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古篤，又稱色古篤，漢語稱爲火布思、胡撥、琥珀，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納西族的彈絃樂器。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納西古樂源遠流長，宣科先生曾說它的全名應該是“納西民族在歷史長河中不斷傳承、保留、弘揚的古老音樂”。它是古老樂曲、古老樂器、古老藝人的“三老”文化展示。在衆多彈奏樂器裏，“蘇古篤”最具特色。納西語的“蘇古篤”是一定要學會的意思。
蘇古篤，亦稱色古篤，漢語又有火不思、渾不似、胡撥、琥珀等稱謂，是納西族傳統彈奏弦鳴樂器，主要流傳於雲南省麗江市納西族聚居區。該樂器主要應用於民間白沙細樂、洞經音樂等傳統器樂合奏中，是一件重要的色彩性樂器。在以往研究中，由於蘇古篤與火不思存有淵源關係，因此大多學者認爲蘇古篤與蒙古族的火不思是同一樂器。①日本學者林謙三被認爲是最早對蘇古篤(火不思)進行研究的學者之一，其後，毛繼增、桑德諾瓦、莫爾吉胡、宣科等學者也對蘇古篤進行了學術關注。縱觀蘇古篤以往的研究，歷史源流問題是研究的重點(後有詳述，此不贅述)，關於其分佈雖有提及，但未見詳實的考察研究。本文的寫作正是基於上述思考對以往研究的反思與補正。
在蘇古篤研究中首先要解決的是蘇古篤與火不思②的源流關係問題。火不思在歷史文獻中被多次記載，形制特點等均有較爲詳實的描述。最早記載出現於《元史·禮樂志》中：“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以皮爲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③根據筆者實地探究，當下蘇古篤的形制可描述爲：
長約105-110cm，音箱寬19cm，厚度爲6cm;2.四弦;3.頸長屬琉特類，無品;4.四軸同置一側;5.共鳴箱爲半葫蘆形，一分爲二，上窄下寬，下半部分“以皮爲面”，上半部從側邊開口(後封死)內部鏤空，並用小槽與下方共鳴箱相連。
據此形制對比，蘇古篤與火不思應爲同一樂器。從火不思到蘇古篤，經過數百年的歷史變遷，作爲物質屬性的樂器，完成了地理空間和人文空間的雙重轉換。傳統火不思一度在北方湮沒於歷史長河中，樂器實物無從查證，然而蘇古篤的發現填補了這一空白。通過梳理蘇古篤的歷史、源流以及存在現狀等，可以對火不思的歷史及流變、民族文化融合與嬗變等研究產生積極的補證意義。
一、蘇古篤的源起問題辨析
關於蘇古篤的歷史來源，最早論著見於林謙三的《東亞樂器考》，他認爲火不思的原語qobuz最早是各種絃樂器的泛稱，其“大概是中唐時佔據此地的回紇人(土耳其族)的遺物，而樂器之名，由他們稱爲qobuz的。我作如此推測的理由是：以後的宋元時代，從土耳其語譯此同形的樂器名爲火不思”④。林氏主要依據的是“1905年，勒郭克氏第二次探險時，發掘新疆省吐魯番西邊的招哈和屯，得到古畫。圖中畫着個喀什米爾裝束的婦女，周圍有童子數人，或在打球，或抱果實，還有在婦人膝上游戲的。其中一個童子手裏抱着個絃樂器在奏弄。這樂器頭上，一邊並排着四個軫。槽有棱角，一部分蒙有皮，的確是後世火不思的前身”⑤。“高昌畫”童子所演奏的樂器，其形制特徵與蘇古篤相符。
其實，原文中“回紇人(土耳其族)”的翻譯，在1973年的版本中，林氏是這樣表述的——“回紇人(カイケツ)(ニウイグル人、トルコ族)”⑦，翻譯爲：回紇人(=維吾爾人、土耳其族)。據此，蘇古篤(維吾爾族先民，二者關係將在後文中論及)曾是回紇人統治區域內廣爲流傳的樂器，但上述表述中回紇人和土耳其人的關係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林氏提及的“土耳其族”與“回紇人”爲同一族羣，這顯然是有爭議的問題。這裏有兩個基本問題需進一步深入闡明：從歷史源流來看土耳其與回紇的關係;從語言族屬看回紇與火不思的關係。
其一，“土耳其族”林氏所提及內容可以理解爲“土耳其人”或土耳其人先民。土耳其人雖然是古代突厥中的一支在西遷後不斷擴張、融合的產物，但其絕非今日之“土耳其人”。另外，縱觀我國西域地區發展歷史，19世紀之前，中亞、西亞的外來民族雖在此地頻繁交流，但未曾有大規模侵佔這一地區的記載。因此可以確定，在唐代(即公元9世紀)出現的蘇古篤與土耳其無關，亦與現代意義的土耳其人無關，只與我國古代突厥人以及回紇(回鶻)人有關。
其二，從語言族屬來看，火不思也與古代回紇人關係密切。林氏在《東亞樂器考》中提及，qobuz(火不思)爲土耳其語的譯音。⑧林氏上述說法顯然有悖於史實。如上文所述，土耳其是西遷的突厥融合當地土著居民形成的，從公元744年開始“在中亞向西一直到今土耳其這一線就逐漸形成了多個操突厥語族語言的民族。這些民族從人種特點上看多爲混血人(白種人與黃種人的混血)，操突厥語族語言”⑨。因此，出現於公元9世紀壁畫中的火不思，所用名稱應是突厥語，加之古代突厥和回紇都同樣使用突厥語，可以確定“qobuz”(火不思)的發音不是“土耳其語”，應該是突厥語。
從歷史源流看突厥和回紇(回鶻)是兩個獨立的民族，雖然同樣使用突厥語，但回紇(回鶻)在後來的發展中成爲今日之維吾爾族，並世居於新疆地區，而西遷的突厥則融入中亞、土耳其一帶。正如楊聖敏所說： “實際上，除了語言同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語言(又各屬不同語支)之外，維吾爾族與土耳其在歷史上沒有聯繫。”⑩另外，就歷史上蘇古篤分佈於回紇(回鶻)居住的區域這一事實來看，“qobuz”(火不思)這一發音應該有較大可能來自回紇(回鶻)人居住的區域，而不是西遷的突厥人。
依據上述論證，蘇古篤爲我國古代北方、西北一帶諸民族廣泛使用的樂器，就當下中國現有某些民族所使用的民族樂器爲蘇古篤的“親緣”樂器這一情況，可以進一步印證上述觀點。新疆柯爾克孜族的傳統樂器考姆茲，無論是在形制還是樂器名稱來看都是與蘇古篤最近似的樂器。另外，西藏傳統樂器“扎年”也被認爲與火不思可能有淵源關係，因此有學者認爲，扎年“至公元9世紀前後通過與回紇人的交往傳入象雄或吐蕃北部地區等，都是不無可能的”⑾。與藏族人先祖吐蕃人交流與融合最多的回鶻人應該就是公元9世紀遷入河西走廊的河西回鶻。雖然沒有文獻和實證能夠證明上述論點，但根據上述分析與考證，也可推測：河西回鶻在歷史上使用過火不思，並且將火不思傳入藏族地區進而演變成今天的扎年琴。那麼，南亞、中亞、西亞這一廣大地區是否有蘇古篤或者是類似樂器遺存呢?就當下實際情況來看，在南亞、中亞以及西亞有許多琉特類樂器，⑿但就形制而言都與蘇古篤相差甚遠。因此，蘇古篤爲外來樂器這一論點，今未見任何實證，基本可以排除。
13世紀，蒙古人統一了歐亞大陸，民族融合與文化流通進一步加劇，火不思也成爲蒙古族的樂器，並進入蒙古族宮廷音樂體系中，之後隨着蒙古人的不斷移動流入其他地區。
二、蘇古篤傳入雲南途徑問題考證
蘇古篤通過何種途徑進入雲南歷來是學者研究的核心問題，就現有研究來看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源起於古代波斯並由“蜀身毒道”經過四川到達麗江地區。⒀這一學說主要由納西族學者提出，並進行了詳細的推理和論證，但由於缺乏確鑿歷史材料和實證，只能將其視爲一種推理擱置。桑德諾瓦在其《對(勃拾細哩)考釋的若干質疑》⒁一文中對此有較爲詳細的梳理：其二，蒙古人在13世紀帶入納西地區。關於蘇古篤由蒙古人帶入雲南的說法，最早介入這一問題是1962年油印內部資料《關於(北石細哩)調查報告(初稿)》：“據藝人和錫典講，元世祖帶來麗江的樂隊中就有蘇古篤這件樂器了。當時帶來的蘇古篤共有三把，解放後這三件樂器仍然存在。”⒂蒙古族學者莫爾吉胡也支持這一觀點。⒃時任文化部雲南民族文藝調查組組長趙寬仁在1959年對相傳爲忽必烈遺贈給納西族的三件樂器進行了收集和整理，收集到的其中兩件樂器以及調查報告由中央民族廣播樂團的張子銳帶回北京文物局作爲建國十週年的獻禮。⒄據趙寬仁描述：“解放前在麗江壩子西南方的白華鄉、長水村等地區流行。在這一代的許多村子裏總有一兩家會演奏它。”⒅趙寬仁收集到的三件樂器的地點和藏家信息如下：麗江縣長水上村和錫典收藏;白華鄉善村木春早收藏;祥雲鄉太和村和克從收藏。由於缺乏關於上述樂器的科學鑑定報告，無法直接判定其是否是元代樂器。
1950年代，音樂工作者曾在雲南省玉溪市通海縣的一座貴族墓葬中出土了古代火不思。⒆2019年8月，筆者在雲南省大理市祥雲縣鹿鳴鄉見到在當地被稱爲“胡撥”的樂器實物(見圖3)，其形制有所變化，琴頭爲龍頭，絃軸均勻分列於兩側，其他形制與蘇古篤相同。當月，筆者又在雲南省蒙自市新安所鎮新安所村見到“胡撥”實物(見圖4)，上述實物樂器與蘇古篤的形制一致。據新安所的老人們講： “胡撥”是先輩們遷徙的隨身之物。⒇據記載，明代遷徙西南的漢族人主要來自山西、陝西、山東以及南京等地區。21據《事物異名錄》記載： “元志，天樂一部有火不思，制似琵琶，今山西、陝西、中州彈琥珀詞。”22另外，十番樂中仍保留有兩種形制的蘇古篤：易縣東韓村火不思和承德清音會火不思。23可見蘇古篤在歷史上曾在中國華北地區廣泛的流傳，具備隨軍傳入雲南的條件。
以上，蘇古篤傳入雲南有可能是多途徑，最主要的途徑是隨着北方蒙古人進入雲南，在13世紀時傳入雲南麗江等地區。但也有另外的可能，即隨着明代漢族人的戍邊軍屯，蘇古篤進入到雲南以漢族爲主體的地區，之後又在某些區域逐步融入少數民族音樂中。
結語
目前傳承於雲南的蘇古篤其歷史源起應至少在公元9世紀，彼時蘇古篤就已廣泛流行於回紇人統治的區域，其歷史緣起於中國北部、西部的廣大地區。13世紀，隨着蒙古人的崛起，蘇古篤開始進入中原地區。蘇古篤如何進入雲南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但通過口述材料以及對蘇古篤當下遺存的分析可知，其通過多種途徑進入雲南，最終植根於納西族中。
蘇古篤在流變中基本保存了原來樂器的形制，這在民族文化流變研究中意義重大。蘇古篤在形制上保留了原生文化屬性，但在器樂音樂等方面則體現出民族化、區域化的發展特點，並在新的文化功能及民族認同建構中逐漸演變成爲納西族代表性的傳統彈撥樂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