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所說的北洋時期，一般指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至1928年東北易幟，這期間的中國政治，因形式上主要操縱於袁世凱及其後繼者之手，亦可稱北洋政治。從大的線索而言，這其中經歷了承認民國、洪憲帝制、參加一戰、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軍閥混戰、修約運動等節點，每一個節點背後都有紛繁複雜的政治鬥爭。其複雜之處，不僅在於北洋派系內部的爭鬥，還在於列強勢力摻雜其間，各自培養自己的代言人，支持一派、反對一派，甚至有時候親自出馬，干涉北洋政治。
日本在北洋時期欲控制中國的意圖是相當明顯的，從承認民國到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都可體現出這種趨勢
列強對北洋政治的干預，並非始於1912年1月1日之後，而是早在清末已經開始。列強對北洋政治的干預，很大程度上是晚清時期爭奪勢力範圍和利益的繼續，只不過面對了中國內部新的形勢。各派政治勢力爲了達成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亦有意尋求列強的幫助。究竟是誰操縱了北洋政治?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在不同的時段，不同的事件面前，因利益尋租的關係，並沒有絕對的主導者，但具體到某個案例上，總會有起主要作用的幾個國家或某派勢力的結合。基本上，日本在北洋時期欲控制中國的意圖是相當明顯的，從承認民國到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都可體現出這種趨勢。而美國則從承認民國開始一直試圖打破日本獨霸中國的努力，華盛頓會議則直接拆散了英日同盟，使得中國重新回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面臨着是否被列強承認的問題。1912年1月5日，孫中山發表對外宣言，呼籲“深望吾國得列入公法所認國家團體之內，不徒享有種種之利益與特權，亦且與各國交相提挈”，這是孫中山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身份首次正式要求列強的承認。從此民國政府開始了爲期近2年之久的尋求列強承認的外交歷程。
1912年2月21日，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電令駐英、美、俄三國公使，向三國政府提出了關於承認問題的備忘錄，就承認的條件徵詢意見。日本所提條件內容主要有：一、繼續尊重外人之一切權益;二、承認償還以往之外債;三、各國在承認問題上取一致行動。
日本對德宣戰後，侵佔膠濟鐵路，攻佔青島。趁列強無暇東顧之際，拋出了企圖全面稱霸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日本時任駐華公使日置益在得到外相加藤高明的親手訓令後，於1915年1月18日，要求晉見袁世凱。當日下午，袁世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日置益。日置益當場宣讀了二十一條要求全文，並要求中國全面接受，儘快答覆。日本一直企圖向各國隱瞞真相，特別是對第五號(如，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日本人，充爲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一面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的內容極端要求保密，試圖穩定在華有利益的各國，意圖取得各國的中立。2月15日，外交總長陸徵祥會晤日置益，希望日本方面放棄第五號要求，但日置益予以拒絕。無奈之下，民國政府將“二十一條”全文電告協約各國政府，冀求引起各國注意，向日本施加壓力。英、美等國雖然對第五號要求表示關切，但此時各國多有求於日本，願持觀望態度。
經過多次談判，至1915年4月26日，日本向中國提出最後修正案，作出些微讓步。針對日本的修正，中國於5月1日提出修正案，在山東、滿蒙雜居、第五號要求等問題上堅持立場。此時，形勢已難調和。英國於5月4日照會日本，不希望日本與中國開戰，希望日本遵守英日同盟的精神。在國際壓力和中國的堅決抵制下，日本最終同意放棄第五號要求，並於5月7日，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9日午後6時答覆。當時的毛澤東得知後，憤而寫下四言詩：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5月9日，最終中國接受了日本的最後通牒。
對華採取一致行動是列強在華盛頓會議上達成的共識
五卅慘案後，藉助國內激揚的民氣，北京政府於1925年6月24日向華盛頓會議與會國遞交照會，正式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北京政府在照會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自近年來，中國輿情及外國識者，僉謂爲對於中國公道計，爲關係各方利害計，亟宜將中外條約重行修正，俾適合於中國現狀暨國際公理平允之原則”。
在各國反應之中，英國的態度最爲強硬，法國和葡萄牙次之，美國最爲寬容，日本相對溫和。當時英、美政府分別將自己的建議案轉致其他有關各國，探聽他國是否贊同己見，由此引出了日本修正關稅聲明草案後的折衷方案。7月中下旬，日、英、美政府先後擬具各自的復照文本，基本上還是各唱各的調，所表現出的立場與觀點相去甚遠。由於對華採取一致行動是列強在華盛頓會議上達成的共識，爲了協調各方觀點，有關各國之間進行了密集的磋商。
歷經兩個月的緊鑼密鼓的協商，有關各國終於消弭歧見，復照表示“對於中國政府修改現行條約之提議願加考慮，惟務須中國政府以同等程度履行其保障外人權利之義務。同時警告中國政府必須證明願意且有能力平息騷亂及排外煽動活動。”1925年6月24日的修約照會，標誌着北京政府正式開啓修約運動的進程。拖延已久的關稅會議和法權調查會議終於先後召開，但可惜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在與有關國家的修約交涉中，北京政府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單方面廢約的行動。然而，北京政府的虛弱地位，大大地削弱了其外交努力的作用。外交官們的勇敢行爲，並不能挽救北京政府在國內鬥爭中失敗的命運。隨着北京政府的垮臺，曾一度很有氣勢的修約運動也就煙消雲散了。
20世紀20年代，中央政府失去了統馭全局的能力，南北大小軍閥割地而治，各派背後都有帝國主義的支持
20世紀20年代，北洋政治的特點之一就是中央政府失去了統馭全局的能力，南北大小軍閥割地而治。經過多年的混戰，到北伐戰爭前，還有張作霖、吳佩孚和孫傳芳三大集團，各自稱雄一方。各派背後都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奉系的後臺則是日本帝國主義。
直皖戰爭結束後，直奉之間的矛盾開始凸顯，張作霖爲左右北方政局，有意親近日本。他在會見日本貴志少將時說：對日政策必將實行真正親善主義，外國人宣傳親日之段祺瑞已經沒落，餘將取而代之，既然如此，莫如承認之，索性將一貫依靠日本之態度，徹底公佈。今日在東三省，包括長江以北地區，堅決抵制排日思想之傳播。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張作霖不放心前方的情形，特意從奉天派出一個日本軍事顧問團，爲首之人系一名日本中將，據說是日本南滿鐵路守備隊司令。當直奉在山海關一帶激戰正酣時，奉系子彈告急，一、三聯軍只剩子彈20萬發。第一軍的裴春生一個旅，一個晚上就消耗了20萬發。張學良從奉天於1周內帶來日本供給的步機槍子彈4000萬發，炮彈10萬發。收到這些彈藥，郭鬆齡率領4個旅出擊，一舉擊敗直軍。兩次直奉戰爭的背後都有英、日兩國的背後支持，但最終的決定原因並非外力。
1925年，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北洋政治迎來了其最爲強勁的參與者和挑戰者。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下，1926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北洋政治即將被清掃出歷史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