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九一八”叛國內幕：他三歲登基，在辛亥大潮的翻涌中三次上下龍椅，後成戰犯，再變公民……他就是中國的末代帝王——愛新覺羅·溥儀。
在長春東北角的僞滿皇宮，就見證了他的第三次登基，成爲僞滿時期的傀儡皇帝。
僞滿皇宮，佔地13.7萬平方米，原爲民國時期負責鹽務管理與運輸的吉黑榷運局所在地，是溥儀充當僞滿時期傀儡皇帝時的宮殿。
民間曾流傳這樣一句話：“小皇帝住鹽倉，鹹(閒)龍一條。”
一語成讖。
時下，來到僞滿皇宮。除了那段被人熟知的傀儡歷史，講解員更願意講述種種宮闈逸事，比如馬桶上批奏摺的溥儀，緝熙樓裏以鴉片爲生的皇后婉容。
而在人們心頭縈繞的是：這個傀儡政權爲什麼定“都”於長春而不是瀋陽?長春又爲什麼改名爲新京?溥儀粉墨登場後，爲什麼不稱皇帝而稱“執政”?
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似乎更能還原溥儀復辟夢的破滅。
粉墨登場
請願和出山都是日本人安排的
1931年11月，溥儀是帶着日本人 “皇帝”的承諾，從天津逃到了旅順，夢想着復辟大清王朝。
日本人的這個承諾，在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有詳細的記載。
1931年10月份，土肥原賢二來到天津，親自與蝸居於天津日本租界靜園中的溥儀進行“建國”會談。
“這個新國家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這是溥儀最關心的。
土肥原言之鑿鑿：“這是個獨立自主、完全由宣統帝您做主的國家。”
溥儀說：“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個問題嘛，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土肥原敷衍道。
“不!”溥儀強調，“如果是復位，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土肥原信誓旦旦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問題的。”
溥儀聽到土肥原的保證，點點頭：“如果是帝國，我可以去。”
而實際上，溥儀甫一踏上東北的土地，他就意識到自己“頭已經伸進老虎嘴裏”了，回不了頭，原先日方允諾的帝制被改成了所謂滿洲執政，並第一時間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1932年3月1日下午，奉天代表馮涵清、吉林代表張燕卿、黑龍江代表趙仲仁、內蒙古代表蘇寶麟、呼倫貝爾代表凌升、哈爾濱特別區代表葆康等六人來到旅順溥儀的住所，遞上一份懇請書，懇請溥儀出山就任僞滿的“國家元首”——“執政”。
溥儀裝模作樣地推辭一番說，就任執政“茲事體大”，“不得如此倉促”，本人“才識學淺”、“難堪大任”等等。
六人跪在地上言辭懇切地一再請求溥儀就任，溥儀對此“嚴詞”拒絕。六人沒辦法，只得悻悻離去。
3月4日，一個32人的請願團再次來到溥儀住所，請求溥儀就任“執政”。這些人高聲宣稱，此來是代表3000萬東北老百姓的共同心願，如果溥儀不答應，他們無法對3000萬百姓交代，希望溥儀不要辜負民衆的殷切期望。
溥儀看戲演得差不多了，拿出了準備好的答詞，表示“願意就任執政一年”。其實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關東軍事先安排好的。就這樣，在旅順被軟禁三個多月的溥儀終於要粉墨登場了。
對於這段歷史，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裏也有個評價，他說：“我不過是紙牌上的皇帝，不過是可以吃掉別人的牌，以贏得一筆賭注而已。”
帝王之夢
溥儀欲借日本力量完成復辟
1932年3月8日15時，溥儀的專列開進長春車站。
一走下車廂，對於那些整列相迎的日本人和僞滿新貴，以及禮炮、儀仗隊之類，溥儀並不覺得怎樣。
當見到站臺一側扯起一面大旗，上面寫着“吉林八旗舊臣迎大清宣統陛下”幾個大字，旗下跪了黑壓壓一大片穿着長袍馬褂的人，口口喊着“皇上萬歲”時，溥儀哭了。
後來，溥儀回憶當時的心情時說：“當我一眼看到那些人手裏拿着前清的‘黃龍旗’向我歡呼的時候，更是使我生出了‘不圖重見漢官儀’的感情，覺得自己彷彿又重新回到老家一樣。”
當年的4月，溥儀就搬進了由吉黑榷運局所改建的“僞滿皇宮”。
坐落在長春城北的這座“皇宮”，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從氣勢上，都和北京的紫禁城無法相比。但就是在這個距離北京紫禁城兩千裏之外的“新皇宮”，溥儀相信自己已經迎來了人生當中最好的一個機會，他深信自己可以藉助日本的力量，再一次復辟大清。
溥儀就任僞滿執政時正值“春秋鼎盛”之年，雄心勃勃地要完成“復辟大業”，曾對陳曾壽發誓說：“將忍耐一切困苦，兢兢業業，發誓恢復祖業，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甘休。”
於是，溥儀依照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爲自己的“金鑾殿”確定了名號。
日本陰謀
定“都”長春更名爲“新京”
溥儀到東北後，關東軍加緊了籌建僞滿洲國的步伐。
定“都”在哪裏?
日本人內部吵得很激烈，有四地進入待選：瀋陽、大連、哈爾濱和長春。
最後，關東軍一錘定音：定“都”長春。
長春，成爲僞滿“首都”後，就有了一個僞名字：“新京”。
上個世紀30年代，日本作家鈍田研寫過一部歷史小說《滿洲建國記》，其第三卷《新京》記載，1932年3月10日，剛剛成立的僞滿洲國國務院召開第一次會議。
僞國務院總務廳長、日本關東軍特務部部長駒井德三主持會議。
會上，駒井德三向在座的僞國務會議成員徵求長春更名的意見：“有沒有什麼好名字呢?”
僞外交總長謝介石搖晃着又小又圓的腦袋第一個提議：“叫‘新京’怎麼樣啊?”駒井很欣賞，當即表示：“好名字啊!”
“叫‘復京’也不錯嘛!”提出這個意見的，是僞財政總長兼吉林省省長熙洽。此人不僅投靠日本賣國求榮，且一心向往恢復大清帝國，偏愛“復”字。
4天以後，即1932年3月14日下午，又在仍由駒井主持的第四次僞國務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
駒井說：“首都怎樣更名，還是4天前留下的懸案，今天一定要解決。”
這時又有人提出第三個意見：“叫‘盛京’怎麼樣?”
鄭孝胥則擡出溥儀來達到“一言九鼎”的效果：“如果叫‘新京’，據我所知‘執政’閣下也不會有異議。”
就此決定把長春更名爲“新京”，次日發出佈告。
其實，在“新京”、“復京”、“盛京”三者之間，可供日本人選擇的只有“第一個名字”。
因爲“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本軍方早已爲“未來的新國家”定位：它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也不是清朝的延續，因此絕不能使用“復京”之名。至於“盛京”一名早已有之，即清兵入關前的滿族故都瀋陽，入關後稱爲“陪都”，當然不可以移植這樣的地名。
再走過場
第三次登基稱帝
溥儀虔誠地相信，這個皇位是向復辟中國皇帝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能見證他這種信心的是僞滿皇宮興運門的建成，時值溥儀第三次登基做僞滿皇帝前夕，溥儀認爲自己即將成爲九五之尊，便命人在其門楣上雕刻二龍戲珠圖案，並親自將其命名爲“興運門”，希望國運從此興隆。
但是，他的這第三次登基，卻當上了傀儡皇帝。
僞滿康德皇帝“登極”大典共有三種儀式：郊祭儀式、“登基”儀式和饗宴儀式。
郊祭儀式即在杏花村(今文化廣場)搭臺祭天，由於日本人強調僞滿帝國並非“後清”，不允許他按《大清會典》舊制辦，所以這次溥儀爭得能親率宮廷儀仗隊到搭天壇的地方——杏花村去舉行登基祭天禮的機會真不容易，他當“康德皇帝”的十幾年中也只有這一次!
據可靠史料，溥儀宮廷儀仗隊出宮以後，經長通路、七馬路、朝日通(今上海路)西行，至日本駐僞滿總領事館大使官邸前，直向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進發。
車隊通過大同廣場(今人民廣場)後西行，8時15分到達杏花村順天廣場內郊祭場(今文化廣場)，這裏用土壘起天壇，藉以舉行郊祭典禮，也就是告天即位古禮。
溥儀爲了這一天，甚至早就派人從北京偷偷將光緒帝的龍袍帶到了長春。然而，日本人卻一定要他穿“大元帥”禮服。爭來爭去，各讓一步：祭天行禮時穿“龍袍”，禮畢換裝，着“大元帥”禮服下壇返“宮”。
8時30分開始舉行祭天禮，溥儀身穿龍袍，從捧璽官手中接過國璽，交給司玉官，向神案三鞠躬，退下，即告禮成。
而就是日本許可他穿戴清朝皇帝龍袍，舉行登基祭天大禮，着實令他多了一番想入非非。
當天中午又在勤民樓二樓正殿舉行“登極大典”，將“滿洲國”改爲“滿洲帝國”，溥儀登極爲“滿洲帝國皇帝”，改年號“康德”，“執政府”改爲“宮內府”。
野心勃勃
組建自己的“護軍”
在與日本人的交往中，溥儀也深深地感到日本人的不可靠，想要復辟大清，就必須要有自己的武裝，籌劃“十萬精兵入中原”。
爲此，他私下出資派遣自己的親信十餘人包括他的弟弟溥傑，入日本陸軍軍官學校，研究軍事戰術，以備他日之用。再者，將自己的護軍共300人，加強訓練，全副武裝並試圖擴大。
護軍，原本就是溥儀的保鏢。可是，溥儀來到長春後，這支僞滿特殊部隊的性質卻發生了變化。因爲溥儀心裏也清楚，他要真正拿回在自己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權，就必須有自己的軍隊，而不是僅僅依靠狼子野心的日本關東軍。擴大護軍是他就此邁開的第一步。
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期間回憶說：除了我由天津帶來的十幾名“保鏢”之外，我還在當時從內蒙古、北京等處共招來約三百名青年，編成一支分三個隊的所謂“護軍”。不過這種編制和過去在北京“清宮”裏的“護軍”不同，並不是“皇宮警察”的性質，而是一種變相的陸軍。不但擁有步槍、輕機之類的裝備，就是教育訓練等等，也都是按照正規陸軍的方式施行。當時任僞“統領”的僞上校郭文林和三個僞少校隊長，其中兩個隊長都是拿我的親信來充當，並且還讓我的心腹嘍囉頭目——僞執政警衛處處長佟濟煦親自管轄着這支僞部隊……
起初，日本人對溥儀身邊的這幾百名“保鏢”並未在意，不過時間一久，狡猾的日本殖民者發現這些保鏢成了他們控制溥儀的障礙，於是想方設法修補漏洞，扼制護軍的發展。
日本對僞滿護軍的種種限制，終於釀成了數年後的“大同公園事件”，給日本關東軍提供了打擊僞滿護軍的絕好藉口，以中日軍人衝突爲由，解散了溥儀的護衛部隊。
帝宮新生
原基址建成“地質宮”
1940年6月，溥儀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日本之行，日本人藉此強迫溥儀放棄中國祖先崇拜的儀式和遵循的儒家學說，採用日本的官方宗教——神道作爲僞滿洲國的國教。
在歸途的車上，溥儀“忍不住地哭起來”。溥儀寫道，在“建國神廟”向日本天照大神祈禱，比褻瀆他大清祖宗墳墓更令其羞憤，更令其厭惡。
爲了撫慰僞帝，這一年，規劃多時的新皇宮終於動工了，日本人提出以北京故宮爲直接參照，總計佔地52萬平方米。
根據中國古代宮廷“前朝後寢”的傳統模式和北京清宮坐北朝南的佈局格調，精心設計了建設方案，把新皇宮正殿前佔地約14公頃的區域，規劃爲至少容納30萬人的“國都廣場”，作爲國民遙拜僞皇帝的場所。
新皇宮東西兩邊南北走向的大街，分別取名叫東萬壽大街和西萬壽大街，溥傑的住宅即坐落於西萬壽大街117號，正是新皇宮的右側。
新皇宮正殿前面，則是廣闊的“國都廣場”(今地質宮樓前廣場)，作爲國民遙拜僞皇帝的場所。廣場南橫跨興仁大路(今解放大路)的，是一條南北走向的寬闊的順天大街(今新民大街)，街心建有美麗的綠化長帶，隨着季節變化而有不同花木呈現出繽紛的色彩，大街兩側便是僞國務院和各部辦公大樓。
新皇宮原計劃8年建成，到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敗退，物資匱乏，水泥、鋼材和有色金屬材料更爲緊張。
在太平洋戰爭的隆隆炮聲中，不要說新皇宮的建設，連懸於舊皇宮大廳的吊燈上的黃銅、鋪設在宮內的地毯及一切裝飾物中的白金製品，通通作爲“軍需品”捐獻給“大東亞聖戰”了。
溥儀不停從外電廣播中感受到日本帝國頹敗的跡象。
1945年8月11日，原子彈在日本長崎扔下的第三天，溥儀和弟弟溥傑以及部分宮廷人員離開了寄居13年的僞滿皇宮，登上了駛往通化的火車。因爲蘇軍的空襲，火車被迫改道至通化郊外的大栗子溝。
1945年8月17日，在通化大栗子溝一處日本鐵礦公司的日式住宅裏，溥儀最後一次用印，頒佈退位詔書，在倉皇北顧中，結束了這場持續14年的賭博。
新中國成立後，著名建築學家樑思成按照中國古代建築風格設計，在僞滿規劃建設的“皇宮”原基址上，興建起一座綠色瓦頂宮殿式建築，名爲“地質宮”。原先規劃的52萬平方米麪積，現在是長春的文化廣場，與新民大街上的僞滿八大部大樓遙相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