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舉考試是衆多人實現仕途夢想的路途，更是高官厚祿的第一步。因此，古代讀書人，明知道那是一條獨木橋，擠破頭也要擠上這條路。可是，古代科舉可謂金字塔制度，也讓不少人癡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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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考試，應試者如過江之鯽，然而中榜者寥寥。以光緒九年應會試考生16000多人來看，只“賜陳冕等三百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其錄取率約爲1.9%，是真正的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98%的科舉考生都成落榜生。
那麼，清代如此衆多的落榜生除了繼續攻讀再考外，還有哪些出路呢?第一種是“半工半讀”，這是清代科舉落第者所通行的方式。一邊工作養家餬口，一邊繼續攻讀，以待下屆再考。譬如清朝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吳大澂，早年經歷鄉試、會試兩級考試落第之後，都有一段邊教書邊準備考試的時光。 34歲那年才中榜，繼而成爲大臣、著名金石考古家。
第二種是走捐納之途。道光九年(1829年)，34歲的魏源在連續參加會試落第之後，按例捐資得了個“內閣中書舍人候補”的職務。而後，他因職位之便得以系統閱讀了內閣所藏的清朝開國以來的大量史事檔案，開筆寫 《聖武記》，這是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書。後來，懷抱憂國情懷的魏源還寫成了《海國圖志》五十卷。走捐納之途的魏源，雖然落榜，但依然用所學爲國家作出了貢獻。科舉落榜生捐納爲官，這在清代尤其在晚清是很普遍的一件事，而這也是晚清吏治腐敗萎靡的一個病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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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是落榜生放棄應試之路，改弦更張，從軍從政。晚清中興名臣左宗棠即是科舉失意、投筆從戎的一個著名例子。左宗棠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21歲中舉後，“會試三次不第，即棄舉業而專治經世之學，知交羣推，有名於時”，而後，他憑着真才實學成了晚清重臣。另一個例子是近代名流梁啓超，他17歲中舉後，“屢應會試未捷”，但“以言論稱雄，仍爲政治活動”，而且自視極高，公然聲稱：除卻做國務大臣外，終生決不做一官也。
第四種出路是所謂的“大挑”。 “大挑”是清政府給會試落榜生設計的一個出路，是清代的創新。 “清制，舉人應會試三科不中後得赴大挑，亦入仕之一途也。 ”米脂人高照煦以同治癸酉舉人應光緒庚辰大挑，被任爲教職，後歷官宜川訓導、榆林教授。他在《閒談筆記》中記載：“國朝定製，會試三次後，特設大挑一科。不試文藝，專看相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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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晚清還有個名臣叫閻敬銘的，會試落第後曾經想弄個教職乾乾算了，於是去應試“大挑”。令人沮喪的是，他才上場就被刷下來了，原因是他“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老”。具有喜劇效果的是，“大挑”落選者閻敬銘此後發憤“補習”，竟然高中進士。與曾國藩齊名的胡林翼曾向朝廷誇讚他 “閻敬銘氣貌不揚，而心雄萬夫”，並說他是國家少有的賢才，如做法官將會“弄律有準”，如做理財官則“必無欺僞”，典型的一專多能。歷史上的閻敬銘的確爲官清廉耿介，有“救時宰相”之稱。清代的“大挑”看似給了落榜考生一個希望，但是以貌取人，實在是有失偏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