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廈將傾，衆人各自散去，僅剩主家孑然一身。”這樣的場景，是小說裏描寫一個大家庭遭逢變故時屢見不鮮的橋段。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因此當主人家遭難的時候，大多數僕人會“大難臨頭各自飛”。不過，在歷史上，有一位棲霞僕人在遇到類似情形時，卻堅守一個“義”字，在青史裏留下了光彩的一筆。
這位棲霞僕人的名字叫林之珍，按照清代《棲霞縣誌》的記載，這個看起來很文雅的名字，是後來改的，而他此前的名字相當通俗，叫做“劉柱子”。
劉柱子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明末清初。當時，他在棲霞縣庠生(秀才)林佺家中做僕人。關於劉柱子和林佺的具體籍貫，縣誌沒有詳細記載，推斷是蛇窩泊、唐家泊一帶。
(配圖均爲牙山附近的風光)
如果沒有變故的話，劉柱子的一生，可能就會在平談無奇的僕人崗位上度過。可是，到了順治十八年，變故出現了。
當年，棲霞人於七在牙山發動第二次反清起義，清廷派重兵遷來鎮壓，膠東諸縣頗受塗炭。到了第二年，起義失敗，於七逃往嶗山隱匿。但事情並未就此終了，騰出手來之後，清廷開始秋收算賬，整肅與於七有來往的地方望族。前後牽連甚廣，約百年後問世的《聊齋志異》書中亦有記載：“於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
在當時的形勢下，“告密”在棲霞和拉秧頗爲流行。有的人告密，是爲了彰顯對朝廷的忠心;有的人告密，是爲了表態自保;還有一些人告密，純粹就是爲了公報私仇，後來大多被證明是“誣告”。
但當時的清廷並不管這麼多，只要有人告發，立馬收入大牢，萊陽名人宋琬就曾因被人誣告而身陷囹圄。在“告密”大潮中，劉柱子的主家，棲霞縣秀才林佺也被人告發與於七相通。
實際上，於七在第一次起義之後，被招安爲棲霞縣把總，也算是當地的頭面人物，因此棲霞不少大家族都與之有來往，林佺認識於七也不意外。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追究的話，恐怕棲霞一大半的望族都要牽扯其中。
不過，誠如之前所言，清廷一開始採用的是高壓恫嚇的政策，並沒有耐心調查清楚，就直接將林佺收入大牢。縣誌稱：“或誣林佺以通於七，遂系臬獄三年。”
“臬”指的是臬司衙門，即一省之提刑按察使司。於七一案涉及重大，因此府縣兩級無權辦理，多由山東提刑按察使司辦理。結合《聊齋志異》中“公孫九娘”的記載，當時被關在濟南的人頗多，以至於棺材都供不應求，所謂“濟城工肄，材木一空。”
從史料記載來看，與於七的確有關的人，大多送到濟南不久，就被處決;而被誣告的，雖然沒有證據，但仍長期關在監獄裏，等數年之後，風聲過了，才陸續放了出來。宋琬如此，林佺亦然。
林佺在獄中等待這段時間，可謂煎熬。因爲雖然沒定死罪，但活罪難逃。他入獄之後，家產就被抄沒，以至於在獄中吃飯都成了問題。在這個衆人四散的危難之際，劉柱子站了出來，幫助主家度過難關。
據《棲霞縣誌》記載，當時劉柱子“隻身供給，久而不怠”，一堅持就是好幾年。
數年之後，林佺的案件得到昭雪，他迴歸故里之後，立馬就辦了這樣幾件事。第一，給劉柱子賜姓改名，從劉柱子變成林之珍，待之以侄禮，也就是把他看作林家的人。第二，讓自己的兒子分出一半田產給林之珍，用來報答他的恩情。
膠東人重義，在林之珍的這個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