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會，贛南地區一直屬於偏遠的蠻夷之地，時常作爲罪臣的貶所所在，瘴氣也十分嚴重。在宋朝時期，贛南地區的民風不僅僅是環境惡劣、民風好鬥。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宋代贛南民風的特徵
1.尚勇好訟
贛南地區自古以來就以民風剛悍，尚勇好鬥聞名，到了宋代，尚勇好訟之風更爲盛行。陳次升任贛州獄掾之時說：“虔爲江西劇郡，齊民天性豪悍，動相爭擊，淹系囹圄。”贛州知州石輅感嘆“(虔)民狡善訟，文案如山，守僅僅不能省。”
韓琚通判贛州之時也說：“虔民輕狡好訟，至有害已子而誣人者。吏稍不審辨，率多枉誤。”並且正因爲百姓的好訟，由此衍生了另一職業——訟師。“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諜法也……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以訴訟之法作爲教材來授學，可見江西人的好訟。正是因爲贛南地區人民的尚勇好訟，此地纔會發生如此多的動亂，以至於成爲難以治理的“劇郡”。
2. 勤奮節儉
贛南地處贛江上游，水源豐富，以山地和丘陵爲主要地形，平原較少，只在山地和丘陵之間分佈有盆地。較大的就有於都盆地、興國盆地、信豐盆地、寧都盆地、瑞金盆地等。盆地的內部地勢較平坦，又有交錯的河流流經，兩岸有較寬闊平整的平地，土壤較肥沃，是主要的農耕地。
“這些農耕地在北宋時就得到了巨大的開發”。而在唐宋之交、兩宋之際，由於戰亂的影響，大批人口南遷，這些人當中有一部分遷入了贛南地區，人口由此增加，而贛南受制於地形，本就不多的土地資源變得更加緊張。於是，勤勞的贛南人民便選擇在山地開鑿梯田來解決生計問題。
“麥穗即看雲作帚，稻米亦復珠盈鬥。大田耕盡卻耕山，黃牛從此何時閒。”在地方誌中也大量記載贛南人民勤勞節儉的風氣：“冠婚喪祭尚儉，居服飲食器用不求華侈”“民善治生，有勤儉風”等等。劉錫濤先生認爲贛南人民勤奮節儉的原因在於他們對自己勞動成果的珍惜和礙於朝廷禁止奢靡的禁令。
3. 崇尚巫鬼
“其作工巧，好佛信鬼”，“疾病喪葬多崇巫佛”，“虔州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而信巫祈鬼。”類似記載贛南地區好信巫鬼的事蹟，在正史、地方誌中都能看到。孫復便說“贛人目不識孔子之像，惟滛祠是奉”，甚至達到了“贛令不祀孔子者四十年”的程度。
可見贛南對巫鬼的崇信甚至達到了瞻之如日月,望之如父母的地步。對巫鬼的崇信當然帶來了各種各樣的負面影響。“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肺”,“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以納婦。”
“巫者執權,過於官府,一廟之間,責枷而至,動以數千計”，“(百姓)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日增,怪篆妖符,傳寫日異。”“閻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醫官,惟巫現之信。”因迷信巫鬼而蕩盡自己的財產，甚至於危害自己的生命，可見贛南地區迷信巫鬼這一民風有多嚴重。
針對這種情況，曾有地方官在到任之時對其着手治理，如《宋史·劉彝傳》中記載：熙寧中，劉彝以運判任贛州知州，對贛州當地好信巫鬼，不事醫藥的風氣大爲厭惡，於是“著《正俗方》以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易業，俗遂變。”正是由於劉彝大刀闊斧地改革，虔州民風隨之大變。
4. 文風較盛
雖然贛州相對於其他地區經濟文化較爲落後，民風剛勁好鬥，但是他們同樣向學好學。這在前文論述贛南在南北宋時期文化教育上的發展狀況時已有涉及。
在宋代，贛南地區的書院建設邁入了繁盛期，不止官府在辦書院，民間同樣在辦，對贛南士民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民風也逐漸變得向學。由於理學創始人周敦頤曾通判虔州，而程頤、程顥兄弟就在此地拜周敦頤爲師，聽其講學，再加上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與贛南地區也多有聯繫，因此，後世多將贛南作爲“理學發源地”，並得到了當政者的承認。在這些理學大師的講學、教導以及當地官府的鼓勵、支持之下，贛南民衆向學之風便更爲盛行。
地方誌中便多有記載，如：“士多向學”，“士知務學，無浮靡習”等等。與前代相比，贛南地區考中進士的人數大大增多，這其中固然有宋代取士名額增多，條件放寬的原因，但不可否認，這和贛南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由北宋至南宋，進士人數不斷增加便是一個印證。如此，贛南便逐漸從不知學的蠻夷偏遠之地成了“先賢過化之地”、“理學道統之源”。
二、宋代贛南民風形成的原因
宋代贛南地區的民風有尚勇好鬥、好訟、勤勞節儉、崇尚巫鬼、好學向學等特點，而這些特點的形成與自然環境、時代背景、官方的政策、官員的作爲、經濟教育事業的發展等原因息息相關。
1. 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
嘉靖《贛州府志》中形容贛南：“大概去南漸近，得天地陽氣之偏，不可以刑威懾而可以義理動。地大而俗囂，山寬而田狹;俗囂故易以噪，田狹故易以飢。”該地區地處偏遠，經濟文化相對欠發達，且地狹人稠，生存較爲不易。再加上贛南地區處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具有降水充沛且集中等特點，易發生洪澇災害及旱災，對農作物的生長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利。
如此則養成了人們珍惜勞動成果的節儉之風，而生存不易又導致民衆更易斤斤計較，因此好鬥、尚勇、剛悍等民風便盛行起來。生活的艱難容易讓人產生恐懼不安的情緒，而贛南又正好處於山地丘陵這樣一種閉塞的環境中，民衆大多居於一小片天地，惡勢力更容易滋生，在生存壓力的逼迫之下，人們必然要尋求一個心理寄託，於是對鬼神的崇信便應運而生，並且盛行起來。
正是“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所及,多爲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詛於神”之故。
2. 社會環境的影響
朝廷、官府的政策與作爲首先，在宋代，科舉已經成爲取官入仕的主要途徑，加快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已經成爲事實。
金榜題名，出將入相的引誘，再加上朝廷的崇文抑武的右文政策，使得民衆對於讀書科舉一事趨之若鶩，贛南地區也不例外。朝廷曾多次下令興學，贛南地區也應詔，因此纔有了後來的衆多書院。同時贛南地區的地方官積極參與到地方的教育事業當中來，周敦頤便是最爲顯著的一人。
“北宋嘉祐至至平年間,周敦頤任贛州通判。他在任職期間,通過開辦書院等方式,悉心向邑人傳播理學，又寫下了寓佛、道思想意蘊的千古名作《愛蓮說》。因其理學的傳播,使贛州邑人爲學之風大盛。邑人對周敦頤的崇敬,超過了周子以前歷史上的任何一任官員,以至於至今仍流傳不衰。”
除周敦頤之外，趙善繼、洪邁、劉強學、林壽公、吳革、郭庭堅等知州(軍)也在任期之內爲贛南地區的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最終使得贛南成爲“理學之源”。向學之風盛行，民衆的思想便會隨之有所改變，對於法律條文也會比以前熟悉，這使得他們更願意拿起法律的武器來捍衛自己的權益。
因爲宋代的律法規定不能與實際生活的需要相匹配，因此出現了許多法外之“例”，而這些“例”沒有經過法律的規定，具有很輕的隨意性，於是在實際運用中便出現了許多貪贓枉法、以公徇私之事。而作爲普通百姓，想要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便只能儘可能多地瞭解法律條文。
贛南民衆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之後，便能通過學習加強其法律意識。並且宋朝還可以越級上告，這使得民衆對於官吏的腐敗，徇情枉法也有了處理的辦法，於是好訟之風便十分盛行。正如龔汝富先生所說：贛南的好訟之風既是訴求久久得不到解決的表現，又是百姓根據合理方式不斷申訴的表現。
商品經濟的發展宋代商業十分繁榮，以至於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一說，而贛南地區的經濟在宋代也有了較大的發展。
結語
農業、手工業生產興盛，大庾嶺的通行，贛江航運的暢通，使贛南成爲江南貨物的集散中心，贛南地區的商業由此得到了迅速地發展。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則促成了民衆逐利與爭奪的思想，爲了維護自己的財產與權益，民衆便會好鬥，爭氣，從而好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