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可以說，家風就是社會風氣的縮影。古人極爲重視家庭教育和管理，歷史上有名的家風家訓很多，如三國時期諸葛亮的《誡子書》、南北朝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宋代司馬光的《家範》，明代朱柏廬的《朱子家訓》、清代林則徐的《十無益》等等。
論古代家訓的知名度，以《顏氏家訓》爲最，而能夠與其相提並論的，則是袁採的《袁氏世範》了。對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給予的高度評價可作佐證：“其書於立身處世之道，反覆詳盡。所以砥礪末俗者，極爲篤摯……大要明白切要，使覽者易知易從，固不失爲《顏氏家訓》之亞也。”
那麼，袁採究竟是何人?《袁氏世範》又是怎樣的一本書呢?
袁採(?-1195)，字君載，南宋官員。據《衢州市志》(天啓版)記載，袁採爲“三衢人”，袁採在《袁氏世範》自序中落款也是“三衢梧坡袁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溫州先賢圖譜》則表述爲“信安人”。從歷史表述習慣來看，三衢、信安即指衢州，梧坡可能是袁採的號。因此，袁採爲衢州人是肯定的。另據《常山縣誌》(嘉慶版、光緒版)記載：袁寀，圓通寺前人，由薦闢任四川轉運使。這兩版《常山縣誌》是目前史存僅有的標註袁採具體籍貫的文獻。古文中“寀”與“採”互通，袁寀與袁採都是宋代衢籍官吏，兩者同一人的可能性極大，如果事實確鑿，袁採則爲常山人無疑，可惜尚無更多的史料印證。
綜合《衢州志》(天啓版)、《樂清縣誌》(永樂版)、《政和縣誌》(民國版)、《徽州府志》(弘治版)等文史資料，可以大體瞭解袁採生平爲官之履歷：南宋隆興元年(1163)考取進士，乾道四年(1168)任江南西路袁州萍鄉縣(今江西萍鄉市)主簿，淳熙五年至十年(1178—1183)，任浙江東路溫州樂清(今浙江樂清)縣令，淳熙十年(1183)調任福建路建寧府政和縣(今福建鬆政)，紹熙元年(1190)，又遷至江東路徽州婺源縣(今江西婺源)。後來，官至監登聞檢院，隸屬於諫院。
袁採擔任縣官期間，堅持“爲官一任，造福一方”，爲人廉明剛直，恪己奉公，平時留心吏治，力改弊政，減稅安民，政聲頗佳，當地百姓無不稱善，社會風尚爲之一清。南宋紹熙年間，楊萬里奉命督查考覈地方官員政績時，對其做法大加讚賞，建議朝廷提拔重用。他在《薦舉徐木、袁採、朱元之、求揚祖政績奏功》(《誠齋集》七十卷)一文中提到：
奉議郎知徽州婺源縣袁採，三衢儒先，州里稱賢，勵操堅正，砥行清苦，三作壯縣，皆騰最聲。及來婺源，察見徽之諸邑其敝之尤者，專以糾法爲理財之源流，廣開告訐之門，每興羅織之獄，大者誣曾參以殺人，次者謗陳平之帷簿，至其小者，不可殫舉。採首摘其敝，白之監司太守，請痛禁止，自是諸邑之民，皆得安堵。
袁採的拳拳愛民之舉，贏得了百姓發自內心的愛戴和擁護，因此袁採任職過的每個地方，都會將他列入當地名宦祠，定期奉祀祭拜，這在清代《樂清縣誌》和民國《政和縣誌》裏都有記載。
袁採能文善畫，著作頗豐，曾撰有《樂清志》《政和雜記》《縣令小錄》《信安志》《閱史三要》《經權中興策》《千慮鄙說》《經界捷法》等。在樂清從政期間，袁採曾三入雁蕩山實地考察，撰寫《雁蕩山記》一篇，記敘了當時的雁蕩名僧、建寺及新闢景觀的史料，並將所作之畫刊於縣誌，糾正了雁山圖的誤差，爲雁蕩山開發作出巨大貢獻。
當然，在袁採的人生當中，最爲出彩的一筆，不在於爲政，而在於立言，即撰寫了《袁氏世範》一書。
在長期繁瑣的縣衙事務中，袁採處理過無數的家族糾紛和鄰里矛盾，積累了豐富的社會閱歷。他深切地感受到，淨化民風，需要懲惡揚善，彰顯公平正義，但更重要的是在於“訓俗”，藉助淺顯易懂的鄉村俚語，確立爲人處世的規矩準繩，實現淳正風俗，化導人倫的目的。由此，袁採萌生了著書教諭世人、教化風俗的念頭。
淳熙五年(1178)，袁採任樂清縣令，他在反覆提煉總結的基礎上，撰寫了《俗訓》一書。與《顏氏家訓》等傳統家訓不同，《俗訓》不侷限於教育本家族子孫後代，而是面向民間，直面世俗之事，教化一方百姓，具有廣泛的參與面和認同感。更重要的是，該書以“厚人倫而美習俗”爲宗旨，力求行文淺顯直率、語言質樸通俗、規範操作易行，確保“田夫野老、幽閨婦女，皆曉然於心目間”，人人“能知”、“能行”。
《俗訓》書成之後，遠近便爭相抄錄。考慮到“假而錄之者頗多，不能遍應”，袁採決定開始刻版印刷，並請同窗好友、權通判隆興軍府事劉鎮作序。沒想到劉鎮對此書評價極高，在“詳味數月”之後，他認爲《俗訓》一書“其言精確而詳盡，其意則敦厚而委屈，習而行之，誠可以爲孝悌、爲忠恕、爲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豈唯可以行諸樂清，達諸四海可也;豈唯可以行之一時，垂諸後世可也”，強烈建議將書名改爲《世範》。袁採謙虛地認爲言過其實，但最終還是同意更名爲《世範》，又稱《袁氏世範》。
事實證明，劉鎮的判斷極其準確。《袁氏世範》成了歷代人士爲政與持家的鏡鑑，印有很多木刻本和鉛印本，後又改頭換面編入《事林廣記》《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古今圖書集成》等多部類書，並錄入《四庫全書》。在海外，清代時期，此書在日本越南流行。日本江戶時代，則把它作爲庶民的教科書流傳，有漢文加訓點刊本《世範校本》，1850年初刊;越南阮逸(1793—1871)所著家訓書《阮唐臣傳家規範》採錄了《世範》十八條。晚近有日文、英文譯本以其作爲史料從事的歷史研究很多。
《袁氏世範》共分《睦親》、《處己》、《治家》三卷，共23000多字，內容非常詳盡。其中，《睦親》55則，論及父子、兄弟、夫婦、妯娌、子侄等家庭關係的處理，闡明瞭家人族屬如何和睦相處的基本準則，如強調“父慈子孝”，父母對待子女要“均其所愛”;家庭成員之間提倡“長幼貴和”“相處貴寬”“各懷公心”。《處己》64則，縱論立身、處世、言行、交遊之道以及如何提升自我修養的規範要求，如強調在待人接物時，不能“因人之富貴貧賤，設爲高下等級”;面對財物，“不損人而益己”;面對患難，“不妨人而利己”。《治家》40則，主要是如何看待和處理奴僕、田產、賦稅、債務等事情，如對於佃戶應該看作是自家的“衣食之源”，要體恤、厚待，借貸要少收利息，遇到災害要減租;購買田產時要公平交易，經營商業時不可摻雜使假。全書以儒家之道爲依據，娓娓道來，營造出一種和睦安寧的家教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