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防線與寧遠之戰
1644年，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活躍着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沒落的明朝、攻佔北京的李自成農民軍和關外正在崛起的清朝。對於這段歷史，今天人們談論的焦點大多是吳三桂獻城，因爲明朝末期唯一能抵抗清朝八旗兵鋒的只有長城了。
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全長6300公里，由連續城牆、關隘、烽堠和各種障礙組成。歷經千年烽火，長城防禦北方騎兵騷擾的成效顯著。明朝對長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建，在明朝統治中原的270多年中，長城的修建從未停止過，長城防線在防禦基礎和戰術上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善。
從結構上看，明長城建築材料和施工技術都有很大改進，牆體由磚砌、石砌和磚石合築、泥土夯築而成。在築城上，明長城更加註重倚重地勢，修築者充分利用山險水障等天然障礙，城牆的高低薄厚都隨山形地勢而異。明長城的防禦工程也較前朝大大加強。城牆頂部內設宇牆，外設雉堞，雉堞上有望孔和射擊孔，便於守城士兵防禦作戰。爲增強守備，明長城在關鍵地段加修多道城牆，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石牆竟多達28道。此外，還有劈山牆、山險牆、木柞牆和邊壕等輔助防禦設施。上百座雄關隘口和上萬個墩臺將明長城組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比以往任何朝代的長城都更加堅固完善。
爲了加強京畿北方的防禦，明長城加大了這一地區的防禦縱深，採用多道城牆、大縱深的防禦，由外而內分別爲外長城、內長城和內三關長城，逐層掩護，重疊設防。對於手持弓箭大刀，只善於野戰奔突的八旗騎兵來說，想攻破如此堅固的長城防線，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實，明清在關外的戰爭中，曾經進行過城池攻堅戰，最爲典型的便是寧遠之戰。寧遠(今遼寧興城)，是明朝在關外的最後堡壘。當時很多明將主張收縮防線，據守山海關，抗清名將袁崇煥卻提出“保關內必守關外，保關外必守寧遠”。爲抵禦清軍(其時稱後金)，袁崇煥大修寧遠城牆。不久後的戰鬥證實了袁崇煥此舉的高明。天啓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清太祖努爾哈赤趁遼東明軍易帥撤軍之際，率八旗精銳6萬出瀋陽，直逼寧遠城。攜遼瀋之戰餘威的努爾哈赤並未把寧遠放在眼裏，隨即揮師攻城。後金軍推着車爲前導，步騎兵蜂擁攻城。城下，弓箭手萬箭齊發，一時間“城堞箭鏃如雨注，懸牌似蝟刺”。在如此猛烈的攻勢下，寧遠城一度危如累卵，卻終因城池堅固、守城兵器配置完備而未被攻破。可憐數萬精於騎射的八旗勁旅不得施展，反被明軍的西洋大炮轟得傷亡慘重，努爾哈赤也中炮受傷，半年後疽發病卒。
入關之路有幾重
如果吳三桂不獻山海關，清軍就永遠無法踏上中原大地嗎？其實，由山海關入關是清軍最近的進攻路線，但並非是唯一的路線。事實上，清軍在1644年的山海關之戰前，已經先後5次經山海關西面的路線大舉進入內地，進攻明朝。
第一次是在1629年，皇太極率大軍親征，經由熱河進軍，破長城的大安口和龍井關直入內地，佔領遵化，攻陷薊州，兵圍北京。這次入關的最大成就，是皇太極成功施用反間計，使崇禎殺掉了名將袁崇煥，爲清軍剪除了最大的勁敵。
第二次是在1632年，皇太極率清軍由蒙古草原進軍，兵抵張家口北面，“列營四十里”，炫耀兵威，迫使明守將締約講和，然後收兵而還。
第三次是在1636年，皇太極命阿濟格統率大軍，破居庸關入長城，直搗河北，一路打得明軍狼奔豕突，與明軍作戰56次，攻下12城，俘獲人畜十幾萬，後經冷口關出長城北還。
第四次是在1638年，多爾袞由青山關入關，嶽託由牆子嶺入關，在華北大地上縱橫掃蕩。明朝督師盧象升率軍在河北鉅鹿迎擊清軍，兵敗陣亡。與袁崇煥、熊廷弼齊名的抗清名將孫承宗率百姓堅守高陽，也城破陣亡。清軍一共攻下一府三州五十七縣，包括山東省府濟南，擄男女五十餘萬和大量牲畜財物，然後出青山關而歸。
第五次是在1642年，皇太極以阿巴泰爲奉命大將軍，率軍從牆子嶺入關，一直打到山東兗州，又分兵攻陷登州、萊州、莒州、沂州(臨沂)、海州，共計攻下八十八城，降服六城，擄男女三十六萬，掠黃金一萬二千兩、白銀二百萬兩，最後由牆子嶺出關還師。
300年後的人民解放戰爭中，遼瀋戰役結束後，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主力也並不是從山海關入關，而是經熱河通過西面的古北口、喜峯口、冷口關等路線，橫越長城進入華北。當時，擁有60萬軍隊的華北國民黨軍，並沒有在山海關集結重兵防守，只在這裏放了一個軍的兵力，就是估計到東北野戰軍可能從其他路線進關，屯重兵于山海關無益。在山海關放置的兵力，也僅僅是起警戒作用。後來當山海關守軍發現東北野戰軍先頭部隊已自熱河進關後，驚慌失措，害怕後路被抄，趕緊向天津撤退，將山海關也讓給瞭解放軍。
通過古北口、喜峯口和冷口關等道路入關的東北野戰軍10個步兵縱隊，將近70萬兵力，攜帶着大量火炮、汽車等重裝備，仍然通過了崎嶇不平的山路，跨過長城防線，有如神兵天降，出現在華北地區，直指平津。從這一歷史事實，人們不難想到：明末以騎兵爲主，並無重裝備需要馱運的清軍要從這些路線長驅直入華北，更是容易得多。
明清軍隊戰力對比
明末，軍備廢弛。中國歷史上有一條鐵律：歷代王朝的軍隊只有在經歷開國時的南征北討，或是外患深重時的長期惡戰，才能錘鍊成雄師銳旅。而長期的和平歲月後，由於農耕文化優裕生活的消磨和統治者重文輕武政策的影響，軍隊的驍勇之氣消失殆盡。例如宋軍在宋太祖開國之初，是一支能征慣戰的勁旅，平荊南，滅後蜀，定南漢，克南唐，所向無敵。到了金軍對北宋發動進攻時，宋軍早已失去當年的驍猛，許多官兵連馬都騎不上去。
明軍的情況也並無二致。立國之初，軍隊久經征戰，精銳無比，因此能多次北掃大漠，令元軍殘餘喪魂落魄。此後200多年間，由於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明朝沒有如漢代匈奴、唐代突厥那樣的大敵，使明軍缺少大戰惡戰的歷練，戰力遠不如前。一旦努爾哈赤崛起於白山黑水，明軍在與剽悍的八旗兵較量中就處在下風。後金時期和清初時的八旗兵，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善戰之師。生長在寒冷關外的女真人，刻苦耐勞，能騎善射，經過努爾哈赤的組織編練，使八旗軍成爲一支“威如雷霆，動若風發”的雄悍勁旅。明軍與其作戰，幾乎無役不敗，以致名將袁崇煥認爲“只有憑堅城用大炮”才能抵擋清軍。袁崇煥憑堅城用大炮的戰術，固然暫時阻擋了八旗軍的兵鋒，但也滋長了明軍過分依賴“烏龜殼”的思想，日後主要憑藉堅城以大炮遠射，而不敢冒鋒犯鏑與清軍野戰，無法磨鍊出像衛青、霍去病馳騁大漠建功沙場的鐵騎雄師來。
袁崇煥曾設想明軍以構築城堡方式，步步向前推進，壓迫努爾哈赤。按照這種戰略，明軍要很長時間才能把戰線推進到松花江邊，而戰事久拖不決，自然使人民的軍費負擔加重。如果是在別的朝代，這個戰略或許行得通。如唐朝初年曾長期與突厥等民族作戰，並未拖垮國家的經濟，反而打出了一個空前繁榮富裕的盛世。但明朝末年，土地集中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民不聊生的社會已無法承受“遼餉”的沉重負擔。農民起義風起雲涌，遍地開花，明朝從此在“遼餉”外又多了“剿餉”和“練餉”。明軍既要對付關外的八旗兵，又要圍剿關內的起義軍，顧此失彼，“不徵流賊，即徵夷虜；不戰於邊，即戰於腹。馳驅數千裏，經歷彌歲月，炎風朔雪，飢寒凍餒”。節制三鎮的明朝總督洪承疇是農民軍的勁敵，他曾擒殺闖王高迎祥，在陝西潼關將李自成殺得只剩七騎逃入商洛山。他取得大勝後，被明政府調往遼東前線。洪承疇毫不規避清軍鋒芒，結果統率的14萬精銳兵馬被八旗軍殺得幾乎片甲無存。他指揮的這支明朝最大的作戰兵力的覆滅，使明朝喪失了抵抗清軍和鎮壓農民軍的最後資本。
難御胡馬的農民軍
明朝覆亡後，與清軍作戰的重任就落在農民起義軍身上。當時關內的農民起義軍，以李自成、張獻忠兩大部爲首，都是在短短几年間迅速發展起來的。如李自成在1638年爲洪承疇所敗，蟄伏陝南商洛山中，到1640年底才以五十騎殺出商洛山進入河南。由於成千上萬中原饑民的蜂擁加入，他的部隊急劇擴展成爲數十萬兵員的大軍，馳騁中原，縱橫關山，最後出師東向，顛覆了明王朝。攻克北京之時，這支農民軍實際也只有三年半的戰鬥歷程。
顯然，在這短短几年內，參加起義軍的又多爲此前從未摸過刀槍的農民，作戰技能很難趕上那些生長於馬背之上、從小就能騎善射的八旗兵。對農民起義軍來說，只有在與強敵的反覆較量中才能鍛煉出堅強的戰鬥力。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與清軍作戰的遼東前線，在內地與起義軍對陣的多是搜刮有術、作戰無方的部隊。起義軍的作戰能力很難得到錘鍊。
以前曾有一種觀點認爲，李闖王的軍隊進入北京後，驕傲自滿，迅速腐化，因而失去戰鬥力，抵擋不住清軍和吳三桂軍隊的聯合進攻。這種觀點並不完全準確。李自成軍隊在北京確實發生了嚴重腐化和軍紀敗壞現象，如許多將領佔據王公貴族府第，“子女玉帛，盡供其用”；有的士兵夜晚窮搜民家，“斬門而入，掠金銀婦女”。但這支軍隊入京僅一月，腐化時間尚短，鬥志還沒有喪失殆盡，尤其是作爲領袖的李自成，仍保持了較強的進取心和戰鬥意志，不顧勸阻，堅持要親征吳三桂。山海關之戰中，由於李自成的親自督戰，起義軍還是打得很勇猛的。
當時，吳三桂是明軍少有的猛將，他的部隊敢於與八旗兵進行野戰較量，在反覆廝殺中打出了“關寧鐵騎”的威風，成爲威震關外的勁旅。但在山海關大戰中，吳三桂那久經戰陣的“關寧鐵騎”，竟然難以抵擋李自成大軍，幾度陷於危急。這說明起義軍仍有頑強的戰鬥作風和高昂的戰鬥士氣。但是，同弓馬嫺熟的八旗兵相比，起義軍的戰鬥力仍然要差上一截。當清軍數萬鐵騎鋪天蓋地而來的時候，起義軍便抵擋不住。對李自成軍隊在清軍鐵騎面前的迅速崩潰，論者多認爲是因與吳三桂軍長時間交戰而筋疲力盡的結果，但應當看到，當時多爾袞統率的清軍主力還沒有全部進入交戰，首先出動的是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統領的正白旗和鑲白旗的部隊。數萬勁騎突出吳三桂軍右翼，向起義軍發起衝擊。在“萬馬奔騰不可止”的滾滾而來之勢面前，起義軍很快就轉爲全面潰敗。從這一交戰過程中，很容易看清雙方戰力的強弱對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起義軍也並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對清軍佔有兵力優勢。李自成親征山海關，兵力有10餘萬人，而多爾袞率領的清軍滿、蒙、漢八旗主力和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部隊，總共有18萬人，此外還要再加上吳三桂的5萬“關寧鐵騎”。曾目擊山海關之戰的朝鮮官員感嘆“胡兵似倍於流賊”。由此可知，清軍無論數量還是素質，都超過李自成農民軍。
如果吳三桂不獻山海關
崇禎帝縊死煤山後，多爾袞立即召開王公大臣會議，滿洲謀士們力勸多爾袞立即出兵與李自成爭奪天下。當時多爾袞對李自成心懷敬畏，認爲清軍曾經3次圍困北京卻沒有攻克，而李自成則一戰攻破北京，可見此人的大智大勇和起義軍的強大戰鬥力。謀士范文程進諫，李自成雖“擁衆百萬，橫行無忌”，但屢戰屢勝，其志必驕，驕兵必敗，“可一戰破也”。明朝降將洪承疇曾長期與起義軍作戰，是農民軍的頭號死敵，深悉農民軍的特點。他告訴多爾袞，李自成軍戰鬥力雖比明軍強，但不足與清軍驍悍的八旗勁旅匹敵。
於是多爾袞壯了膽，決心出師，率滿洲、蒙古八旗大部和漢軍八旗的全部，及明降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兵馬，浩浩蕩蕩地鳴炮出征。他們選擇了洪承疇建議的進關路線，不走山海關，而是西經薊州、密雲等地直撲北京，全軍輕裝簡從，輜重在後，精兵在前，準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李自成大軍包圍在北京，一舉全殲。只是在出征的第六天，在途中遇到了吳三桂派來的乞降使者，多爾袞才改變了主意，率師向山海關進發，並傳令將留在後方的紅衣大炮火速向前線運送。這樣，纔在山海關發生了決定清朝入主中原的大血戰。
從當時的形勢看，假如吳三桂在明朝滅亡後沒有“衝冠一怒爲紅顏”引清兵入關，而是投降了李自成，忠心耿耿地爲大順政權鎮守山海關，那麼清軍按照洪承疇原定的戰略，出李自成不意，從山海關西面破長城而入，在華北大平原上充分發揮八旗騎兵的野戰優勢，疾趨北京，形勢對李自成起義軍將會更加嚴峻。因爲向陝西的退路很容易被截斷，李自成軍就會被包圍在北京。與前三次北京保衛戰中的明軍不同，李自成內無糧草，外無各路勤王軍隊，難以固守北京，形勢將會比山海關戰役嚴重得多，結局很可能是起義軍全軍覆沒。
由此看來吳三桂的叛投清朝，對李自成來說其實是幸事。清軍因吳三桂降清而變更了迂迴包抄李自成的原定方略，改從山海關進攻，對起義軍的作戰打成了擊潰戰，使李自成得以保全相當兵力。據彭孫貽的《流寇志》記載，在山海關一戰後，李自成尚有兵馬數萬，退往陝西。只是隨後李自成接二連三地失策，才最終斷送了起義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