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當年，同盟國勝利後不久，在紐倫堡和東京設立了兩個法庭，分別對德國和日本的甲級戰犯進行審判。
中國勢單力薄卻不辱使命
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代表團以梅汝璈爲法官、向哲濬爲檢察官，前後參加者共17名成員。對比蘇聯代表團的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特別是28名被告的日籍美籍辯護律師有130人，中國代表團力量是非常單薄的。但是，他們殫精竭慮，團結一心，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鬥中，不辱使命。
東京審判按英美法系審理，起訴檢察階段先行，法官量刑階段隨後。檢察官和法官必須獨立工作。
在開庭前不到3個月的時間裏，中國檢察官和國際檢察局的同仁，有兩個問題亟需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日本甲級戰犯的罪行從什麼時候開始算起。有人認爲，應當從1941年12月7日算起，因爲這一天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9日，美國、英國和中國等國纔對日本宣戰。中國檢察官認爲，早在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開始，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盧溝橋事變”又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繼續和延長；而“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1928年6月4日關東軍在皇姑屯炸死東北最高行政長官張作霖；證據表明，陰謀施行“皇姑屯事件”和策劃“九一八事變”的是關東軍的同一批人。所以“皇姑屯事件”應當作爲清算日本戰犯罪行的起點。中國檢察官說服了國際檢察局同仁，最終確定，東京審判中，被告的犯罪日期從1928年1月1日算起。
第二個問題是，確定哪些人是日本甲級戰爭嫌犯。各國向盟軍總司令部提出戰爭嫌犯名單，經初選後予以逮捕，最後由季南檢察長和各國檢察官會商後挑選出28名甲級戰爭嫌犯作爲被告受審。檔案表明，中國爲提供甲級戰犯名單作了很大貢獻。早在1943年7月16日，中國就成立“敵軍罪行調查委員會”，任務之一就是確定日本的戰爭罪犯名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後，中國第一批提出的戰犯有18名，其中有9名列入甲級戰犯名單。
這兩個問題解決後，緊接着的任務是在開庭前撰寫並提交《起訴書》。
《起訴書》對被告共提出55項罪狀。起草起訴書，中國檢察官面臨最大的困難是時間緊，人手少。按照英美法，必須尋找足夠的人證物證纔可能給戕害人類的侵略元兇定罪。而日本在戰時很注意封鎖消息，特別在失敗投降前後，日本軍方下令銷燬證據，更給舉證工作帶來困難。經過繁細的內查外調，在國內各部門以及中國駐外使領館和海外華僑的配合下，中國檢察組還是找到大量人證物證，提交法庭。從向哲濬的20次法庭發言來看，都是基於證據文件起訴被告的罪行，幾乎沒有什麼情緒性的言詞。
和收集書面證據相比，邀集證人出庭，難度更大。儘管準備時間短，人手少，中國檢察組還是邀集了15名在中國的中外證人出庭。爲說服僞“滿洲國”的“執政”溥儀出庭，中國檢察組做了不少工作。溥儀開始非常恐懼，害怕作爲戰犯受審。向哲濬和裘劭恆祕書對他耐心說服，要他放下包袱，季南檢察長也親自出面，溥儀終於同意。從1946年8月16日至27日，他連續8天出庭作證，引起轟動。
從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法庭審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如何爲法庭提供充分的人證物證是中國檢察組的關鍵任務。檢方證人有11名，其中有8名從中國專程到東京出庭。除了4名受害者代表外，還有4名目擊者，其中三人是美國籍，他們列舉了大量親歷的日軍暴行。正是基於確鑿的人證物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才把南京大屠殺定爲鐵案。
從庭審記錄統計，中國檢察官團隊有5名成員在法庭發言。其中向哲濬檢察官有20次講話，倪徵首席顧問有16次講話，在庭審記錄中分別佔306頁和626頁之多。
中國法官團隊三大貢獻
在東京審判中，中國法官團隊同樣居功至偉。梅汝璈法官的第一個貢獻是爭座席。11位法官代表11個同盟國，在法官席位上如何排座次？法官席上庭長坐在中間，無論按照日本投降書籤字順序，還是按照抗日戰爭的犧牲和貢獻，兩邊都應當是美國和中國的法官。但是，韋伯庭長卻希望美國和英國法官坐在他兩邊。梅汝璈堅決反對，甚至卸下法袍，以示決心。最後，庭長不得不妥協，梅汝璈從開庭第一天，始終坐在庭長左側。梅汝璈坐在庭長左側確實很起作用。庭長經常向梅汝璈詢問，梅法官口答筆寫，爲庭長及時解決問題提供很大幫助。
中國法官團隊的第二個貢獻是參與起草《判決書》。《判決書》由韋伯庭長宣讀，從1948年11月4日開始，直到11月12日，英文庭審記錄中佔1446頁。《判決書》的第八章是揭露日軍“違反戰爭法規的暴行”，共171頁之多。由於日本侵略中國時間最長，《判決書》揭示日軍在中國的暴行的篇幅最多，關於“南京大屠殺”專列一節。《判決書》還列舉了日軍在亞洲太平洋其他地區的暴行。
中國法官第三個貢獻是爭取多數，對7名罪大惡極的戰爭元兇判處絞刑。對罪不可恕的戰犯是否判處死刑，在法官會議中產生很大分歧。有的法官以本國取消死刑的理由，主張一個不殺；庭長韋伯則主張像對待拿破崙那樣，把日本戰犯放逐到太平洋的荒島之中；印度法官帕爾更是主張全體被告無罪。經過梅汝璈和多數法官的努力，經過對每個被告的投票，最終以微弱多數，判處法西斯頭子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
審判不是受害者的復仇
東京審判過去已經將近70年了。今天研究，還是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從國際法的角度，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開創了三條原則，成爲現代國際刑事法的歷史源頭。第一條，發動侵略戰爭是犯罪，必須受到法律制裁；第二條，不論是否宣戰，不論對國外民衆還是對國內民衆，反人道罪行是犯罪，必須受到法律制裁；第三條，策劃或實施侵略和反人道罪的個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
東京審判是國際審判。就拿南京大屠殺來說，受害人和見證人中，不僅有中國人，也有美國人、英國人，甚至有日本的軸心國同盟的德國人；檢方和辯方的證人中，也不僅有中國人、日本人，還有美國人；而法官席上坐着的是十一個國家的代表。因此，東京審判並不是受害者的復仇，而是人類良知和邪惡的戰鬥！任何否定東京審判的言行，都是對公理和正義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