放棄掉。這就如他所說：“這就好比衣服壞了，壞一件補另一件，還可以有一件完好的。如果不這樣，將是兩無所保。”
鄧國舅荒謬的看法，居然獲得了大臣們的一致贊同。爲何這些中央大員，對於涼州從漢朝的版圖中消失，表現得如此無動於衷呢?這就要從東漢的政權性質來說起。
東漢是在關東豪強地支持下，建立起的政權。所以到了後來，中央的官吏大多來自於關東，他們對於關西的局勢不僅不瞭解，而且也沒有興趣去了解。他們絲毫注意不到涼州地區，對於關中的拱衛作用。當時的涼州，由於自然災害與羌人的破壞，早已變得民不聊生、破敗不堪。這些關東的官僚認爲，此時的涼州已無任何價值，還不如放棄掉划算。
眼看涼州就要被放棄掉，一個偉岸的聲影站來出來：“涼州絕不可棄!”此人爲誰呢?正是東漢名臣虞詡!虞詡沒有參加當時的會議，然而當他聽到朝廷的決議後，不禁大驚失色。他立即找到當時的太尉張禹，向他面陳“棄涼”計劃的“三不可取”：
第一，涼州是先人打下的領土，決不能輕易放棄;第二，如果涼州丟了，關中三輔就成了前線，如果吃了敗仗，是不是連三輔都要放棄;第三，涼州人彪悍敢戰，如果你強迫他們放棄故土，豈不是逼他們造反。到時候，這些人和羌人一起造反，朝廷又如之奈何?”
聽虞詡這麼一說，把張禹嚇得冷汗直冒，趕緊聯合司空張敏一起，召開第二次全體代表會議。在朝會上，張禹和主張“棄涼”的鄧騭當面對抗，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最後，“保涼”一派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幾乎所有朝臣都支持張禹和虞詡的觀點。
東漢爲了保住涼州，採取了籠絡涼州本地人的政策，將當地豪強子弟闢爲椽吏，從而換取他們對於朝廷的忠誠。總體策略就是以“涼州人守涼州之土”，後來明朝以“遼人守遼土”與之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但是，朝廷真的抓住了涼州人的心嗎?答案是否定的。
三：涼州武人集團的異化發展
雖然朝廷決議是不放棄涼州，但是涼州的地方官吏，卻正在事實上放棄涼州。由於擔任地方官吏有迴避原則，所以涼州各郡的地方長官都是內郡人，對於當地沒有任何感情可言。當羌人武裝一到，這些官吏恨不得多生兩條腿，飛似得向東逃去。在自己逃跑同時，還想把當地百姓也帶上。但是涼州人民，並不願意離開自己世代居住的故土，說什麼也不肯走。
於是官員們發動邊兵，拆毀人民的房屋，拔掉人民的莊稼，摧毀人民的住宅和村落。當涼州人民被迫離開家鄉時，還不斷受到官吏、兵痞的勒索;很多平民在遷徙途中，因各種原因橫死於道;很多人不得不把家中老幼丟棄於路，還有人因爲窮困被迫將自己變賣爲奴。
一時間大路上哭聲整天，人民死傷枕藉。涼州名士王符曾親歷這次悲慘的遷徙，他沉痛地描述：“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匱竭，因隨以亡者，皆吏所惡殺!”王符還認爲，東漢那些酷吏，甚至比羌人還要兇狠。
漢朝官吏的殘酷行爲，終於將大量涼州百姓逼向了朝廷的反面，他們加入了羌人造反的隊伍，“羌亂”的性質開始發生了新的轉變。羌人獲得了漢民的補充，實力大增，並向關中、燕、趙、巴蜀等地擴散，一時有流竄全國之勢。
朝廷對涼州不管不顧，甚至是放棄的態度，最終使他們失去了涼州百姓對他們的支持。而朝廷、官僚對於涼州人的刻剝，更造成了涼州百姓對朝廷以及內郡諸人的仇恨。在這種背景下，一個大亂的策源地就開始形成了。
“以涼人守涼土”的策略有條不紊地實施着，並且逐漸發揮巨大作用。涼州人憑藉他們強大的武力，逐漸壓服了羌人的反亂。特別是一些涼州籍的武官，逐漸在平定羌人的戰鬥中成長起來，壯大起來。在“涼州三明”，也就是張奐、皇甫嵩以及段熲三位名將的指揮下，羌人勢力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特別是段熲，他用屠殺、血洗的戰術來對付羌人。
羌人在遭受巨大損失後，終於選擇了投降。連綿不絕的羌亂從這時起，終於劃上了句號。然而。羌人給漢朝帶來的人口、經濟損失，卻是不可彌補的。因爲此次暴亂，幷州和涼州的人口幾乎爲之一空。東漢爲了鎮壓羌人，耗費了數十億金錢以及難以計數的糧餉。從此時起，東漢的腐朽統治已經搖搖欲墜了。
羌亂平定後，董卓等涼州武官的勢力逐漸做大，開始參與中央之事。然而對於洛陽的士大夫來說，這些目不識丁的涼州武夫是可以輕視的，是可以隨意排擠的。朝臣們的漠視所帶來的，自然是涼州武人集團的仇恨與離心。隨着涼州武人軍事實力地不斷增長，這種離心力開始無限擴大，與中央的對抗開始滋生，終成尾大不掉之勢。在東漢這棟破樓搖搖欲墜之時，這些仇恨而貪婪的涼州軍人，絕不會吝惜去踢它一腳。
公元189年，也就是中平六年，涼州軍人們終於等到了機會。涼州軍閥董卓以平定朝廷禍亂爲名，帶領西涼雄師殺入洛陽城，並由此揭開了東漢之亂的序幕。從此以後，中原生靈塗炭，中華大地化爲血與骨的海洋。
前車之鑑，後事之師。東漢涼州問題告訴我們，一個政權決不能輕易放棄任何一寸國土，更不能拋棄任何一個子民。當政府放棄了他們，再想重拾這些人的忠誠與認同，又談何容易?就如滿清拋棄了香港與臺灣，造成了當地一些人民與祖國的隔閡，到如今兩岸百姓仍有很大的鴻溝。這種“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歷史悲劇，真讓人悲痛莫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