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共歷十二帝，享國二百一十年，史書又稱爲“前漢”“先漢”，定都長安(今陝西西安)。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中國古代有關教化的思想自先秦時期就已有之，在戰亂頻仍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都從各自學派的立場出發，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提出過不同的有關教化的內容和思想，但真正把教化作爲治國之方略，並最終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確立肇始於西漢，西漢時期的思想教化的形成與發展並不是源於某一個概念化的歷史事件節點，而是經過了一個抽象化的歷史過程。
一、西漢儒家思想教化的時代背景
在整個教化的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儒家思想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尤其是董仲舒改造後的“新儒學”，在“百家爭鳴”的角逐中獲得了“獨尊”的歷史之態。西漢儒家思想所取得的成功，得益於儒家學者的努力和儒家思想的自我革新。自孔夫子創立儒學以來，儒家思想就不同於道家的“逍遙無爲”，始終保持着積極“入世”的現實追求，孔夫子周遊列國就是爲了“兜售”其以“倫理道德”爲核心的儒家治國思想，但由於歷史原因，儒家思想不適應當時複雜的戰亂格局，各諸侯國都在積極變法圖強，以求統一六國，而儒家思想尚不能夠帶來這樣的影響，故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雖然在民間傳播廣泛，但始終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始終沒有成爲官方統治思想並加以傳播。
儒家學者面對這樣的境遇並沒有消極怠工，始終在尋求時機，力圖使儒家思想得到官方的確認，成爲具備意識形態功能的思想。時至漢代，一個真正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正式形成，要想穩定社會局面，鞏固封建漢王朝的統治，必須形成一整套的治國方略和統一的思想體系。此時，思想教化就顯現出來，成爲西漢的治國方略，所謂“教化治國”。
思想教化，作爲一項治國方略，雖然是由諸多思想理論家和國家上層統治者通過主觀的思辨得出的，但是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具有反作用。西漢時期思想教化的產生髮展必然有其現實基礎，來源於深厚的社會現實，是隨着時代的變遷不斷髮展着的產物，這樣根源於現實的思想理論或治國之策才能顯現出它所特有的強大生命力，西漢的思想教化是伴隨着漢初經濟、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社會現實而產生的，同時，由於這一時期的社會發展出現諸多曲折，也爲思想教化的產生提供了諸多的必然性。
二、西漢儒家思想教化的經濟背景
西漢思想教化離不開物質基礎的保障，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同時西漢初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爲思想教化提供了一定的空間。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財富的浪費是漢初經濟狀況的重要特徵。
西漢建立伊始，由於歷經秦朝的橫徵暴斂以及三年之久的楚漢之戰，漢初的經濟蕭條不堪，大量的農民背井離鄉，脫離了政府的控制，走上了流亡的道路。經濟發展遭到嚴重的破壞，停滯不前。農業生產更是無暇顧及，糧食極度匱乏，“人相食，死者過半”的悲慘狀況頻頻發生，全國自君王到百姓經濟狀況不堪一擊，“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可以說，西漢王朝是建立在一片廢墟之上的。面對這樣滿目瘡痍的社會狀況，恢復經濟發展隨即成爲漢初統治者的一項重要任務。
由於西漢建國前連年不斷的戰爭所致，西漢之初需要休養生息以恢復經濟，以劉邦爲首的漢初高層選擇了黃老之學的“無爲而治”，決定通過與民休息的政策改善當時的經濟環境。作爲中國古代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的生產便首先得到了恢復。首先，在稅賦政策上，漢初統治者採取輕徭薄賦的方法以恢復農業生產。漢初，中央和地方諸侯都可以進行徵稅，但是地方諸侯不得亂加名目，不得胡亂收稅，徵收必須按照“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的標準嚴格執行，對成年人人頭稅的徵收也做了重大調整，從漢高祖的一百二十錢降到了漢文帝時的四十錢，這使得漢初勞動力人口迅速增加，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其次，“重農抑商”的政策也在漢初有所體現，雖然，漢初商業經濟的發展一直保持良好的態勢，但是，漢高祖認爲商業的過度發展勢必會導致人員的流動過於頻繁，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因而施行“重農抑商”，漢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漢惠帝時，規定商人的後代不得參與國家政治，不得進入仕途;漢文帝時，多次頒佈詔令鼓勵農耕，並“親耕藉田”“率羣臣農以勸之”，這些間接地促進農業的發展。
再次，由於漢初寬鬆的政治舉措，冶鐵的技術在當時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鐵製農具被廣泛地運用到農業生產中，鐵犁牛耕式的生產方式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同時，大型水利工程修建等一系列的措施極大地促進了漢初農業經濟的發展，乃至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繁榮景象。這樣的經濟發展趨勢，爲思想教化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與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相伴而來的是財富的極大浪費。雖然漢代統治者提倡節儉，但是隨着經濟的繁榮，社會瀰漫着奢靡的風氣。這一風氣自上而下充斥着整個社會。漢武帝長達39年同匈奴對峙及五次泰山封禪花光了漢初近70年的積蓄。上行下效，奢靡之風盛行，西漢初期雖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但商業隨着經濟的恢復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也爲漢初的奢靡之風推波助瀾。同統治階級奢靡的社會風氣相對比的是普通人的困苦生活，普通農民一年下來並沒有多少收入，如遇自然災害則生活更加不堪。
漢初的經濟恢復使社會財富積累大大增加，但真正富足的還是那些諸侯顯貴、地主豪強，普通民衆的生活還相對比較貧困。鑑於漢初奢靡生活風氣和鮮明的生活對比，一方面要利用教化手段推行道德規範以提高人們的修養，另一方面要利用教化手段調節貧富差距帶來的階級矛盾以穩定漢王朝的封建統治。
三、西漢儒家思想教化的政治背景
在中國封建王朝的發展歷程中，秦朝無疑是最短命的王朝，至二世而亡。但秦朝首創的封建制度延續了近2000年之久。經過連年征戰，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結束了春秋戰國的混亂局面，一統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在這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支持下，秦王朝興修道路、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力求通過“車同軌，書同文”的方式來實現人們行爲規範上的統一;奉行法治，“以吏爲師”，力求通過“焚書坑儒”的方式來實現人們思想上的統一;取“三皇五帝”，尊號“皇帝”，自稱“始皇”，妄圖二世、三世直至萬世而不易。
這樣的集權體制展示出了強大威力，從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看，秦王朝的“郡縣制”把地方的權力收歸中央，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絕對控制;從皇權和相權的關係看，秦王朝的“三公九卿”制把宰相的權力進行了分割，將國家的權力統一於皇帝一人，強化了君主專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得以實現，這種強有力的政治態勢得益於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這樣的集權制度是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所向往的。
在這樣的政治框架安排中，處於頂端的皇帝享有最高統治權。但西漢初年，這種政治模式遭到了嚴峻的挑戰，中央與地方之爭、皇室與其他統治者之爭成爲漢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漢承秦制，在地方上實行郡縣制，但在楚漢之爭的年代，漢高祖爲了分化西楚霸王項羽的力量，壯大自己的陣營，分封了大量的異姓諸侯，同時又對其子弟進行分封，稱爲“同姓王”。漢初實際運行的是“郡國並行制”，諸侯王的存在大大擠壓了中央政府所統領的地區，漢高祖時，中央直接統轄的領地僅佔全國的1/3，不足一半，加之政權初立，邊疆不穩，中央政府受到嚴重的威脅，君主的統治權遭到嚴重的弱化。
漢初採用“黃老之學”作爲治國的指導思想，其“清靜無爲，無爲而治”的政治主張雖然適應了漢初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但卻弱化了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控制力，使得地方諸侯勢力得到極大地擴張。這種政治局面爲西漢內部的政治動亂埋下了伏筆。自漢文帝起，直至漢武帝時，漢初統治者都力圖削弱地方諸侯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削藩”與反叛並行，統治者的政策遭到諸侯王的抵制。漢文帝六年，淮南王謀反;漢景帝三年，由於“削藩”政策導致“七國之亂”;到漢武帝時，經過歷代皇帝的努力，地方諸侯勢力基本上予以剪除，削弱了地方對中央的威脅，但仍存在“緩則驕奢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的禍患，最終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令”，將地方諸侯的力量一減再減，難以再對中央政府構成威脅，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得到了極大地鞏固。
與此同時，從外交方面，西漢政權時刻受到來自北方匈奴的侵擾，同匈奴的關係成爲漢王朝對外政治的晴雨表。西漢王朝是在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之爭中建立起來的，有一定的武力基礎，但西漢建國初期，國力相對羸弱，漢高祖在遭遇“平城之難”後，明顯感覺到以漢王朝現有的實力尚不足以通過武力來保證邊境的安寧，於是採用和親策略，希望通過單方面的妥協退讓來換取邊境的安寧無事。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不僅未能使匈奴臣服，反而更加變本加厲，違背其約，屢屢犯邊，對漢王朝構成了相當大的威脅。
面對這樣的內外局面，西漢統治者已經無法再照舊統治下去，唯有改變舊有的統治路線和政策，才能找到出路。西漢王朝的未來發展，有待於在指導思想上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變革，這種迫切性和必要性也逐漸得到了漢初統治者的認可。同時，更化後的指導思想如何才能推而廣之，形成全社會範圍內的行爲規範，這就有賴於對人們的思想進行教化，使指導思想內化於心，外化於行。
四、西漢儒家思想教化的文化背景
經過秦末農民戰爭和漢初的“無爲而治”，各家各派的思想不僅得以流傳，而且有了很大的發展，漢初的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現象。漢初的“無爲而治”爲思想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寬鬆的環境，使先秦的各派思想在漢初又有了恢復和發展。
同時，地方諸侯的存在也爲思想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便捷的社會環境，各諸侯國之間的相互競爭使思想文化在中央政府管轄之外的地方也到了有力的傳播，一些諸侯王爲了在競爭中勝出，籠絡了大批的知識分子在身邊，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景象在漢初得到了延續。
這種延續不光是繼承，還有發展。隨着時代的變遷，各家各派的學說也積極謀求改變以適應時代要求。各家各派的思想融合的趨向更加明顯。“分久必合，這也是思想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戰國末年就有學派提出結束“百家爭鳴”混亂局面，力圖用自己學派的思想學說統一整個思想界，時至西漢初期，這種融合的趨勢尤爲突出，除了儒道等個別思想外，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說在漢初的延續不是一個整體恢復的過程，多是以學派中的某一思想或某些思想的形式進行的，同時又常常融入其他學派之中共同發展，自己本學派的整體框架已經不復存在了，這其中法家和陰陽家是主要代表。
總結
儒家學說在思想上的獨尊最初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展現的，是官方力主推行的，可見儒家思想成爲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後，其他學派的思想並沒有遭到完全的排斥，此外，儒家學派內部也出現不斷爭辯，思想上的統一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實現思想統一，確保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二是把統治階級的思想轉化爲全社會的行爲準則，以鞏固其統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