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爲什麼會興起?治學內容是什麼?該學派鼎盛於乾隆、嘉慶時期，因此得名。特色比較突出，十分注重“考據”與“實證”，清代乾嘉學派的出現，一般認爲是清朝統治階層殘酷鎮壓和籠絡羈縻臣民政策的產物。
比如，因其學術研究的方式，被稱爲“考據學派”;因爲其較爲樸實的文風，被稱爲“樸學”‘因爲其於宋明“理學”思想的對立，故稱爲“漢學”。
一般認爲，這主要是因爲清代文字獄盛行，研究前朝或當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到了學派發展的全盛期時，其研究的話題基本已經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完全脫節，爲考證而考證，餖飣繁瑣。當時的傑出之士，亦以之爲憂。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後的士大夫只知“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
嘉慶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爲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焦循還致書劉臺拱，說：“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嘉慶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書陳壽祺，認爲：“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不講，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過也。”喟嘆：“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
乾嘉學派的治學內容是以儒家經典爲中心，並認爲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吳派學者惠棟抱着“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的態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他“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王引之批評惠棟“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多指責清代漢學家“離經叛道”，是“幾千年未有之異端邪說”，如“鴆酒毒脯，烈腸洞胃”。
雍正、乾隆時期，清朝的統治獲得了相對的穩定，對文人採取了嚴酷的統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時期，屢次禁燬書籍，大興“文字獄”。當時的文人學士不僅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即使是詩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殺身滅族慘禍的危險，而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逃避現實。乾隆即位後，大力提倡經學的考據，一些達官貴人如阮元、畢沅等，也出而倡導經學。
考據，作爲治學的一個內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時至清代初期方專業從事考據，把學術全部納入考據的軌道，甚至在考據和學問之間劃一等號。乾嘉時期學人反對宋明理學好發空論言之無物的弊病，走上從書本上尋找疑難問題進行考據的務實道路。所以在思想發展史上，他們建樹不大，在學術研究方面，卻有一定的造詣和貢獻。
乾嘉學派的奠基人，學術界有多種說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學者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閻若璩、胡渭和毛奇齡等人重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顧炎武被公認爲是開了清代考據學的先河。但至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家，遺其大而傳其小，他們沉溺於故紙堆中，脫離實際，放棄了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