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面對傳說中的東海仙山，李白尚且發出如此感慨，那麼更爲浩渺的南海，以及散落其中的南海諸島，又是何時讓遠居中土的國人知曉它們的存在呢?
多位學人通過對古籍的反覆考證，發現早在公元前200多年前秦漢，我國先民已在南海航行和生產，由古代學者、旅行家、航海家及漁民等對南海諸島進行的論述、描繪，散見於上百種古籍之中，且各書所錄，內容頗多相同，尤其是志書。隨着航海活動的持續開展，以及造船技術的提高和漁業範圍的擴大，典籍中所體現出的中國人民對南海諸島的認識，愈加豐滿和準確。
“漲海”之初印象
地理史學家鞠繼武認爲，我國最早記載南海及南海諸島的古籍，是公元1-2世紀東漢時由楊孚撰寫的《異物志》，此書早已失傳，但有不少類書引錄其文。據1964年上海古籍書店出版的明朝正德殘本影印本《異物志》述，“漲海崎頭，水淺而多礁石。”“漲海”是古代中國人對南海的泛稱，“崎頭”是古代中國人對島礁、灘、沙洲的泛稱，這是當時或以前中國人對南海及南海諸島原始性的地理認識。
三國時，吳國派朱應和康泰遠航南海，訪問扶南國(柬埔寨古代國家)，康泰在其所著《扶南傳》中提到“漲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盤古，珊瑚生其上也。”“珊瑚洲”即露出水面不太久的珊瑚沙堆積成的沙洲，“盤石”即礁盤，這明確了南海諸島的結構。
另在三國吳國人萬震著《南州異物志》中載：“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磁石”指暗礁暗灘，意爲南海暗礁暗灘多，來往船隻擱淺難脫，象被磁石吸住一樣。這是經營南沙羣島的中國古代人對南沙羣島航行方位、距離和海況的記錄，並表明已初步掌握到南海的基本特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國強表示，至隋唐兩代，中國人民在南海的活動範圍已達西沙羣島。
《隋書》記載，公元607年，“(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焦石山”即礁石，從航程看指西沙羣島。
“千里長沙、萬里石塘”名稱漸統一
唐宋時，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中國人在南海的航行和生產更趨頻繁，對珊瑚礁有了更多的認識，據廈門大學教授林金枝統計，“僅宋元明清四代，記述南海諸島石塘、長沙之類的文獻、圖籍多達百種，名稱叫法二十餘種。”，而地名相對集中，表明人們對南海諸島的認識趨向一致。
《舊唐書》卷41“地理志、嶺南道、振州”和宋代趙汝適《諸蕃志》海南條中記述，至唐末，在瓊州設置了都督府，把西、南、中沙羣島已劃入行政區，隸屬振州管轄。此後，大陸中原王朝對南海諸島的行政管轄從未中斷過。
南宋的周去非在嶺南爲官多年，他於1178年撰寫的《嶺外代答》中，具體指出南海中有“長沙、石塘數萬裏”“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這裏的“交洋”即“交趾洋”，爲現在北部灣。
清代人徐鬆整理的《宋會要輯稿》載：“數日至占城，十日過洋，傍東南有石塘，名曰萬里，其洋或深或淺，水急礁多，舟復溺者十七八。”據方位，這裏的“石塘”指今南沙羣島。此後史書往往用“千里長沙，萬里石塘”以及類似的稱呼泛指或專指南海諸島。
元代時，中原大陸和南海諸島的交通更爲頻繁，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不僅成爲中國人民生產、經營活動的傳統區域，還是水師巡防的重要海域。據《元史·史弼傳》記載，1293年，元將史弼率軍五千去爪哇時，曾“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1329年至1345年曾親赴南海和印度洋一帶的元代民間航海家汪大淵，在其於1349年所著《島夷志略》中，提出對南海諸島整體的認識，明確記述了包括今西沙、中沙、東沙和南沙諸羣島在內的南海。
明代政治家唐胄於1521年編纂的正德《瓊臺志》“疆域”條記：瓊州府有“千里長沙、萬里石塘”，並把西沙、南沙羣島作爲我國的海防區域。
海南諸島被列入地方誌“疆域”條，進一步說明是我國領土的組成部分，在方誌鼎盛的明清，由官方修纂的《廣東通志》《瓊州府志》《萬州志》等許多地方誌書，都輯錄有西南中沙羣島的資料，列爲海南島的附屬島嶼。
儘管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各種手抄本或口授形式流傳於世代漁民的民間航海指南《更路簿》，才經由有關學術研究機構和學者蒐集、整理、研究而得到重視，但他們所記載的地名、航線，所繪的海圖，記錄了海南漁民在南海諸島的作業路線以及漁民對西沙、南沙有關島、礁、灘、洲的命名情況。海南大學教授周偉民對海南日報記者表示，《更路簿》深刻反映了我國漁民經過長期生產活動後對南海諸島的認識，四個羣島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國漁民傳統的作業範圍，雖然長時間沒有收錄於典籍中，可是它們作爲指導漁撈實踐活動的實用工具書，以及中國南海海洋文化遺產，價值不可低估。
沉浮在古地圖上的羣島
南海諸島地名研究專家華南師範大學劉南威教授考證，明永樂至宣德年間(1403年至1435年)，偉大航海家鄭和、費信、馬歡等人七下西洋，對西、南、中沙進行了更爲詳盡的考察和記述，繪有南海諸島的古地圖在這時出現。清代，中國人民對南海諸島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因而出現明確把南海諸島劃分爲四個島羣的地圖，和專繪某一羣島的詳細地圖。
早在元末明初，中國就有了李澤民繪於1330年前後的《聲教廣被圖》和清浚繪於1370年-1380年間的《混一疆理圖》，這兩幅世界地圖早已失傳，但朝鮮的李薈和權近於1402年繪製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附記中稱，它是以那兩張世界地圖合繪而成，而這幅地圖，可以說是明代最早記載有南海諸島的地圖，繪有兩個石塘和一個長沙，就是指整個南海諸島而言，圖中靠東北的“石塘”從方位看應指東沙羣島，“長沙”應指西沙和中沙羣島，圖中西南部的“石塘”，應指南沙羣島。
我國著名南海史地專家吳鳳斌在他的《古地圖記載南海諸島主權問題研究》中寫道，明代比較有影響的一種地圖中，有朱思本撰、羅洪先增補成於1554年左右的《廣輿圖》，其中《東南海夷圖》圖幅中，將“長沙”繪成一個圓圈中的一半，中間有線條分開，另一半圓圈中無文字註明的圖案，這種繪法在1621年茅元儀《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裏也可看到，“說明長沙是個珊瑚礁沙，有的露出水面，有的則藏於水下，形象地表明瞭隱沒於水中的中沙羣島和露出水面的西沙羣島，與今天的中沙西沙羣島實際情況完全一樣。
《鄭和航海圖》在南海中繪“石星石塘”、“石塘”、“萬生石塘嶼”等。據圖上方位及符號判斷，“石星石塘”繪在東面，用點和圈交錯標註，表示水下礁沙，指東沙羣島;“石塘”繪在西面，應指西沙羣島;“萬生石塘嶼”一名，僅見於該圖，疑是“萬里石塘嶼”之誤，繪在“石塘”之東偏南，且範圍畫得比“石塘”大，應指南沙羣島。
及至清代陳倫炯於1720年寫的《海國聞見錄》中附《四海總圖》，已經明確標繪有四大羣島的地名和位置。後來，清政府在開展大規模全國地圖測量的基礎上，編繪了多種地圖，如1709年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圖》、1767年的《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和1817年的《大清一統天下全圖》等，這些都是清朝官方繪製的，都在海南島的東南方繪有南海諸島，列入中國疆域版圖。
詩人眼中的南海諸島
詩人的書生形象是文弱的，也許他們腳步並沒有達到過南海，但詩人們瑰麗的想象及其力透紙背的思想，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南海的另類畫卷。
海南籍史學家韓振華曾撰文稱，秦始皇曾致力於開闢海外交通和經營南海諸島，並在民間流傳了很多故事、傳說，說在漲海(包括南海諸島)上，有一石塘或石橋，石皆赤紅，那是因爲秦始皇要到海上看日出，神人爲他架橋“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至今，石悉赤。”後來唐朝詩人張喬作詩一首，描寫漲海斷橋和秦始皇的遺事，詩曰“天涯離二紀，闕下歷三朝。漲海雖然闊，歸帆不覺遙。驚波時失侶，舉火夜相招。來往尋遺事，秦皇有斷橋。”
南朝宋武帝，曾經銳意經營漲海(南海諸島)，422年在其駕崩後，以辭采聞名的山水詩人謝靈運作《武帝誄》，中有“虎騎鶩隰，舟師漲海”的詞句。
周偉民教授告訴海南日報記者，古代有關南海諸島的詩歌，大致能分爲三類，一是描繪中國的氣象，宣示南海主權的;二是描寫與南海諸國政治、軍事、宗教、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三是表露詩人感懷對南海諸國交流時官風要正的。如唐代詩人韋應物在《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中寫道：“大海吞東南，橫嶺隔地維。……百國共臻奏，珍奇獻京師。”宋代洪适在《海山樓》一詞寫道：“高樓百尺邇嚴城，披拂雄風襟袂清。雲氣籠山朝雨急，海濤侵岸暮潮生。樓前簫鼓聲相和，戢戢歸檣排幾柁。須信官廉蚌蛤回，望中山積皆奇貨。”周偉民說，這裏的“海山樓”指當時設於廣州的政府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