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0日夜，溥儀不顧陳寶琛的堅決反對，揹着這位“忠心可嘉”的師傅潛赴東北。長期以來作爲溥儀最倚重的“智囊”，陳寶琛對此雖然氣憤，卻不願拋棄君臣之義而置溥儀於不顧。
1932年1月24日，陳寶琛以85歲高齡，在北方最嚴寒的季節動身離津，出關北上。當時溥儀在旅順，由鄭孝胥和羅振玉隨扈，正與日本關東軍的代表板垣徵四郎商談僞滿的“建國”問題。婉容的漢文師傅曾壽(字蒼虯)之弟陳曾植據陳寶琛自述，將其赴旅順謁見溥儀的經過載入日記(括號內文字系本文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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弢老(陳寶琛)十八日(農曆辛未年十二月十八即公曆1932年1月25日)到連(大連)，暫憩大和旅館，約蘇廠(鄭孝胥)來見。蘇老怪弢老未先電告，言倉卒赴旅(旅順)，恐難入見。欲先通一電話至旅。弢老辭之。言此來只盡己之心，若不得見，亦無可如何。遂行。到行在，門衛日人聞弢老來頗表敬意，立爲傳達召見。是夜宿旅順之大和旅館。次日，又入見。第三日，蘇廠父子(鄭孝胥之子爲鄭垂)來，言日欲在大和旅館開會，旅客均不能容留，催弢老行。弢老言本擬即行，已命幾士(陳寶琛之子陳懋復)、午園(陳寶琛之甥劉驤業)赴連換金票，俟其返即動身也。遂見上陛辭，上囑至連後稍緩歸津。返旅順，則蘇廠父子不待幾士、午園歸，已代將行李上車矣。弢老至連，適與幾士、午園錯過。及二人由旅復返連，乃知非日人開會，實板垣將到，恐弢老參預，故立促行也。逾日，上派人召弢老復入見。知板垣見上，言擬建滿蒙共和國，請上爲總統。上未允。弢老痛陳其不可，請上堅持。臨辭言，臣風燭餘年，恐未能再來;即來，亦恐未必能見。願上珍重。悽然而行。至連，蘇廠來，神氣不似前此之高興。言此事是羅叔言(羅振玉)辦壞，將從此不管。弢老責災之，言汝隨上來，不離左右，此事豈羅一人之責!此時乃言不管，何以對上?渠默然無辭。弢老遂歸。
1932年2月4日陳寶琛返抵天津，這次短暫的旅大之行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一個月後溥儀允就僞滿執政。
陳寶琛離開旅順一個月以後，溥儀就以“暫任執政一年”爲條件，當上了僞滿洲國的“元首”，到底還是鑽進了日本人的圈套。起初溥儀還躍躍欲試，要“恢復祖宗疆土社稷”，還在僞滿執政府開張之際，擬設“府中令”爲管理執政府的最高行政長官，“上諭弢老任之”，陳寶琛卻堅決不就。(陳曾壽、陳曾植：《局外局中人記》)陳寶琛固然反對僞滿，反對溥儀當“執政”，而且自己絕不參預僞滿的政務和事務，但他還是不願拋棄君臣之義而置溥儀於不顧，並不拒絕爲復辟清朝的“中興事業”服務，繼續爲溥儀“入主中原”的復辟事業奔走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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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陳寶琛爲溥儀服務的主要方式，是保持與在溥儀身邊管事的僞滿執政府祕書長鬍嗣瑗頻繁通信，藉以溝通兩地信息，瞭解僞滿政局的變化，而爲大清朝的“中興”，定方略，資長策。(陳寶琛與胡嗣瑗這一時期的通信已由遼寧省檔案館編入《溥儀私藏僞滿祕檔》，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文中引用陳寶琛致胡嗣瑗的書札，凡出自本書的，不再一一註明)
由於不得不面對日本武力控制下的僞滿洲國這一特定的政治環境，陳寶琛這時所向往的，首先是改變溥儀的政治處境，使之擺脫“政非己出，事由人斷”的傀儡地位。
在1932年12月23日的信中，陳寶琛引述國際社會對僞滿“極爲軒豁呈露”的評論之後說：“無人對此虛構之獨立國加以承認，即日本亦無此要求，然則有舉莫廢，亦視此後之能否勉副獨立二字，以求爲可承認已耳!”“有舉莫廢”實在是無可奈何，只有退而求“勉副獨立”了。在這種心境下，陳寶琛也不能不關注着僞滿政局，遂在信中又問到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虛谷)和僞滿總理鄭孝胥(夜起)的情況：“虛谷受事後，旬必一見，於建國規摸，有無裨贊?夜起所聘顧問，能否得人?實爲繫懷。”溥儀與武藤的定例會見，鄭孝胥和日本顧問的關係，這當然都涉及主權問題。
在1933年1月27日的信中，陳寶琛寫道：“彼(指日本)果能贊成我之實現獨立，使我可洗傀儡之詬，彼亦世有統監之嫌，不亦饜人心而息衆議乎?是在秉鈞者之開誠曉辭也。”在陳寶琛看來，“但視同蒙藏”，即得到如蒙藏地區的自治權，“已非我所甘受”，還要爭獨立權。當然他也知道，“此則固非虛谷所能主”，須經日本政府決策。
溥儀出任僞滿執政前與日方約定：一年爲期，實行帝制。將屆期滿，陳寶琛乃在1933年2月1日的信中提醒鄭孝胥和胡嗣瑗說：“所急之者，一年之期已近，不能不予籌表示，夜起有無計劃，公意如何?”他希望利用這個機會，爭回幾分自主之權。在2月16日的信中陳寶琛更具體地闡述了這個問題，他希望日本對僞滿起碼能像英國對愛爾蘭、加拿大那樣給予充分自治的權力。他寫道：
約期瞬屆，而西風忽轉，鄰(指日本)之勢成騎虎，雖強支門面，曠日持久，終恐有圖窮匕見之日，則取實而舍名，如蒙藏之自治而內屬，早聞青溪有此規劃，爲調解之地，英之愛爾蘭、加拿大即其例也。然亦必我真有獨立之精神，自治之權力，始有以解於旁人之指摘。
在1933年2月25日的信中，陳寶琛又從國際輿論和“國聯”的態度爲僞滿爭主權，他寫道：“亟宜勉求自治，成爲獨立，使人有可承認，鄰爲我即自爲也。”他如此無奈地向日本殖民者爭主權，這實在是歷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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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3月20日的信中，陳寶琛建議溥儀與武藤信義商洽，明確要求彼方“隱爲扶助”，而不要“顯爲把持”，再利用可能出現的中日直接交涉的局面，奠定“自治”、“獨立”的基礎。他寫道：
隱爲扶助與顯爲把持，固自有別。上於虛谷，儘可開誠佈公，指陳利害，切實與商，所謂中外共見共聞者，固不止於一時之得失也。觀內田之就商於幣原，其杌隉可想。彼若強硬到底，則不獨熱河不值一鼓，即華北亦孰當其鋒，難保不惹起世界大戰爭。彼若顧慮及此，聽從調解，則我實先受之。而考其實際，能自比於愛爾蘭、加拿大乎?……誠能乘此轉樞，或尚有立腳之餘地。否則與其取消於他日，不如此時磊磊落落之表示。不知已與虛谷商之否?
這實際是讓溥儀向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攤牌，或者允許“自治”，或者乾脆辭掉僞滿執政，然而在這兩個方向上都沒有路。
陳寶琛還通過相識20多年的日本友人神田正雄向日本政界元老進言，“但語以作保護國之元首，不如爲退位之帝王”，這件事寫在1933年4月2日的一封信中。在別的許多信中，陳寶琛也一再表述過自己的這種觀點，例如在1933年5月1日的信中他就表示過反對鄭孝胥“省心省事而不惜爲太阿之倒持”的主張，這實際講的還是“自治”、“獨立”、“主權”等問題。
對於僞滿的某些政務，陳寶琛也有過評論，提過建議，但無一不是爲了“爭主權”。例如當他聽說僞滿境內“每邑設一推事，皆用日人”時，便在信中追問此事，表示了不滿。又如1933年8月新任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到任之際，陳寶琛又寄望能趁機有所更張，他寫道：“新使已到，所見能逮所聞否?既表示不干涉宗旨，或不至盡食其言，所患我自無人而授人以柄也。”又說：“主人果有知人安民之本領，使人見而誠服，旁落之權，何患不可收回?學以廣才，能忍而後有濟，現惟靜修以待時耳!”爲此陳寶琛還陸續向溥儀推薦了王聘三、秦晉元等一些人才，就是爲了收回“旁落之權”。再如，溥儀登極爲“康德皇帝”以後，即傳出將訪問日本以示答謝的消息，陳寶琛擔心因此而在世人面前暴露傀儡的醜態，遂於1934年3月24日寫信道：“風傳秋後六飛(指溥儀)亦東，則斷斷不可，難保無媚外徼倖者，甘言以熒聽。所賴離明乾斷，不爲所動，免授諸方以口實，失衆望而梗前途。區區過慮，故於公豫言之。”他雖未能阻擋溥儀訪日之舉，卻也延緩了這次出訪的行期。再如，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訪滿”的消息傳出後，陳寶琛也寫信建議：歡迎雍仁的禮遇不要過於隆重，“稍一不慎，即無以保持獨立面目，並兩國平等之道”。再如，1934年7月陳寶琛聽到溥儀將廢掉“皇后”婉容的消息，立即寫信表示反對，他又擔心有人乘機把倭女導入後宮以取代婉容，實行枕邊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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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改變溥儀的政治處境，最終實現復辟清朝的理想，按照陳寶琛的策略，一方面不得不向日本“要獨立”、“爭主權”;另一方面他也認識到，必須建立自己的軍隊，完全依賴日本人的刺刀肯定是不行的。
陳寶琛積極鼓動溥儀聯絡吳佩孚、于學忠、韓復榘、石友三以及王懷慶的舊部等各路軍隊，組建屬於自己的武裝，“入主中原”。他在1932年8月11日的信中寫道：“此節亦不能不資外力，但究以中人爲主，必須劃清界限，如果南下收京，則視僻處一隅受人保護者，難易較然，尤宜豫策安全。”他在1933年2月16日的信中又寫道：“都人之望翠華，固不免於見卵求時，夜但有機可乘，亦不便禁遏。”流露了對溥儀“入主中原”的渴望。
陳寶琛還希望利用張作相在東北軍中的聲望和影響，把張學良下野後留下的十萬部衆變爲溥儀的御林軍。承德失守後，作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張作相便離開軍職，又未受南京政府任命的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從此寓居天津“租界”了。他不但與慶親王載振爲兒女親家，而且其舊屬張景惠、熙洽等已出任僞滿要職，似乎有條件接觸他。在1933年4月2日的信中，陳寶琛寫道：
爰立(隱指張作相)自木蘭歸，即蟄伏意界新居，不見“留”(隱指張學良)面，亦不赴“青”(隱指蔣介石)招，且不作答。東北軍隊，留此猶逾10萬衆，得其一呼必立應，“留”既去，未可柔致也。但須由我出面，俾免顧忌。新京有所親暱者，與通殷勤否?前伯材到東，正爲此，現尚覓人探其真意也。聞渠去歲，曾訪道子，甚款洽。河北以稅重餉加，疾視黨治，誠得此輩發難，當能先成一新局面，則難題漸近，既可免受制於一隅，而後入於互相利用之正軌，公意謂何?
在1933年7月17日的信中，陳寶琛又提出了聯絡黃郛的策略，黃郛就是1924年11月間驅逐溥儀出宮時攝政內閣的代總理，經手修改了優待清室的條件。爲什麼要找他呢?陳寶琛寫道：
黃在北方，爲軍閥所疾視，而何應欽亦與之不相容，困於孤立，欲去者屢矣。日方能多方扶持之。查黃於長城血戰之始，曾發表意見，抨擊日本甚力，並非完全屈服於日者，我方亟應乘此時勢，設法與之聯絡，收爲我用，彼在代閣時，尚有修改優待條件，其非喪盡天良可知，庶不至終入迷路，聽命於他人也。
雖然陳寶琛想出許多辦法，招兵買馬，希望給溥儀奠下實力的基礎，但是，既然溥儀已經鑽進了日本人設下的繩套，就完全失去了號召力或影響力，不要說他已無法建立起軍事力量，即使辦得到，日本人也絕對不會允許的。至於向日本人爭“主權”要“獨立”也只能是畫餅充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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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琛對日本殖民統治和僞滿傀儡政權懷有深深的戒心，但他還是以高齡之身不顧北方的嚴寒兩赴長春，以盡“君臣之道”。
從陳寶琛與溥儀的另一位師傅朱益藩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早在1932年7月中旬陳寶琛已經動了北赴長春的念頭(遼寧省檔案館編：《溥儀私藏僞滿祕檔》第128頁，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朱益藩致胡嗣瑗的信寫於1932年7月19日，原書編者所認定的時間有誤)，他8月22日致函胡嗣瑗：“鄙於月內，俗事粗了，尚擬秋後趨赴左右，以遂瞻就之微忱。彼時政局更新，當有端倪矣。”這正是弢老北赴長春的初衷。在9月4日的信中他又寫道：“來教所謂宜左右之，免與趣旨相背，誠爲要義。秋涼本思趨往瞻覲，爲此又須入都靜察些時，亦須題旨準定，方可遵循。”可見陳氏北上不僅僅爲“瞻覲”，他的心目中還有政治文章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