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爲何會出現東林黨抵制朝廷對經濟的控制?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公元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悲哀的崇禎皇帝朱由檢讓 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百官的大鐘。
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東林黨，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
崇禎吊死的時候，太監的評價是：“若魏忠賢還在，天下本不會如此的。”文官的評 價是：“獨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禎皇帝對東林黨的遺恨：“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爲亡國之臣。”可惜，崇禎到死的時候才發現東林黨“偷稅漏稅 ”的真面目。
在明朝後期有一個“怪現象”，任何國家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控制的政策，任何國家試圖增加工商業稅收的行爲，都必然遭到他們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即東林黨堅決一 致的抵制排 斥。
而且這樣的抵制活動，幾乎無一例外地獲得了成功，而且這樣的成功進一步讓他們相 信自己的正確性。
“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幾乎成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理論法寶，“農本商末”在他們那裏的意思僅僅是，你國家要打就只能打農業的主意。
你要增加農業賦稅，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業稅收，那就休想。明代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爲主。
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 。這自然大大觸 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
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張居正一死，他們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但想逃稅 ，沒那麼容易。
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日漸稀少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手中徵稅 。
由於管理外庫的戶部不接收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皇帝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謎。
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中的工商稅。通過“廷擊 ”、“紅丸”、“移宮 ”三案的精彩演出，東林黨終於在萬曆死後第一次把持了朝政。
他們馬上逼迫泰昌皇帝廢除了各項工商稅收。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極不平衡，江南工商業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 ，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
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天啓皇帝的死是個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於是魏忠賢死了。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此時遼東戰事吃緊，明軍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極爲低下。
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污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
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終於，最貧窮的西北農民起義了，還攻進北京，崇禎自殺。
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了。國破家亡，人財皆失，時人短視，瘋狂逃稅數十年 ，自以爲佔了大便宜，卻不知這實乃地地道道的自殺之舉，可悲可嘆。
晚明的一切矛盾點，其實都在一個錢字，天災也好，失地流民也好，明軍士氣不足也好，歸根結底就是朝廷沒有錢去解決這些問題，沒有強力的變革糾正，始終是無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