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的低薪制與科舉制有何關係?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爲什麼封建官僚機構的腐化，就像鐵在空氣中生鏽、刀在使用中變鈍那樣，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呢?
因爲，中國封建社會官僚機構具有兩個特徵。
第一，是爲了實現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不得不把管理權授予給一部分社會成員，這些成員大多數是來自於地主階級的。在一人權力的影響大於經濟影響的社會裏，權力本身很容易成爲掌權者的腐蝕劑。
第二，爲了建立龐大的官僚網，又不至於造成國家過重的負擔，政府對官員採取了兩種看來是相互矛盾的政策，即按官僚等級劃分的封建特權和普遍的低薪制度。
正是這兩個特點，使得利用權力謀私，貪贓枉法，假公濟私，賄賂迎奉，兩重人格等等成爲中國封建官僚的通病。
除宋代官俸俸祿特別優厚以外，其他各個朝代的俸祿都不算太高。漢代官吏有120285人，年支出俸祿20餘萬，平均下來每人每月僅1389錢，這還不及當時被僱的雜吏。唐代官俸僅次於宋，而基層官僚的九品小官實際所得也僅僅合米10公石，微微高於一個手工業者。
官員如僅靠官俸生活，狀況將怎麼樣呢?我們可以拿唐代開元時代一個九品官和一個普通的紙商生活做一個對照。
當時一個叫陳泰的紙商供養家人20口，一年約一百緡就夠用了，每人每年的生活費大約五千文。而一個九品官如僅靠官俸生活，年收入僅35800文左右，就是供養一個十口之家，沒人平均還不到五千文。如果他家像陳泰那樣有20口，那生活就相當清苦了。
即使像寵妃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權高勢重，如果僅僅靠其司空的官俸收入生活，每月只能拿到幾十貫錢，相當於160石大米。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在淳安知縣任上時，一天忽然買了兩斤肉，同僚們甚爲奇怪。原來，海瑞是爲母親過生活纔買肉的。但是像海瑞這樣後來做到戶部侍郎的二品大官，死後尚且無錢置棺，足見明代官僚如果只憑官俸生活，就會像吳晗先生所說的
“非餓死不可”。
與低薪制度並行不悖的是封建特權，特權又與品級高低有關。
一般來說，只要在科舉制度下取得功名，哪怕是最低級的生員，都可享有免除本人徭役的負擔，而且見官不必再行大禮。
宋代特權最爲嚴重，只要當官，除優厚的俸祿之外，還有補貼、僕人衣糧(宰相可領70個僕人的衣糧)、茶酒香料、碳、鹽、馬料等等，此外還有相當高的辦公費。當時節度使每月俸祿四百貫，公用錢竟高達三千至一萬貫，而一畝地僅一二貫至兩三貫。
封建官員除了享有經濟上的特權，高官還享有門蔭權之外，在法律司法上也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種種特權。清代規定司法機關不得自行捉拿提審官員，只有經皇帝的批准革職後纔可拿辦。官員犯有死罪的，只要按品級高低，繳納數額不等的銀子，就可抵罪。
中國古代老百姓有兩句俗話：一爲“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二爲“朝中有人好辦事”就是指的封建官僚的特權和權勢。
說完了官再講講吏。
吏員不算國家官僚機構的正式編制，多由人數衆多的沒有功名的下層知識分子來充當。按規定，他們有時連薪金都拿不到，也不享有任何特權，他們爲政府工作，常常相當於服差役，供官員使喚。但他們是政府機構的辦事人員，催租催賦，攤牌徭役，捕人捉拿以及各種民事糾紛，都是吏員的事務。
一體化造成官員成爲“萬金油式”的通才人物，而吏員則多是精通文書、法律、財會統計或是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員。這就造成了大小政府官員不得不依賴吏員處理大量繁瑣的行政事務。精通專業的吏員深知如何矇騙不懂業務的官員，這就是使得吏員很容易利用爲官府辦事之機大行貪污利己之便。
北宋末年，全國吏員不給俸祿，但允許他們接受賄賂。熙寧三年開始定吏的俸祿，五年後，吏的俸祿幾乎翻了十倍，但他們貪污受賄如故，因此北宋有“吏強官弱，公人世界”的說法。
吏員們往往是地方基層的土皇帝、地頭蛇。杜甫在著名的《石壕吏》一詩中，就刻畫了一個黃昏闖入農家、嚇得老翁跳牆而逃的惡吏形象。這些人打着爲國家辦事的招牌，欺壓百姓，揩足了油水。
這樣，一方面是封建特權，有權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的低薪制，這就造成一個官僚機構區域腐化的巨大利益網。封建特權的存在，官俸地位成爲儒生刻意追逐的目標。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是儒生一生中最得意的兩件大事。
顧炎武曾經很精闢的分析過爲什麼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有那麼多人孜孜以求科舉功名。他指出，以當時每縣300名生員計算，全國有生員以上功名的知識分子就不下50萬人，但是其“可爲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可人們還是趨之若鶩。因爲一旦獲得哪怕是生員這種功名，也就獲得了最低的政治身份，在這種特權的蔭護下，他們得以保家置產。
而低薪制使得官僚機構有可能吸收更多的人來當官。他們一旦當官，便攀就高門，扶植親信，聯絡裙帶，結成廣泛而又牢固的有權有勢的社會關係網。
漢元帝倖臣董賢、唐代名將郭子儀、北宋末年的六賊，都是家財上億、奴婢成千的大富豪。明代太監劉瑾，要求想進京覲見的官員必須先繳二萬兩白銀。
因此能做到況鍾所說的“雖無經濟才，尚守清白節”的官僚，不過是儒臣的理想主義者。像海瑞、況鍾這樣的清廉有爲的官僚，是極爲罕見的。
可見，中國封建社會要實現一體化結構，國家必須依靠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吏，同時也就把管理土地及其他事物的權力賦予他們，而這些官僚本身又是土地的兼併者，私利的謀取者，他們獲得了權力便是如虎添翼。
事實上，每當出現社會問題時，封建國家總是用增加機構和人員的辦法來加強控制而忽視了低薪制與特權制的危害。其後果也往往適得其反，機構人員的膨脹又加速了腐化的過程，於是便帶來了更嚴重的封建社會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