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看到了總理府外交政策司的副司長彼得·哈特曼給他留下的附註：22：00，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等待他的電話;23：00，與美國總統喬治·布什通話;同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預約通話定在次日9：15。在這些通話中——如同尚未安排好的與戈爾巴喬夫的通話一樣——科爾想了解這些政治家對歐洲政治新框架條件的第一反應，並反過來向他們闡明聯邦政府的態度。
“總理先生，此時此刻，柏林牆正在倒塌!”激動不已的愛德華·阿克曼向赫爾穆特·科爾證實了此前不久科爾的新聞發言人漢斯·克萊因向他報告的消息，當時他還不敢相信。所以，在快快結束了華沙波蘭政府宮的盛宴之後，科爾親自打電話回波恩覈實此事。1989年11月9日傍晚，當科爾正要駛離波蘭政府國賓館時，總理府部長魯道夫·塞特斯從波恩向他通報了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治局的公告。對科爾來說，這也已成了事實：柏林牆——密不透風，歐洲戰後秩序以及與之相連的德國分裂和德國統一社會黨國家的象徵——已經失去了它的中心任務。在邊防軍的眼皮子底下，幾萬人從這座分裂城市的東部不受阻撓地涌向西部，在那裏，同胞們歡呼雀躍地迎接他們。
柏林牆倒塌不到24小時，科爾就中斷了他在華沙的訪問，並去了一趟柏林。返回波恩後，他便着手準備與外國政要進行第一輪通話。他這時尋求這種溝通，不僅僅是對友好國家的一種禮貌行爲，更主要的是德國法律處境的明顯標誌：鑑於兩個德國的主權有限，聯邦德國政府只能有限地自主行動。在德國國防軍無條件投降後，二戰的四大戰勝國美、蘇、英、法通過1945年6月5日的聲明，接管了德國政府的最高權力。直到50年代中期，纔將大部分主權交還給1949 年成立的兩個德意志國家。但四大國對德國作爲整體以及柏林的權利和責任則繼續存在。所以，此後在處理涉及德國作爲整體、兩德關係以及柏林的問題時，四大國自動地成爲兩德政府的談判和對話夥伴。
如果現在科爾在聯邦內閣會議之前就與布什、戈爾巴喬夫、密特朗和撒切爾夫人對話，那麼這就是他承認德國的主權有限。即使是在框架條件革命之後，“德國問題仍不僅僅是德國人的問題”。在柏林牆倒塌後的24小時內，德國的法律處境與德國政策的其他決定因素和格局就像在一面聚焦鏡下一樣，非常清晰並決定性地影響着此後329天的進程，伴隨德國統一的這329天所帶來的結果當時還無法期待。
他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看到了總理府外交政策司的副司長彼得·哈特曼給他留下的附註：22：00，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等待他的電話;23：00，與美國總統喬治·布什通話;同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預約通話定在次日9：15。在這些通話中——如同尚未安排好的與戈爾巴喬夫的通話一樣——科爾想了解這些政治家對歐洲政治新框架條件的第一反應，並反過來向他們闡明聯邦政府的態度。
與英國首相通話，是科爾同外國國家和政府首腦進行一系列通話中的第一個。在接下來的12個小時裏，科爾要與他們就柏林牆的倒塌及其直接後果以及新的政治形勢進行交談。還在他午間中斷華沙的訪問經漢堡飛往柏林、晚上從柏林直接飛回波恩期間，總理府第二司，即“對外關係與德意志內部關係、發展政策、對外安全”司的工作人員已經商定了這些通話時間。在此期間，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一名譯員和一名記錄員已在另外的電話機前就位。
撒切爾夫人：“自由的偉大一日”
對聯邦總理關於向波蘭提供貸款援助的願望，撒切爾夫人表現得很熱情。接着她迅速談到民主德國的發展。與英國幾乎所有的公開反應一致，當天她就對這些發展表示了歡迎。她十分明確地將柏林牆開放的這一天稱爲“自由的偉大一日”，同時卻在電臺節目中提出警告，提防東歐變化太快，對民主德國的變化不要抱過高的期望。撒切爾夫人對科爾作了相似的表示：她從電視裏跟蹤了那裏正發生的許多場景，其中部分是歷史性的。依她所見，現在尤爲重要的是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科爾同意這一看法，然後談到他在柏林的經歷。他說，在當地數萬人身上瀰漫着一種不可想象的氣氛。他本人蔘加了兩次羣衆集會，其中，由柏林基民盟組織的第二次集會參加人數當在12萬到20萬之間。
科爾說，民主德國體制的根基已受到衝擊，但眼下無人知道它將如何繼續發展。領導層中存在着兩派：多數人要堅持下去，不允許有政治多元化;另一陣營則準備以匈牙利和波蘭的變化爲方向。他要在通話時向極其不安的戈爾巴喬夫說明，民主德國不實行多元化將無以爲繼。只有當情況，尤其是經濟狀況發生根本變化，平靜才能再次降臨民主德國。此後的六週將非常重要。
科爾解釋說，如果出現戲劇性的發展，他將立刻與英國首相取得聯繫。科爾同時保證，波恩將盡一切努力避免情況出現戲劇性的變化。撒切爾夫人問東柏林執政者是否會接受別人的建議，比如聯邦總理本人或者來自波蘭和匈牙利的建議。科爾表示懷疑。他認爲，民主德國領導層不會願意這麼幹，但不排除可能發生變化。他說，他已在電話中向昂納克的繼任者埃貢·克倫茨建議，以華沙和布達佩斯的政治改革家爲榜樣。
撒切爾夫人以問候華沙執政者而結束這次將近半個小時的談話，在此之前，她還建議在波恩或者倫敦舉行半天的會晤，並表示——像克里斯托弗·馬拉貝早上在西方大國駐波恩大使和總理府部長塞特斯進行的會晤中已經表示的那樣——英國願意爲應對移民潮提供支持。科爾保證，無論如何，他將再次給首相打電話。那時，也可以商討進行一次個人會晤問題。
布什的認可
接着與美國總統布什通話時，科爾也在談話開始時談了波蘭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的問題並描述了波蘭的狀況。科爾說，華沙新政府的成員構成不錯，也許他們有點過於理想化並且不太專業，因爲其中許多人不久前還蹲在監獄裏。但清楚的是，大家現在應該幫助這個新政府，具體而言，比如通過加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談判而做到這點。美國總統回答說，其實對於波蘭他沒有進一步的問題，但他很有興趣聽聽科爾對民主德國事件的判斷。總統也提到，即將與戈爾巴喬夫舉行峯會。
布什是11月9日下午在一個早先安排的情報人員通報會上得到關於東歐的急速發展報告的。一位顧問作說明時從民主德國剛剛宣佈新的旅行法規開始，並說事態發展如此之快，以至於他從辦公室前往白宮的路上，就三次撕毀了自己的記錄而不斷重寫。嗣後，總統通過電視直播看了柏林牆開放的情況。他早在1989年夏天就表示歡迎兩德統一的可能性，當時還沒有一位重要的外國政治家像他這麼早地表示歡迎，可現在正是布什卻在公衆面前表現得猶豫和冷淡：“我不會在柏林牆上舞蹈”，他向等待着的記者們宣佈了自己的第一反應。對他來說，來自柏林的信息過於貧乏，蘇聯被不可預見的後果徹底激怒的危險卻太大，鑑於敏感的發展，布什不想陷入失控的勝利者亢奮之中。
現在在電話裏，布什總統也向聯邦總理表示，他會負責不讓自己政府中的任何人陷入過度的溢美之詞。他們兩人一致認爲，這樣只會損害整體發展。然而，布什說，如果科爾同意，他非常願意告訴媒體，他們兩人通了電話並且聯邦總理對美國的作用表示了高度讚賞。之前，科爾是把這一讚賞與熱誠感謝美國以及詳細描述自己在柏林經歷的情況結合在一起的。他說，柏林的情況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集貿市場。科爾談到兩次羣衆集會的情況並告誡總統：電視上關於舍內貝格區政府前那場活動的畫面並未反映出真實的柏林。那場活動的參加者中有許多“左派的烏合之衆”。與此相反，在選帝侯大街上有12萬～20萬人參加的基民盟集會籠罩着“難以置信的良好氣氛”。總而言之，民主德國的遊行示威，無論是在東柏林、萊比錫還是德累斯頓，都是和平的、嚴肅的，理智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科爾對民主德國新政府的改革意願表示懷疑。他說，雖然克倫茨願意推行改革，但其界線就在於不要觸動統一社會黨的一黨統治。科爾預言，大家不能接受的正是這一點。柏林牆的開放暫時不會增加移民壓力，但如果在接下來的幾周內在隧道盡頭仍然見不到光明，人們就會逃離。現在就能看到大量逃亡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到目前爲止，今年已有23萬人遷移到聯邦德國，其中主要是比較年輕的人。結束通話時，布什還是回到了科爾一開始提出的對波蘭進行財政援助的詢問。布什答應將這一請求轉告給財政部長尼古拉斯·布蘭迪;布什祝願他繼續取得成功,並說，聯邦總理通過處理迄今發生的事件贏得了最大的尊敬。
密特朗：人民的一刻
週六清晨，科爾與密特朗進行了一次詳細的談話，這是與三位最重要的西方盟國代表人物進行系列通話的繼續。一天前，當柏林牆倒塌的消息傳到法國總統那裏的時候，他正在丹麥進行國事訪問。他的公關顧問雅克·皮爾漢建議他立刻前往柏林。密特朗在他的最初表態中歡迎柏林牆開放，但同時指出，歐洲迄今的均勢發生這一變化也將充滿不可預測的風險和困難。如同與撒切爾夫人和布什通話時一樣，科爾首先請法國支持波蘭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援助申請。幾分鐘以後，科爾談到他在柏林得到的印象。他告誡說，不要認爲舍內貝格區政府前羣衆集會的電視畫面具有代表性，令人遺憾的是，左派分子的部分騷亂佔據了畫面。與此相反，選帝侯大街上的羣衆集會進行得與7月14日香榭麗舍大街上的法國國慶日一樣。科爾保證，總體而言，在民主德國發生的整體進程並非革命而是演變。
如在之前的通話中一樣，科爾詳細地介紹了前一天柏林基民盟羣衆集會的規模和過程，談到了年初以來的巨大移民壓力，也表示了他對統一社會黨新當權者改革意願的懷疑。科爾着重強調，無論是民主德國局勢的不穩定，還是東德人繼續向西部大規模遷移，都不符合聯邦德國的利益。14天后可能和克倫茨進行會面，他將親自告訴克倫茨這一看法，同時也告訴克倫茨，自己準備提供經濟援助，前提條件是進行真正的改革。科爾宣佈，11月20日將派一位特別代表去克倫茨那裏。
科爾保證，無論如何下週將再次給總統打電話，如果事態提前出現戲劇性發展，他將提前打電話。密特朗插話說，總理正在經歷激動人心的時刻;科爾回答說，作爲政治家他是頑強的，有些事情確實是人終其一生不會忘記的。他接着描述了參觀柏林查理檢查站的情形。密特朗請科爾向德國人民公開轉達他最良好的祝願。密特朗說，這是偉大的歷史時刻，也是人民的一刻，此時此刻，人們有機會將這一運動融入歐洲的發展。密特朗再次感謝總理在11月3日波恩的德法峯會中建議他公開聲明自己對德國統一的積極立場。
科爾多麼重視此事，也表現在他當時在宣佈這個聲明時用了以下言辭：“請注意總統現在的回答,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德國記者問密特朗：“您害怕德國統一嗎?”密特朗對這個問題沒有馬上聽懂，因此科爾小聲告訴他：“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對這個問題每個人都必須理解。”接着，密特朗聲明說，他不害怕德國統一，尤其是因爲，這不是一個害怕或贊同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人民的意願和決心”算數。8天以後，密特朗讚賞了科爾對此事的敏感嗅覺，最後他強調了自己對總理的友情並提醒說，他們計劃於1990年年初會面。
聯邦內閣特別會議安排在9：30進行。在這次兩個半小時的會議開始之前，科爾通過電話會談：
• 對最重要外交夥伴的反應獲得了個人印象。科爾確信，這些夥伴與他本人和聯邦政府一樣，對民主德國的發展感到意外，而且對下一個步驟同樣缺乏具體想法;
• 向談話夥伴傳遞了他自己對事件的描述和闡釋，他明確地強調所有變化的和平性質;
• 向三個西方大國的國家和政府首腦表明了他們基於德國的國際法地位而期待德國作出的反應，即有關德國政策框架條件根本變化的信息，但沒有正式與盟國磋商。
在所有上述三個通話中，除了在模糊的框架條件內作出了成功的即興反應以外，科爾的努力很清楚，就是要淡化局勢的戲劇性。很顯然，他要明確地告訴對方，它們作爲原戰勝國在德國政策方面沒有采取行動的需要。比如，在所有三次通話中，他都儘可能相同地以請求爲波蘭政府提供財政援助而開始談話。這樣，不僅淡化了民主德國的事件，而且向對方表明，即使面對新的框架條件，聯邦德國仍然意識到自己的國際責任和條約義務。
莫斯科的警告
與和西方盟國代表的談話不同，科爾接下來同戈爾巴喬夫通話時直接進入主題：他在柏林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口信，對此表示感謝，很願意對此作個簡短回答和表態。總理詳細描述了與克倫茨的通話，並再次保證他反對民主德國局勢任何形式的極端化和動盪。從民主德國大量移民將是荒唐的，簡直就像古代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尋求救贖，會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和問題。他本人相信，邊界開放後來西部訪問的成千上萬的人中，大部分會返回。科爾強調他只是中斷了華沙的訪問，並聲明聯邦政府準備支持波蘭的經濟改革。在這件事情上，他也願意與戈爾巴喬夫保持溝通，他從華沙回來後將再次給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科爾簡短提到與美國總統布什通過電話，他非常歡迎布什與戈爾巴喬夫即將舉行的會晤。此外，科爾還指出，如果他在消除蘇聯經濟困難方面能夠提供幫助，總書記應對他直言相告。
戈爾巴喬夫感謝總理的電話。這是幾小時前特爾切克通過蘇聯駐波恩大使克維欽斯基預告戈爾巴喬夫的。這位蘇共中央總書記說，這次通話體現了德蘇關係和他們兩人個人關係的水平。在柏林牆倒塌之前民主德國危機發展期間，他就曾多次尋求與總理直接溝通。現在，他首先感謝科爾在公開言論中的剋制態度，並強調統一社會黨新領導層有改革意願。
與撒切爾夫人和密特朗相似，戈爾巴喬夫也警告說，所有的變化同時也包含着某種程度的不穩定。必須預作準備，不要產生混亂，也不要讓不明智的行動阻礙發展。科爾對此表示同意，並解釋說他在聯邦內閣特別會議上也剛講過類似的意見。在德國有一個概念叫“分寸”，意思是說在採取任何行動時都必須考慮其後果。他非常清楚地感受到這項責任，包括他的個人責任。迄今爲止，還沒有一個聯邦總理曾經處於類似的要求人們具有高度細緻感覺的境地。因此，他對德蘇關係以及他與總書記之間的個人關係如此良好感激不盡。關於民主德國，科爾認爲問題主要在心理方面。他說，昂納克直至最後拒絕一切改革，所以他的繼任者處於巨大的時間壓力之下。如果戈爾巴喬夫說改革需要時間，那麼他是有道理的。但問題是要讓民主德國民衆也明白這一點。總書記表示樂觀，他說，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的德國人的徹底精神將會幫助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他祝願總理在繼續訪問華沙時取得成功，並希望需要時能夠再次快速建立聯繫。科爾對此表示同意並在結束時把這次半小時的通話引向一個私人層面。科爾說，他更喜歡與戈爾巴喬夫進行沒有戲劇性音調的談話。戈爾巴喬夫對此表示完全贊同，但不放棄立即再次呼籲要慎重行事。
在與四大國國家和政府首腦的通話中、在聯邦內閣的講話中以及在與統一社會黨首腦克倫茨的談話中，聯邦總理提到了下述要素：行動要慎重，公開言論要剋制，確保歐洲穩定，民主德國改革的必要性。這些情況首先表明，無論是聯邦總理還是他的談話夥伴，直到那時都沒有完全掌握變化的全面情況。所以，那個時候即興反應是最需要的品德。(原文來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