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啓文景之治的漢文帝劉恆一向以寬厚仁慈著稱，他即位後不僅廢除了各種誹謗罪和妖言罪、收罪犯家屬爲奴婢以及連坐的律令，對某些圖謀叛亂的人也相當仁慈，一生極少大開殺戒。
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聽說文帝親臨太原統兵出擊匈奴，以爲有機可乘，發兵造反。漢文帝得知劉興居舉兵謀反，一方面派軍隊前去平叛，另一方面下詔書說：“濟北境內吏民，凡在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就歸順朝廷和率軍獻城邑投降的，都給以寬赦，且恢復原有的官職爵位;即便是追隨劉興居參預謀反的，只要歸降朝廷，也可赦免其罪。”由於漢文帝寬厚仁慈，劉興居失道寡助，兵敗自殺，而那些曾追隨劉興居謀反的人果然都被寬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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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劉長與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合謀，派使者去與閩越、匈奴聯絡，準備發動叛亂。反情敗露，淮南王劉長被押送到長安，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宗正、廷尉等大臣都認爲應該處死劉長以及與劉長一同造反的人。結果漢文帝只是處死了與劉長一同謀反的人，卻赦免了劉長的死罪，廢去王號，把他發配去蜀郡。
劉長在被押送去蜀郡的途中絕食而死，漢文帝后悔不已，追尊淮南王劉長諡號爲厲王，並封他的兒子劉安爲淮南王、劉勃爲衡山王、劉賜爲廬江王。
總之，在漢文帝時期，漢文帝君臣以秦朝滅亡爲鑑誡，國政以寬厚爲本。這種風氣影響到全國，改變了那種互相檢舉、攻訐的風俗。官吏安守本分，百姓安居樂業，風俗篤實厚道，禁制法網寬鬆，有犯罪嫌疑的大都從寬發落。所以，漢文帝時期的刑罰大量減少，甚至出現了一年之內全國只審判四百起案件，停止動用刑罰的景象。
此外，對於封建君王而言，他們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謀反，所以一旦有人膽敢謀反，一般都會課以重罪，進行血腥大清洗。但漢文帝對劉興居、劉長的謀反均未大動干戈，而是從輕處罰，可見漢文帝的確是一位十分仁慈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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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樣一位仁慈的君王，爲何要對新垣平大開殺戒，誅滅了他的三族?
新垣平是趙地人，憑藉着善於觀雲氣而知兇吉得以進見漢文帝，勸說漢文帝在渭城建五帝廟，並預言這將使周朝的傳國寶鼎出現，還會有奇異的美玉出現。
漢文帝相信了新垣平的胡說，於公元前164年親自到渭陽五帝廟郊祭。第二年，漢文帝果然得到了一個刻有“人主延壽”四個字的玉杯。漢文帝因此更加信以爲真，下詔把這一年改爲元年，下令天下民衆盡情聚會飲酒。
不料，就在這一年，新垣平欺詐的事情就被人揭穿了。經查，那個刻有“人主延壽”的玉杯實際上是新垣平爲了欺騙漢文帝而叫人獻上的。
漢文帝發覺自己英明一世卻糊塗一時，臨老晚節不保，竟然爲一個方士所欺騙，不由得勃然大怒，一向如溫順的兔子也開始咬人了，難得大開殺戒一回，下令夷滅新垣平三族。
方士亂政，古已有之，秦始皇晚年變得喜怒無常、神神叨叨，實際上也與方士有着莫大的關係。而方士之所以能夠得到某些帝王的寵信，卻與這些帝王無法正確面對生老病死有關。我們只要稍微梳理一下中國歷史，就能清楚看出，那些迷信方士的帝王，往往都是在年老體衰時。方士們正是利用帝王畏懼死亡的心理弱點來行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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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在發覺被方士欺騙後，雖然也曾一怒之下坑殺了數百人，但他未能及時清醒過來，未能從迷信的泥潭裏脫身，仍然相信方士。秦始皇兩次上了方士徐福的當就是明證。
與秦始皇相比，漢文帝做得較爲出色的是，當他發覺自己被方士矇騙後，馬上採取措施壓制住迷信之風，從此不再相信方士，從而讓漢室江山在正確的軌道上繼續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