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伯孜柯樂器是哈薩克民族遠古時代的樂器。民族民間樂器的物質材料的獲得是比較容易的。根據考古資料，迄今爲止，人類發現的最早的樂器是骨笛。這是從事狩獵活動的遊牧民族(當然也包括哈薩克民族)在狩獵之餘，還可以花些時間來琢磨怎麼把吃剩的骨管做成一支更令人愉悅的吹管。隨着骨管上的音孔增多，短短的骨管所能承載的音調就顯得單調了。之後，遊牧民族又“從文依草”，取來草原上隨處可見的艾蒿管莖、樺木等做成三個孔、四個孔或五個孔，甚至七個孔的笛子，作爲吹鳴樂器。同樣，作爲遊牧民族的哈薩克人當初也就是這樣製作並吹奏斯伯孜柯這種樂器的。隨着人類社會發展到了青銅器、鐵器時代，哈薩克人又用銅管、鐵管來製造斯伯孜柯樂器。
考古工作者們在河南省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早期的骨笛告訴我們，至少在約8500年前，人類就可以使用管樂器，並使一根管子發出四到五個音，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我想，如果你想讓一根管子發出有秩序的音高，馬上就會涉及到以怎麼樣的間距來開孔的問題，這需要製作的人懂得相當精確的計算。而斯伯孜柯樂器的製作和不斷更新，就說明哈薩克人不僅能製造樂器，而且對樂器的音準、音階已經有所選擇。
從製作手藝的角度來看，這已經超越了人類最初運用於狩獵的單孔單音的哨笛的作用，變成多音孔、多音高的樂器，也形成了日益複雜的音階。哈薩克人這是在有意識地尋找發聲規律，製作比較成熟的樂器，並經過藝術加工產生另一種文化產品——斯伯孜柯樂曲。
哈薩克民族的斯伯孜柯樂器長約50—70釐米，管壁開三個、四個、五個，甚至七個音孔。最早的斯伯孜柯樂器的管壁用鮮羊腸套着作爲保護膜，現在有人已經改用銅絲纏繞。吹奏時，先吸水潤溼管口，並用舌尖堵住管口大部，留一小口爲吹孔。吹奏時發出不同音階，同時用喉頭髮出持續低音，形成雙聲部。
它的音量雖然較小，但音色柔和、舒緩、悠遠。
斯伯孜柯樂器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已經比較成熟，已經基本上能提供邏輯化的音體系，音樂的組織結構也已經變得比較複雜。斯伯孜柯樂曲的曲調揭示了這種樂器所能表現的豐富內涵，它的音區高低分明，節奏富於變化，同一旋律反覆出現，極大地豐富了音樂形象，造成了前呼後應，此起彼伏的效果。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環境只是它的外在面目，要認識這個民族就必須認識這個民族最能表達內心世界的文學藝術。其中，我們可以通過音樂藝術，尤其是民族民間音樂更能充分地理解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和靈魂。作爲遊牧草原文化背景之下的哈薩克民族崇拜圖騰，崇拜自由，崇拜力量，崇拜自然。他們面對大自然，沒有絲毫的霸道，只是把自己看作大自然極爲普通的一員。屹立在馬背上的哈薩克人更具有想像力，他們一代又一代想像着追尋着流奶流蜜的樂土。
所以哈薩克民族就創造了以想像爲基礎的斯伯孜柯音樂，斯伯孜柯音樂全然只爲藝術的目的。這種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音樂藝術所產生的動力，使哈薩克人在嚴酷的大自然面前，面對其他民族文化的衝擊，有時甚至是排山倒海似的衝擊，依然生生不息，作爲一個獨立的民族繼續存在和發展。
斯伯孜柯音樂作爲遠古延續下來的民間藝術，帶着哈薩克民族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時代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內心世界的深深烙印。在衆多的斯伯孜柯樂曲中，首先，有許多表現古代狩獵生產內容的樂曲。例如：《羚羊皮》。古代的時候，有兩個孤兒以狩獵爲生。有一天，他們去狩獵，突然看見前方有一羣羚羊。
這時，哥哥讓弟弟從後邊包抄過去，把羚羊往這邊兒吆趕，以便獵殺。弟弟去了，但羚羊羣卻反其道而行之。恰好在這時，暴風雨大作，使兄弟倆相互迷失了。哥哥在羣山之中尋找弟弟。風平浪靜之後，他看見一隻羚羊在樹下酣睡。喜出望外的哥哥便舉箭射了羚羊。但後來才知道自己誤殺了蓋着獵取的羚羊皮酣睡的弟弟。這首樂曲表現的就是在嚴酷的狩獵環境中的人的境遇，以及他們內心的感受。
哈薩克民族幾乎是整體性地沉溺於斯伯孜柯音樂的。這種傳統的音樂藝術無疑觸及了這個民族的深層心理，即生活應該是有追求有理想的。斯伯孜柯音樂給了哈薩克族這種想像力，使哈薩克這個民族一代又一代在尋找流奶流蜜的樂土。它也給了我們心靈的自由，而創造力恰恰屬於心靈自由的民族。這種特別的民族精神使得哈薩克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沒有像匈奴那樣灰飛煙滅。
細細聆聽斯伯孜柯音樂，你會聽出一種沉靜，它使你無法輕鬆，無論什麼樣的快樂主題，也會被它變得平靜舒緩。當代著名的斯伯孜柯演奏家尼合買提曾經創作過一首樂曲——《婚禮曲》，我以爲自己終於可以聽到一首表現歡樂主題的樂曲了。
但適得相反，它依然是沉靜的，好像在告訴沉浸在歡樂中的男女雙方：新的、更加艱難的生活就要開始了。斯伯孜柯音樂迫使你節制無窮盡的物質慾望，迫使你寬容地對待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人，迫使你珍惜足下的每一棵草，有一種與天上的小鳥交流的衝動，迫使你重新認識已經變得喧囂、躁動，面目全非的人類生活，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心靈，無悔地度過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