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窟，走狗烹”歷史上經常上演這一幕。1864年7月19日曾國藩率軍攻入天京，宣告太平天國的失敗。達到事業頂峯的曾國藩原以爲會得到清廷的加功封賞，而實際上卻是接二連三的警告。
此時擺在曾國藩面前的無非有三條路：一是起兵反清問鼎中原;二是保持實力，維持現狀;三是裁撤湘軍，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曾國藩最終採取的策略，連保存實力的意圖都沒有，而是大刀闊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將湘軍全部裁減掉，後經人勸諫提醒，才保留了約兩萬人的嫡系精英，一則北方捻軍正盛，湘軍還有可用武之地;二是隻有以實力作後盾，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傷害。
然而天津教案和捻軍都讓曾國藩背上了“惡名”。同治十年(1871年)身爲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意識到自己已經不久於人世，想要交代點後事，於是趕緊寫信給李鴻章。想到李鴻章，他心裏寬慰多了，親倖自己有這麼個可接班的學生。
他這半生開創的事業終於有了接班人：湘軍裁撤了、腐敗了，李鴻章的淮軍成了支持清朝的頂樑柱;自己打不過捻軍，由李鴻章戰勝了;天津教案自己弄的議論紛紛，而李鴻章卻將此案完滿了結;洋務事業自己僅僅開了個頭，而李鴻章正在大舉進行。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學生勝於老師，這正體現老師識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學生總是不如老師，一代不如一代，事業還怎麼進行呢?爲此曾國藩總是藉此自慰，心裏也真是這麼想的。他也佩服李鴻章，雖然對李鴻章過分熱衷功名利祿有些看法，但也總是寬容的。
李鴻章接到恩師的信，尤其讀到“此次晤面後或將永訣，當以大事相托”時，深恐老師或有不測，不能見上最後一面，將成終身憾事，便不顧年關已近，百事叢雜，冒着嚴寒，由保定趕到江寧。
曾國藩見到李鴻章以後，看到身後事業後繼有人，有些興奮的向這個得意門生講起往事，歸納自己人生的教訓，最終向李鴻章交代了兩點，讓他切記。
其一，他非常後悔當年迫於朝廷壓力主動裁撤湘軍。他自認自己顧慮太多，湘軍攻戰十餘年，金陵克捷後，竟解散了親手建立的軍隊，自毀長城，寒了將士們的心，等於實際上的自殺。湘軍衆將飄如秋葉，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鳥，以致“剿捻”無功，備受挫辱。
幸虧李鴻章所建的淮軍，攻滅了捻軍，成就大事。他讓李鴻章切記自己的教訓，當今八旗、綠營不可用，保太后皇上之安，衛神州華夏之固，全仗淮軍。今後，淮軍有被議論的那一天，千萬不要像老師這樣，畏首畏尾，只可加強，不可削弱。亂世之中，手裏的軍隊切不可放鬆，於國於家都是如此。
其二，也正是他安身立命的前提，就是要以身作則，身正心正。他讓李鴻章切記，即數十年辦事之難，難在人心不正，世風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風，實賴一二人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使其後來者爲之應和。
他說自己與李鴻章的關係正是這樣，自己先正身，同時培養後人，把這些人作爲“種子”，期待這些後人開花結果，承先啓後。所以曾國藩希望李鴻章要早些下手，多多培養種子。
李鴻章對老師的這番話心領神會，爲了讓老師對身後事放心，忙問他：“今日之天下，哪些人可作爲以後培植的種子?”曾國藩思考良久，認爲此時再不說以後永無機會，於是說道：“海內第一號人物當屬左宗棠”。
李鴻章聽了很疑惑，曾、左之間七八年間互不聞問，外人都說他們有矛盾，恩師爲何竟說左宗棠是第一號人物?
曾國藩說，左宗棠與他爭論的都是國家大事，不是個人私情，左宗棠“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正是他的長處。左宗棠之後當數彭玉麟，他光明磊落，嫉惡如仇，淡泊名利，是天下的其男子。其次是郭嵩燾，其人之才，天下難有其匹者，將來會有發展。再往下數如劉長佑、沈葆楨等人皆可用。
師生之間非常融洽的相處了幾天之後，由於春節臨近，李鴻章辭別曾國藩趕回了直隸。同李鴻章長談之後，也許是興奮過度，曾國藩舊病復發，一連幾天不能開口說話。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一代名臣曾國藩去世，消息傳出後，朝野震驚。清廷追贈曾國藩爲“太傅”，恩賜諡號“文正”，照大學士賜卹，同時賞銀三千兩治喪;死後入祀昭忠、賢良二祠，並於湖南湘江、江寧金陵建立專祠;生平政績宣付國史館;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紀澤承襲。
曾國藩的死是一個標誌，那個頗有尊嚴、文雅、自閉、自給、自享、道德至上、鄙視物質、潔身自好的時代，在曾國藩之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