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不思，蒙古族彈撥樂器，見於元代，盛行於明代，清朝列入國樂，清後失傳，建國後重新研製成功。
火不思一詞爲突厥語“qobuz”的音譯，約於唐代從中亞傳入中國，又名渾不似，“和必斯”、“虎撥思”、“琥珀詞”、“吳撥思”、“胡不思”和“胡撥四”等(均爲蒙語音譯，即琴的意思)。民間稱其爲胡不兒或渾不似。流行於內蒙古自治區、河北省和甘肅省北部等地。四弦、長柄、無品、音箱梨形，明代時民間相當盛行。
傳世歷史
歷史悠久的火不思，出現於公元前1世紀初，是我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人民共同創制的一種彈絃樂器。
關於火不思，民間流傳着這樣一個美麗的傳說：西漢元帝時(公元前49年—前33年)，南郡秭歸(今屬湖北)王昭君被選入宮，漢元帝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王呼韓邪單于來到長安朝見漢皇，漢元帝以禮相待，呼韓邪單于表示“願婿漢氏以自親”，永結友好。王昭君自願嫁到匈奴，漢元帝遂以昭君相許，呼韓邪單于封昭君爲“寧胡閼氏”。王昭君去匈奴路上，曾在馬上彈奏琵琶。她的故事，成爲後世詩詞、小說、戲曲和說唱等的流行題材，繪畫中也有王昭君馬上彈琵琶圖。在匈奴期間，王昭君所彈的琵琶，深爲胡人所珍視，並模仿它製作了新的樂器，既粗陋又不相像，從此便有了“渾不似”之名。宋代俞琰的《席上腐談》(捲上)記載此事寫道：“王昭君琵琶壞肆，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和必斯”。
宋代陶宗儀《輟耕錄》載：“達達樂器有渾不似。”火不思的圖像，最早見於唐代古畫中。1905年，在新疆吐魯番以西的招哈和屯(這裏原是古代高昌地區)，發掘 的9世紀初的唐代高昌古畫，畫中有“一兒童抱彈長頸、勺形、四絃軸並列一側的彈撥樂器”。可見，早在唐宋時期，火不思已流行於我國西北廣大地區。新疆柯爾克孜族的考姆茲和雲南納西族的蘇古篤，在形制上與火不思相近，名稱也相似，它們屬同一淵源的樂器。
相關記載
火不思之名及其形制，始見於元代史籍。《元史·禮樂志》(卷七十一)載：“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以皮爲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事物異名錄·琵琶》載：“元志，天樂一部有火不思，制如琵琶，今山、陝、中州彈琥珀詞，蓋‘火不思’之轉語也。”這種樂器在蒙古族建都北京的元代，已被列入國樂，是經常在宮廷盛大宴會或王室內宴上演奏的樂器。後來廣泛流傳和盛行於中原，在山西、陝西、河南一帶，漢族人民也喜聞樂見。
朱元璋滅亡元朝以後，許多蒙古族風俗習慣都被明朝繼承下來，如演武中的“射柳”、禮節中的官民相見禮等都原樣保留着。但火不思已不入國樂，繼續在蒙古族中流傳，並起着溝通蒙、漢族之間文化聯繫的作用。
15世紀中葉，蒙古瓦剌部強盛，明廷贈送給瓦剌可汗的禮物中就有火不思。在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土木之變”中，擄獲英宗的瓦剌太師也先特別擅長音樂，他宰馬設宴，先向英宗奉上皇酒，然後親自彈奏火不思並唱着歌，還命令身旁的蒙古族人一起合唱，這在《明英宗實錄》中曾作了記載。
明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有：“今樂器中，有四弦長頸圓鼙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博詞……本虜中馬上所彈者。”
明代沈寵綏《度曲須知》載：“明朝北調伴奏樂器中有箏、渾不似……”
在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中國樂器博物館裏，珍藏有一面明代製作的傳世火不思(圖)。通體用紅木製成，全長83.5釐米、腹寬12.5釐米，共鳴箱呈半葫蘆形，下半部蒙以蟒皮，琴首平頂無飾，弦槽後開，左側橫置四軫，頸細而長，表面平滑無品，竹製琴馬，張四條絲絃，琴背通體雕刻精美花紋，此琴工藝細膩，外表美觀，堪稱精品，有着樂器鑑賞和藝術品收 藏雙重價值，已被載入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劉東昇先生主編的《中國樂器圖鑑》大型畫冊中。
到了清代，蒙古族的風尚再度盛行，這是因爲清朝入關前(叫後金)，滿族的文化受蒙古族文化影響較大，入關後，清朝除繼承以漢族爲主的中原文化外，又有意識地提倡滿蒙文化，所以許多元朝習俗又興盛起來。清朝把蒙古族音樂列爲國樂之一，除在歡宴蒙古王公時演奏外，每逢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大朝會和木蘭行圍時都要演奏。《大清會典》圖注述其形制說：“火不思，四弦，似琵琶而瘦，桐柄梨槽，半冒蟒皮，柄下腹上有棱，如蘆節，通長二尺七 寸三分一釐一毫。”《清朝續文獻通考·樂考》中也有：“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頸無品，以皮爲面。”此時的火不思，是蒙古樂番部合奏樂器之一。《大清會典·樂部·若燕樂番部合奏》有：“用雲璈—簫—笛—管—笙—胡琴—琵琶—三絃—月琴—二絃—軋箏—火不思—拍板等。”清代陝西梆子(又稱西調)曾使用火不思爲伴奏樂器。民國初年，內蒙古東部喀喇沁王府樂隊中仍在使用火不思。火不思還用於民間器樂合奏，在河北省易縣東韓村的十番會演奏中，至今仍使用火不思。
傳統的火不思，形似飯勺，琴桿較長，共鳴箱較小，由於音箱蒙 有皮膜，因而音色富有濃厚的草原風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