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南方地區逐漸得到了統一，贛南地區在經濟、文化等方面也得到了發展。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由於其所處地理位置以及時代背景、政策等原因，贛南又成爲有名的“盜區”、“劇郡”。首先便是贛南全國交通樞紐地位的進一步提升。隋大業六年，南大運河的開通，接通了贛江與大運河，如此，贛江的水運交通便延伸擴大至全國。
唐德宗貞元四年，虔州刺史路應又把贛江中險怪的礁石鑿平，使得航道暢通，贛江的水運更加安全、便捷。開元時期，玄宗命張九齡開鑿大庾嶺驛路，使其成爲“打通與中原交通的一把鑰匙。”隋唐時期對贛南地區交通的梳理、開發，使這一地區融入了全國交通運輸網絡。
一、北宋：經濟文化發展
到了宋代，朝廷一方面繼續修護梅關驛道，一方面加強了對贛江水路的經營和管理，使“贛江的水路交通已成爲戰略通道，在贛江航道的一頭一尾和中間分別派軍隊進行管理”。
太平興國七年在贛江北端設立南康軍，以星子縣爲中心，控扼贛江下游鄱陽湖北部流域的交通運輸;淳化元年在贛江南端設立南安軍，以大庾縣爲中心，控扼大庾嶺南北交往;淳化三年於中端設立臨江軍，以清江縣爲中心，控扼江西中部筠州(今江西高安縣)、袁州(今江西袁州)等地的交通運輸。南北一線，贛南水路交通更加規範化，更加便利。再看大庾嶺驛道，唐代經張九齡開鑿過後，雖然比前代更加平坦、通暢，但相比於其他官道來說還是崎嶇狹窄。
到了宋代，宋朝廷不僅注意對其的維護，也着手進行擴建。北宋嘉祐八年南安知軍蔡挺與其第蔡抗“乃商度工用，陶土爲甓，各甃其境，仍課民種鬆，夾道以休行旅，至今尤有存者。因署嶺表曰梅關，跨崖建樓曰叱馭，建亭三，北曰回樂，中曰中安，南曰至喜。”對大庾嶺驛路進行修整擴建，減輕了過往商旅的勞累。贛南地處湘、贛、粵、閩交界，陸路有梅關驛道，水路有贛江航運，贛州城的西部區域長期設有鹽運碼頭及與鹽有關的其他機構。作爲水路與陸路交匯之地，“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贛南已經成爲了海陸交通交匯的樞紐之處，可見當時的贛州在全國的交通地位之重要，其在全國交通樞紐的地位進一步提升。
其次在經濟方面，贛南地區的經濟在北宋得到了進一步地發展，處於交通樞紐之上的贛南，商業活動十分頻繁。《江西文化》一書便對當時大庾縣的繁榮狀況有過具體描寫：當時的大庾縣水陸交通繁忙，船隻與商隊來往十分熱鬧，驛路旁還開設了許多店鋪，鱗次櫛比，更顯繁華。“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商稅’統計，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江西虔州的商稅額爲51,299貫，比洪州的48,741還多2488貫，而只管轄大庾、南康、上猶三個縣的南安軍，這一年的商稅額爲15,120貫，名列袁州、筠州之前。
某些特殊時期商業稅的記錄當然不能說明當時贛南經濟已躍居全省之冠，但卻說明北宋時期，贛南便開始了較快地發展。”其三，在北宋時期，經過幾次大規模的興學運動，贛南的教育文化事業得到了較大發展，學校教育興旺發達。經仁宗、神宗時幾次大規模的興學運動過後，全國各地的各種學校不計其數。贛南也應詔建學，除了官辦的州縣學，如南安軍軍學、虔州州學、贛縣縣學等，還有私人開設的書院，如雩都縣王鴻在雩都南峿山所建的“王鴻書屋”，石城縣溫革在石城柏林所建的“柏林學堂”等等。
而周敦頤在此地任職時，不時地講學論道，程頤、程顥也跟隨他學習，故吳革認爲南安軍爲“周程父子、兄弟、師友親相授受之所，道學源流發朝於此”。如此，贛南便由“地阻隘，其民貧多訟，而學者不滿百人”，“其教化所被雖漢唐盛時未之聞”發展爲“甲於江西”。但這隻限於在學校教育方面，在科舉方面相對全省來說還是比較落後的。據載，北宋贛南共有進士88人，平均每縣不到7人，與當時江西的平均數(約27人)相差甚遠。
因此，北宋贛南地區的科舉、文化相較於前代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相較於同時代的其他地方仍然屬於較落後的地區。最後，由於贛南地處四省交界，轄地又廣，爲“江西大都”，地形以丘陵山谷居多，相對較閉塞且易於躲藏，境內“峒”、“畲”、“徭”等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情況本就複雜。
再加上當時食鹽的專賣體制和榷禁政策，使得走私活動達到了一個高峯，最突出的就屬福建和江西地區，尤其是贛南地區。郭正忠先生指出贛南地區的鹽政問題最大，該地區的矛盾也更爲突出。
江西不產鹽，按照“量地以遠近”的原則，本應使用廣鹽，但是長久以來卻食用淮鹽。淮鹽產量大，但產地距離贛南地區十分遙遠，運輸成本高，售賣價格因此十分昂貴，再加上鹽質低劣，“以半斤當一斤,純白不雜,而賣錢二十”，“淮南官鹽滷溼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相較之下，私鹽質高價低，因此“虔人盡食嶺南鹽”，所以私販衆多，他們在朝廷的打壓下又轉變爲寇盜，“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鬥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贛南地區由此因“鹽盜”而被朝廷關注，成爲北宋有名的“盜區”、“劇郡”。
包拯曾形容此地“據江表上游,南拉嶺徽,兵民財賦素號重地,累歲賊盔充斥,如類行者,結集匪黨,大爲民害。”王安石在《虔州學記》當中形容此地“大山長谷”、“他邦動經八九百里”、“俗未向風”,偏又爲“銅鹽販道所出入”,“羣盜”、“盜奪”之奸遂“視天下爲多”。總的來說，北宋時期贛南的經濟、交通、教育方面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使贛州成爲當時的名城之一，但相對於其他地區而言還是有一定差距。並且，由於其本身的複雜情況以及當時所施行食鹽專賣的政策，使得贛南地區成爲難管的“盜區”、“劇郡”。
二、南宋：社會動亂頻繁
南渡之後，經濟重心完全南移，贛南地區經濟在兩宋之交雖遭受打擊，但總體來說也在逐步增長。
“經濟方面，南宋時期贛南地區的農業發展水平已經步入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戶口的增長，糧食產量的提高，多種經營方式的出現，這些都改變着贛南地區以往的‘蠻荒’形象。”同時該地區的教育文化事業也在不斷地發展，甚至得到了理宗的肯定，真正成爲了“道學之源”。但是隨着宋朝疆域的縮小，贛南地區的各種矛盾隨之凸顯、加深，更加坐實了此地“盜區”、“劇郡”的地位。到了南宋，贛南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大大超出了北宋的情況。其一，南宋時期贛南地區的州縣學得到發展。
相較於北宋而言，江西地區的州縣學在南宋時已經得到了很大程度地發展，尤其是在興建的頻率、規模以及投入的資金等方面。同樣的，南宋贛南地區的州縣學在規模與遷建頻率以及官府的資金投入方面都大大超過北宋，這在第三章與第四章中都會有詳細論述。其二，除州縣學之外的其他學校也得到了較大發展。北宋時期除了州縣官學之外，雖有書院、私學，但數量極少，見於史載的僅有琴江書院與清溪書院二所書院，金精山講舍、柏林書樓等12所書舍。
而到了南宋，不僅對州縣學進行擴建重修，還增加了大量的書院、私學，見於史籍的書院就有12所，書舍有8所。除了州縣學與書院、書舍之外還有義學、鄉儒等的存在，由此可見南宋贛南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
其三，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又使贛南的科舉事業有了進步。劉玲清在其論文中對此作了統計：北宋贛南地區總共有100名學子錄爲進士，南宋時則高達194名，增長率爲94%。並且還有兩位特奏名狀元：謝元龍和池夢鯉。由此可以看出南宋時贛南地區的教育事業以及科舉的明顯進步。
但是這種進步只是相較於北宋時期的贛南而言，南宋時期，贛南相較於其他地方，甚至江西的其他地區還是有差距的。其四，贛南地區在南宋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便是確定了“理學道統”所在地的地位。北宋之時，周敦頤在此任職，期間在此講學，他與程頤、程顥師徒三人之間的傳道、授業、解惑之事讓當地人記憶尤深，並深受影響，當時便有人認爲贛南地區爲理學源流所在，但卻只是在小範圍內被承認。到了南宋理宗寶祐年間，南安軍知軍吳革、郭廷堅便多次上書懇請理宗御賜周程書院爲“道源書院”，據理力爭，認爲“南安爲郡雖號江西築底之地，實周程父子、兄弟、師友親相授受之所，道學源流發軔於此，又與九江、隆興、廬陵事體判然不同”。
最終，理宗於景定四年(1263)賜額“道源書院”，確定了南安的道統地位，使贛南成爲了被官方承認的“先賢過化之地”，“理學道統之源”。最後，贛南地區在南宋也是作爲一個“盜區”、“劇郡”而存在的，而且其程度遠勝於北宋。
結語
從北宋開始，閩粵贛邊界地區就充斥着大量來自贛南的鹽寇，到了南宋，隨着宋室南遷，贛南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進入了“虔寇紛紛”的動盪時期。雖然在地方官府的管控之下，這種情況到南宋中後期已經有所緩解，但盜賊並未徹底消失，依然是贛南地方官進行地方治理的一大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