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會出現商業。中國古代，從上古時代就已經有商業了。到商朝的時候，已經有人專門從事物品的交換，所以後來管這些做生意的人叫商人。在先秦時期，商人在社會中還是比較受尊重的，商業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視。西周的《周禮》中，就有官方的市場體系的記載，不過，在這個市場裏，價格並不是在交易中自然形成，而是政府規定的。
《左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晉國有個使者出使鄭國，看中了一隻珍貴的玉環，想要過來。宰相子產告訴這個使者：咱們鄭國政府和商人之間有規矩，商人不能背叛國君，政府對商人也不能巧取豪奪。
你看，即使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國君對商人的政策依然是：只要你忠誠於我，我也不干涉你的生意!
到了秦漢以後，政府採取重農抑商政策的思想根源在哪?是儒家對商業進行打壓嗎?
你肯定聽過一些解釋，比如說，農業是古代社會的基礎，商業會威脅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類解釋是從物質層面看的，但是抑制商業，更多的是觀念的問題，是一種指導思想。抑商的思想究竟來自哪裏呢?過去，一直是儒家在背這個鍋。因爲儒家重義輕利，而商人總是想着賺錢，所以以儒家治國的各朝統治者都要重農抑商。
其實，這錯怪儒家了，儒家對商人其實尊重的。孔子的得意門生當中有一位叫子貢的，就是著名的大商人，但子貢經常向孔子請教學問。有一次，子貢問老師：貧窮而保持尊嚴，富足了而不驕橫，您看我的這個觀點如何?孔子回答：不錯。但比這更好的，應該是“貧而樂，富而好禮”。儒家認爲，貧富和道德無關，只是不同人的命。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作爲人，無論貧富，最重要的是有德。窮人只需安貧樂道，自得其樂就可以了。而富人呢，財富愈多，責任愈大，必須“富而好禮”，爲建立禮的天下秩序有更多的擔當。
既然儒家不排斥商人，那麼抑制商業的思想究竟來自哪裏呢?
答案是法家。在戰國晚期，各國商人的勢力非常大，大到可以干預諸侯國的政治。比如，大商人呂不韋經過一番運作，把秦始皇的父親異人扶上秦國的王位，等到兒子接位成爲國君，也當上秦國宰相。商人可以左右政局，這就會威脅到君主的利益啊。處處爲絕對君主利益着想的法家，當然會把商人視爲頭號敵人。商鞅提出要收重稅，他的變法措施中的重要一條，就是要抑制商人的勢力坐大。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呢，更是非常敵視商人，說社會上有危害國家安全的五大蛀蟲，其中一個就是商人。
儒家並不歧視商人，而法家是真的提防商人。儒家的經濟政策跟道家比較相似，是自然無爲，輕徭薄賦，與民生息，對百姓厚道一點，讓小農經濟自發發展。而法家的商業政策可以說是八個字：國家主導，與民爭利。在法家看來，爲了保持政權的穩定，權力必須全部集中於國家。
因此，在中國古代王朝學會利用國家政策，對市場進行干預和調節的機制之前，“重農抑商”都被奉爲基本國策。
“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谷。”——《三國志·魏志·司馬芝傳》
意思是：國君治理國家， 應該崇尚農業，抑制商業，確保農業生產而注重糧谷。
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政策始於戰國時期，魏國的“李悝變法”和秦國的“商鞅變法”，李悝和商鞅提出了所謂的“獎耕戰”，“抑商賈”，就是“重農抑商”的政策。兩國通過這樣的政策，使得國家的動員力大幅度提升。此後，凡實行變法的各國大都採取了類似的政策。這種以農爲本，限制工商業的政策，被秦漢所承繼，一直到明清，都是中國封建王朝的基本國策。
“重農”和“抑商”
“重農抑商”是兩件事情，我們應該分開看。
之所以要“重農”，有以下原因：
古代農耕社會，農業生產狀況，關係到國家的興亡。農民爲了生存，必須依附於土地，缺乏流動性，是最容易收稅的對象。農民沒有文化，他們的理想就是“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兒”，不容易給統治者搗亂。農民以家庭爲單位，手裏又沒有資源，是最好管理的對象。
所以，對於統治者來說，國家最理想的狀態就是，普天之下皆小農。社會越平管理起來是最方便的。
對於統治者而言，“商人”屬於他們最討厭的一類人，有以下原因：
商人有能力操縱物價，威脅國家安全。比如，在古代糧食可是重要戰略物資，如果在戰爭時期，商人們囤積居奇，國家就會面臨巨大的危機。商人四處流竄，容易逃稅。商人爲了做生意，經常常年在外奔波，而且容易隱匿財產，相比於農民容易逃稅漏稅。商人坐大，威脅國家安全。商人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會成爲地方“豪強”，就是有錢有勢的大地主。更有甚者，他們有些人會組織個人武裝力量，將當地百姓作爲自己的附庸，威脅到政府對當地進行有效統治。
因此，古代統治者們都會出臺嚴格的抑商政策，包括用暴力的手段，打擊地方商賈。在這一方面，歷史上比較有名的是漢武帝劉徹和明太祖朱元璋。對於統治者來說，社會越平，管理起來就越簡單。
中國古代王朝執行重農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
對於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的政策，後世的評價多是從鼓勵農業生產，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理解，這種解釋其實有很大的侷限性。
如果單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似乎是鼓勵商業才更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從社會分工和交換的角度看，“重農抑商”的政策確實是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當然也不利於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正是基於這一點，在改革開放後，有許多學者又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對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口誅筆伐，認爲正是“重農抑商”的政策阻礙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發展。
其實，僅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理解中國兩千多年的“重農抑商”政策是片面的。戰國時期的李悝、商鞅提出“獎耕戰”“抑商賈”政策時，確實是爲了增加國家的經濟實力，增加國家的稅收以利戰爭。但是，到了漢代，“重農抑商”“崇本抑末”事實上成爲漢代政府用來抑制地方豪強，緩和社會矛盾的一個政策。
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述，商人不準穿着絲葛綾錦衣物，不得操持兵器與騎馬乘車，更不許入仕做官，從政治上將其打入賤民行列。政府在經濟上重徵商人，“租稅以困辱之”，如人口稅，商人加倍，徵收二算。
對於“抑商”，有人從政治角度解釋，說是防止商人坐大之後在政治上威脅到朝廷政權;有人從經濟角度解釋，說是商人在流通領域活動，並不像農業那樣能夠提供物質產品，對經濟發展有害無益。這些解釋或有一定道理，但都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漢代以後國家實行“重農抑商”“崇本抑末”主要是爲了阻止豪強進行土地兼併、緩解社會貧富懸殊、防止社會兩極分化。
因爲在一個農耕小農經濟與商品經濟共存的社會，商人獲取財富的速度和程度必然會遠遠超過耕種土地的農民，而這種農與商在獲取財富速度上的巨大差異，將會導致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最終動搖國家的統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古代農耕社會，人數衆多的農民纔是社會的根基
在古代農耕社會，社會絕大多數人口都是農民。對於古人來說，投資土地的風險是最低的，所以富人們聚集財富後，通常會大量地購置土地。農民失去土地後，會變成流民，貧富懸殊，造成社會矛盾，更嚴重者會爆發農民起義。
正是由於商人是士、農、工、商中最易致富的階層，所以被排在四民中的末位;正是由於商人擁有的財產遠遠超過了農民，所以國家在政策上要抑制商人;正是因爲農民最易貧困潦倒，所以國家要扶持農業。
所以，抑制商賈的意義，不僅作爲一種經濟發展的主張，同時更是一種平衡社會發展、減緩社會分化的國家政策。從維繫社會基本平等的思路看，“重農抑商”其實就是“扶貧抑富”，因爲農爲貧，商爲富，國家不得不重農抑商。
《漢書·食貨志》中有一段話講得非常透徹：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國家爲什麼要在法律上抑制壓低商人地位呢?因爲商人已經很富裕;爲什麼要提高農民地位呢?因爲農民已經很貧窮。正是因爲世俗社會只尊崇有錢的商人，所以朝廷要有意壓制商人;正是由於官吏鄙視農民，所以國家要用法律制度來保障農民的地位。
用國家法律政策來平衡社會貧富之間的社會地位，用政治來平衡社會階層之間的經濟懸殊，這纔是“重農抑商”“崇本抑末”最根本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