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一生都在毫不僞飾地追逐功利權勢。初投秦相呂不韋，後宮幃進言，得秦王嬴政信賴，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以《諫逐客書》，說秦王取消逐客令，挽救了萬千卿客，成就了大秦偉業。批駁分封，倡郡縣制，一統貨幣、度、量、衡，著《倉頡》篇，創“小篆”，統一文字，有萬世不滅之功。“長風萬里，鸞鳳于飛”的《嶧山刻石》、《琅玡刻石》爲秦篆之典範!然而只爲懷通侯大印歸還鄉里，李斯也曾助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曾附趙高沙丘謀逆，最終爲小人構陷，一代權謀大師腰斬於咸陽。功高亦李斯，過顯亦李斯。
【風雲叱吒】
1.郊倉中鼠研帝王術
李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縣)人，生年不詳。論出身李斯乃一介平民，當時的平民二十五家爲一閭，閻是里巷的門，故人稱李斯“起自閭閻”。
戰國時代社會劇變，禮崩樂壞，各諸侯國之間進行着激烈的兼併戰爭。爲了富國強兵，各國統治者不得不打破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從鄙野之士中選拔人才，因此當時出現了許多布衣卿相。這種形勢，激發了天下士人美妙的憧憬，誘使他們捨棄妻子，遠離家鄉，探深涉險，走公室，跑私門，希望得到統治者的賞識和任用。
李斯剛成年的時候，在地方官府做了個雜差小吏。地位雖低，但官場上那種強烈的等級對比卻使他不得不考慮許多人生的大問題。一次，他見到官舍廁所裏的老鼠，在糞便堆中東嗅西尋，找到一點兒吃食便如獲至寶，剛要咬齧，有人或狗走近，又不得不捨棄而驚恐逃竄。再看那官倉中的老鼠，積穀多有，無飢餓之憂;高廊大廈，無風雨之愁，更不見人或狗的經常驚擾。於是，李斯似乎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諦：老鼠處於不同環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也本無賢良卑劣之分，爬到社會頂層，就安享榮華;居於人下，就要歷經貧賤和磨難!至此，李斯再也不能安於貧賤，他決心想辦法向上爬，做人上人。攫取權勢地位的慾火在他的肺腑中燃燒：他要改變自己!
“學而優則仕”。當官的資本就是要通曉治理國家的帝王之術。李斯也不得不走當時遊學之士共同的道路，先投師受教。他拜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學太師荀況爲師，研學帝王之術。
李斯到了荀況門下，主要着眼於學習所謂“帝王之術”，即學習那種能夠打動君主的心，能夠滿足他們的擴張慾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學說。聰明的李斯知道，掌握這套東西，同時也是滿足個人榮華富貴的終南捷徑。當時與李斯同學的還有個韓非。他們二人後來同爲戰國晚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不過李斯偏重於實踐，而韓非則偏重於理論著述。
李斯學成後，便告別了自己的老師。但到哪裏去?想效力於鄉梓故國，又眼看着楚國江河日下，連郢都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北紀南城)都被秦國攻佔，楚王已經難有作爲了。其他東方各國，也無不苟延殘喘，都不是能讓人建功立業的理想之地。於是李斯決定西入強秦，一試身手。
在向老師辭行時，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志：“人生的機會稍縱即逝，有了就應牢牢抓住。今天諸侯爭雄，秦王羽翼豐極欲吞併天下。這正是布衣遊士馳騁伸展的好機會。人生的恥辱莫過於卑賤，一世的悲哀莫過於窮困。有些人自甘於卑賤貧困，毫無作爲，反而譏諷別人貪榮求利;這不是他們不想要，而是沒有本事去謀求富貴。我不想這樣。我要到秦王那裏有所作爲”。
李斯這種強烈而偏狹的功利觀伴其一生，成爲催他奮進的動力。但又是這名繮利鎖往往在關鍵時刻模糊了他的眼界，使他不能冷靜地思考和理智地抉擇，終於釀成不可挽回的個人悲劇。荀況批評他捨本求末，不懂得用仁義治國的重要。李斯當時卻無法領悟。
李斯來到秦國時，正趕上秦莊襄王去世，十三歲的嬴政成爲新的君主，而丞相呂不韋執掌大權。呂不韋承襲秦國傳統的用人政策，廣招賓客，從東方六國引進各種人才，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爲一時之盛。李斯也即門求見，成爲在呂不韋身邊侍從獻議的舍人。
舍人在當時僅屬私人顧問祕書班子中的一員，還不是政府公職。但李斯的機敏和才華使他很快脫穎而出，受到呂不韋的賞識。於是呂不韋把他推薦到秦王宮廷裏，任以爲郎(從戰國開始設置的帝王侍從官，有護衛陪從、顧問建議及差遣出使等各種職責)。郎的官職雖然不高，但由於身處政治中樞，有機會接近秦王，是進一步升遷高位的有利階梯。
2，宮幃進言馳騖秦都
從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以來，歷經惠王、武王、昭王、文王、莊襄王六世，秦國兵強國富，實力已遠遠超過了關東六國，席捲四海、統一宇內的形勢已經基本形成。對此，李斯也和當時許多明智之士一樣，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夠進一步爲秦王具體地考慮統一的時機、謀略和步驟，及時地向秦王獻計進言。
有一次，李斯得到了一個向秦王進言的機會，李斯便上書秦王，提出翦滅諸侯，消滅六國，並天下的謀略：
“從來那些無知小人，不會抓住歷史的機運。而那些成就大功業的英雄之才，卻能在不利的情況下隱忍待時;一旦看準機會，就毫不猶豫，果斷地採取行動，以取得成功。春秋時期，秦穆公也是一方霸主，爲什麼不能向東併吞各諸侯國呢?因爲當時諸侯衆多，周王室還有一點空名。因此五霸迭興，還都要打出‘尊周’的招牌，來謀取本國的實利。但從秦孝公以來，情況不同了。周天子侷促於一隅，地位卑微，誰也不把他放在眼裏。諸侯互相兼併，關東只剩下六國。對於他們，秦國六世以來，也是一再乘勝進擊，削其國土，奪其民衆，迫使他們屈服於秦，如同秦國的郡縣一般。今天，真是秦國萬世難逢的好時機。以秦國的強大，大王的賢明，想要滅諸侯，成帝業，天下一統，就好比從竈臺上掃除灰塵一樣，真是輕而易舉!假如錯過了時機，等到諸侯再度強大起來，並聯盟合勢，就是有黃帝那樣的賢能，也難以吞併他們了。”
這一席話，正說到秦王政的心坎上，並使他不能不對眼前的這個年輕人刮目相看，立刻虛心延教。
李斯剛從東方來，對那裏各國政權的腐敗和君臣離心的狀況瞭如指掌。他指出，對他們不能只是硬攻，而要善於運用謀略。如能恩威並用，軟硬兼施，這樣便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他建議秦王派出謀士間諜，去遊說諸侯。讓他們隨身多帶珠寶金玉，賄賂各國的權臣名士。對這些人，可以收買的，就用重金收買，讓他們爲秦國工作，去矇蔽其君主，陷害其忠良，離間其君臣關係，阻止其國與別國聯合反秦。金錢收買不了的，就派刺客去把他殺掉。這樣，就會使六國內部越來越亂。最後，秦國再派出良將勁旅，不難以摧枯拉朽之勢，掃平六國。
秦王政聽罷李斯這番話，擊掌叫好，立即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並任命他爲佐助丞相的長史。不久，又提升李斯爲客卿。客卿是秦國專爲從別國來的人才而設置的高級官位。李斯做了客卿，負責實施統一六國的戰略計劃，很受器重。秦王政遵照他的計謀，暗遣謀士、刺客遊說諸侯;對各國大臣、名士，凡能用金幣財帛收買者，便以重賄結交;凡不能收買者，便以利劍刺殺。與此同時，又派名將勁旅追隨其後，以武力相迫。從秦王政元年至九年(前246~前238年)，史書所見，僅對魏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就有六次，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由於這一正確策略的實施，秦王政才得以續六世餘烈，振長策而馳騖宇內。一紙諫書勸秦王“二十餘年並天下”
就在李斯的仕途一帆風順之時，秦國卻同時存在着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它幾乎使秦國的統一大業半路夭折，也幾乎使李斯建功立業的理想化爲泡沫。但李斯仗其過人的才智和膽略，既拯救了秦國功虧一簣的危機，又爲自己的富貴尊榮贏得了新的機會。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2歲，依照秦國規定到雍城舉行加冕禮。與呂不韋狼狽爲奸的掌權宦官長信侯嫪毐乘機反叛，秦王政果斷處決了嫪毐。次年，又查知呂不韋與嫪毐叛亂有牽連，秦王政早已對呂的專權深感不滿，乘此機會罷了呂的丞相官職，遣送其回封地。呂回封地後，又暗中與其他諸侯相勾結，圖謀不軌。秦王政就削去呂的封地，把他發配到蜀郡，呂知大勢已去，遂飲鴆自殺。
秦王政一親政就剷除了覬覦王位、時時掣肘的兩大心腹之患，政治上得到了空前鞏固，這使秦王政更加志得意滿。決心大力發展生產，以圖霸業。首先要興修水利，由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二人設計、領導修築的當時第一水利工程都江堰就是這一時期建成的。
韓國爲減輕秦國的軍事壓力，派遣著名水工鄭國充當奸細，入秦建水利工程，以拖垮秦國國力。秦王政聽說鄭國來幫助興修水利，十分高興，派人隨鄭國到全國考察。據此計謀，鄭國設計了一條引水渠，自仲山(今陝西涇陽縣西北)引涇水向西到瓠口(即焦穫澤)作爲渠口，沿北山南麓引水向東伸展，經今三原、富平等縣，在今大荔縣東南注入洛水。渠長300多裏，工程完畢後400萬畝土地可得到灌溉。但此項工程極爲浩大，耗時長，費財物人力多。工程完成到一半時，秦王查明鄭國是韓國派來的奸細，一時輿論譁然，秦王也非常生氣。秦國那些一向守舊、排他的宗室大臣乘機向秦王上書說：“所有外國客卿大抵是爲其主充當說客、奸細的，應一律逐出!”秦王想到呂不韋和鄭國的教訓，對此也有想法，一怒之下頒佈了“逐客令”，規定凡在秦國的客卿，一律驅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步離咸陽，踏上茫茫征途，失意之感，不忿之情，油然而生。於是，他寫就一篇《諫逐客書》轉呈秦王政。這是一篇議論縱橫、文情並茂的佳作，又是一篇思想犀利、邏輯性強的政論文章。
這就是李斯著名的《諫逐客書》。這篇上書一氣呵成，鞭辟入裏，具有極大的說服力，不愧爲上乘佳作。秦王政讀後，立刻改變主意，取消了逐客令，追回了已經上路要離開秦國的李斯，並讓他官復原職。
秦國重用異國客卿的政策，既是傳統的，又是獨異於關東六國的。歷史證明，它每每使得雄才大略的秦國國君能夠不拘一格，廣羅人才，以爲我所用，從而保證了對內對外戰略的成功。這一政策對秦國的發展強大，產生了重大影響。而逐客之舉，明顯的是一次可能產生嚴重惡果的決策失誤。李斯的直言進諫，不僅使秦國保持了這種正確政策的連續性，使秦王政周圍聚集起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加速了秦統一的進程，而且也最終奠定了李斯在秦國舉足輕重的地位。很快，李斯便被任命爲主管司法的廷尉，成爲秦國的重要卿士之一。
3.遠交近攻首謀滅韓
因修渠而引起的一場逐客風波平息了。鄭國渠的完工，不僅未能“疲秦”，反而增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平定六國已被提到秦王政的日程上來。
李斯分析了六國的地理位置和實力狀況，認爲地處天下之中，又正當秦軍東向之路的韓國，最宜作爲突破口。以韓之弱小，頭一炮打響，不僅可以振奮軍威，而且敲山震虎，還能從心理上懾服其他五國。
秦軍向韓國邊境的進擊，使韓王安極度恐慌。李斯又親自出使韓國，威逼利誘，迫使韓王向秦稱臣。於是，韓王急忙找韓非計議保全韓國之策。
韓非系韓國貴族，早年曾與李斯一同師事荀子，攻讀刑名法術之學。韓非口吃，不善於演講，但擅長著述，李斯自以爲才學不如韓非。可是，由於兩者在人生道路的抉擇上大相徑庭，致使結局殊不一樣。李斯能擇地而處，擇主而仕，涉足於蒸蒸日上的秦國，投依雄才大略的秦王政，終能大展奇才，立下不朽的業績。韓非念念不忘故國，情牽於貴族世家，身歸於江河日下的韓國，希圖挽狂瀾於即倒。結果，他見韓國日趨削弱，屢屢以書進諫，昏聵無能的韓王每每不能聽用。韓非憤恨治國不盡心修明法制，昧於求才任賢，不能力圖富國強兵;寬緩時寵信沽名釣譽之徒，緊急時才徵用甲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令國賊祿蠹凌駕於功臣鬥士之上，使廉直之臣不容於邪惡小人。對此，真是痛心疾首，悲憤莫名。於是，他總結古今得失，奮筆撰寫《孤憤》、《五蠹》、《內儲》、《外儲》、《說林》、《說難》等五十餘篇，計有十餘萬言。
秦王政讀過韓非著述，連連拍案叫絕，讚歎道：“寡人得見此人，與之(交)遊，死不恨矣!”也因爲仰慕韓非之才，秦國更加急攻韓國，以求虜取此人。
韓王起初不信用韓非，及至情勢危急，纔想到韓非的用場，並於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派他出使秦國，勸秦存韓。
這時的韓非身處兩難之地：作爲一個深諳歷史大勢的思想家，他知道秦滅六國，已是水到渠成，不可逆轉;作爲一個韓國貴族，又不忍祖宗基業毀於一旦，還得爲保存韓國作最大的努力。
韓非到秦國後，“秦王悅之”，但韓非不像李斯那樣一心投靠秦王政，則是依然站在維護韓國的立場上講話。主要表現在：一是姚賈提出出使燕、趙、吳、楚四國，攜“金千斤”以斷絕四國的聯合，韓非卻以讒言離間秦王政對姚賈的信任。他說：“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賈乃)樑監門子，嘗盜於樑，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樑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在厲君臣也。”姚賈據理力辯，表明忠心，指出士有詬醜，而明主用之，可與立功，反責秦王政聽讒，反噬韓非用心不良;“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天聽讒，則無忠臣矣。”結果，秦王政仍用姚賈之謀，而對韓非產生懷疑。韓非新入秦國，便樹立了一個強敵。
二是韓非爲保全韓國，給秦王政上書提出“先攻趙而存韓”的建議，而當時秦國實行遠交近攻，逐漸向外蠶食擴張的策略。按照這一策略，處於秦國東鄰的韓國，則是首當其衝的兼滅對象。否則，秦國東進就有後顧之憂。韓非存韓攻趙的主張，客觀上是爲遠交近攻策略的施行製造障礙，這更加深了秦王政對韓非的懷疑。
李斯說，韓國對秦來說，好比腹心之患。別看它現在順服於秦，實際是順服於強力。一旦秦保留韓國而東攻趙、齊，難保它不與趙、齊、楚合謀，從後方夾擊秦軍。這樣，當年秦軍慘敗於晉國的崤塞之禍便會重演。故韓國決不可信!接着，李斯指出韓非此來，只能是維護韓國利益，不可能爲秦着想，這是人之常情。李斯勸秦王千萬不能爲韓非的辯辭所惑，要明察其心最後，李斯建議，由自己前往韓國，誘使韓王入秦。秦就以韓王爲人質，脅迫其大臣俯首歸順。然後秦再發兵威脅齊國，齊也必然效法韓國。這樣一來，趙人破膽，楚人狐疑，魏國不敢爲非，諸侯便可蠶食而盡。
作爲一名成熟的政客，大局或者說目的是居首要位置的，他不會因爲某種感情或關係而改變他的心中那杆稱!李斯對待同師而學的韓非，自然也是如此。
試想秦王政那樣欣賞韓非的理論見解，迫切“與之遊”，大有相見恨晚之意。一旦韓非成爲秦王政心腹謀臣，李斯行帝王之術，謀己騰達的慾望便會落空。
李斯抓住秦王政對韓非心生懷疑之機，對秦王政說：“韓非，韓之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力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就這樣，韓非入秦不久便被秦王投入了監牢，緊接着，李斯派人將毒藥送給韓非，迫其自殺。韓非尚欲向秦王政剖白心跡，無奈不見秦王回心轉意，只得飲藥自盡，一代學者就這樣匆匆地含恨而死。
司馬遷一再悲嘆韓非不能自脫其難，說道：“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其實，這既不足爲怪，也不足嘆。韓非是卓越的唯物主義者，是傑出的思想家，卻不是個高明的政治家。他能批判地吸收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不同流派的法學理論，“法”、“術”、“勢”三者於一爐，成爲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他並未能將自己的理論運用於自己的政治實踐中去。因爲認識同實踐並非天然聯接在一起的，思想家與政治家終究有很大的距離。
李斯害死了韓非，卻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貫徹了韓非的基本思想。二人倘能聯珠合璧，無疑更能完善法家流派。但是，歷史是無法隨意假設的。本來，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既飽含着合理的內核，又充滿了謬誤和悲劇。
此後僅三年，秦就滅了韓國。
4.力駁分封制定開國大計
秦王加冕親政之後，在李斯等人的謀劃下，就“奮六世(自秦孝公經惠文帝、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共六君)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拉開了統一中國的前奏曲。從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到公元前221年的十五年中，秦國軍隊如秋風掃落葉，吞併了韓、趙、魏、燕、楚、齊六個國家，順應歷史的發展要求，結束了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幾百年的割據局面。李斯因功業顯赫，累官至廷尉，位列九卿。
秦王政由一方諸侯變成一統天下之王，地位和形勢發生了重大轉折，他覺得應重議帝號、定製度，爲此，召集羣臣計議。李斯等人建議：“古時有三皇五帝，可他們管轄的地方不過千里，如今陛下興兵誅滅暴亂，蕩平六國，統一天下，這是自上古以來未曾有過的壯舉，三皇五帝豈能相比!”爲此，合“三皇”、“五帝”之尊，秦王政改稱“皇帝”，又因他是從古至今的第一位皇帝，即稱爲“始皇帝”，以後，繼位子孫則依次稱爲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流傳萬世。
從此，秦王政成爲秦始皇，爲表示他至尊無上的權威和榮耀，將以前平民百姓亦可用於自稱的“聯”定爲皇帝自身的專用詞，並宣佈，今後凡重大制度之命稱爲“制”，通常之令稱爲“詔”。
李斯作爲秦代不可多得的政治謀略家，其歷史功業，莫過於他在分封制與郡縣制的爭辯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秦始皇剛剛統一六國，在強化中央集權機構之後，對於遼闊的國土如何治理，已是擺在秦王朝面前的中心議題。
以丞相王綰爲代表的一批大臣堅持這樣的意見：全國統一後，幅員廣闊，諸侯初滅，原來屬於燕、齊、楚的地區，距離都城太遠，不搞分封恐怕難以管制。主張承襲周制，分封諸子爲王。
王綰的主張實質上是沿襲西周“封親建戚”的理論，商鞅變法已將它消滅了。秦始皇一聽“請立諸子”，便對分封可能導致的結局憂慮起來。
廷尉李斯力排衆議。他堅拒反對，並舉例論證，周文王、周武王曾經大封子弟同姓，後來封國之間日漸疏遠，以致相互攻伐如同寇仇，結果周天子也難以禁止。如今天下統一，並已普遍設置郡縣。對皇帝諸子及功臣，只要讓他們坐食賦稅並加重賞賜就足夠了。這樣，天下無異心，纔是長治久安之本。如果重新分封諸侯，就會削弱皇帝的權力，使國家陷於四分五裂的局面。
秦始皇不愧爲“千古一帝”，他聽了李斯的建議，覺得很有道理，就毅然表示贊同，說道：“朕曾深思此事，長久以來，天下苦於兵戈，都是因爲列侯相互對抗。如今依靠祖宗之德，初定天下，若沿襲舊制，重新封王許國，這其實是在樹立兵患，要想再求得安寧、平息，豈不難哉!廷尉之意正合朕意，可照此實行!”當即命李斯負責規劃疆土，定明法制，以頒天下。
李斯遵照秦始皇的旨意，下令臣屬，繪製了大秦帝國疆域圖;依據山川走勢、地理方位把全國劃分爲36郡，直屬中央管轄，一郡下設數縣，從而設置了從地方到中央一體化的國家制度。與此相適應，他還在參考六國官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機構的設置方案。他這一套完善的區域劃分和機構設置方案令秦始皇讚歎不已，說道：“李廷尉不愧是辨古通今、學識淵博、學過帝王之術的人，所做諸事，樣樣都合朕意!”
李斯所制定的郡縣與分封制有明顯的差距之分。生產力、社會經濟的水平決定着國家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脫胎於奴隸制時期的封建社會初期，國家制度處在初級形態時，國家的顯著特徵表現爲王權與神權、政權與族權、君與父、貴與親的相結合。因此國王採用宗法分封制度，按血緣的親疏，將國土和百姓像自己的家產一樣分給子孫後代。分封初期，由於中央王權的強大和血緣關係的密切，還具有較強的維持力量。隨着親屬關係的逐代疏遠，各分封國漸漸劃地自治，擁縣自守、諸侯之間就不再是兄弟、親屬，而是相互功伐敵國，“相攻擊如仇讎”。而中央集權由於分封，已削弱了其實力，漸漸淪爲與諸侯等同的地位，從而失去對諸侯的控制權力和能力，因此，對諸侯的相殘，“天子不能禁止”。春秋以來的歷史就是實證。到戰國時，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國家制度也相應地變動，從這個意義上講，秦的統一六國，是歷史的必然。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就是順應歷史發展的主流，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李斯在這一點上能站在歷史發展的前沿，力駁分封，主張郡縣制，確屬遠見卓識。此項改革，對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深遠影響。
5.天下初定奉命立法定製
秦統一六國後，爲長遠地維護自己的統治，秦始皇開始專心探討治國安邦之道。他問李斯：“朕觀前代史籍，見數百年間，常常是戰亂迭起，兵戎相見，哪一朝的帝王權臣，都難免成爲百姓攻擊的目標;而每一次動亂中，一些豪門大富又總是爭權奪利，趁機崛起。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李斯進言道：“依臣看來，其主要原因是歷朝歷代或不能明法，或執法不嚴，所以使得豪強兼併，百姓造反，禍亂不息。陛下聖明，只要嚴執秦律，使天下人都做到令行行爲遵，哪個還敢作亂呢?!”這些想法得到秦始皇的贊同。李斯進一步輔佐始皇策劃、制定了一系列詔命和法令。
爲防止百姓反叛，令民間原有的和繳獲六國的大量武器全部上繳，不準私留。當時的兵器多爲銅質所鑄，地方的郡守縣令把從民間收繳上來的兵器都運到咸陽。始皇命人熔燬兵器，鑄成十二個大銅人，每個重達24萬斤，陳設在咸陽宮門外，用以象徵自己統一天下的豐功偉績。
爲防止豪富大戶聚衆造反，令各地12萬戶以上的豪門大戶迅速遷居國都咸陽(早在征服六國過程中，就曾把各國的富賈豪紳遷移到巴蜀)，這樣，既使他們遠離家園，失去原來植根於其中的土地，失去世代居住和統治所奠定的威望的基礎，又便於朝廷就近監督他們的言行，使其不能相互勾結、暴亂。
爲防止六國舊部死灰復燃、東山再起，令全國險要地方，凡城堡、關塞及原來六國構築的堤防等，統統毀滅，使欲反叛者無險可據，無塞可依，難於作亂。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李斯提出了統一全國文字的建議，秦始皇當即批准實行。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書同文”。這一措施的主要精神是以沿襲西周古文字的秦系文字爲基礎，對先秦各地域的異形文字、繁雜字體進行整頓，“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提出統一和簡約的規範文字，要求全國通用。這種統一的文字，史稱“小篆”，又叫“秦篆”。當時，由李斯撰書《倉頡篇》、趙高撰書《爰歷篇》、胡毋敬撰書《博學篇》三部字書，作爲識讀和書寫的範本。可惜這三部字書沒有流傳下來。
“書同文”是一場深刻的文字改革，具有偉大的歷史進步意義。它便於人們交流思想和社會交際，對全國政治經濟一體化、民族的凝聚以及古文明的承傳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進步性突出地表現在規範和簡化這一目標實施上。例如在秦統一文字前，“寶”字有194種寫法，“眉”字有104種，“福”和“壽”等也均有上百種形態，而小篆只用一種字形就代表了。
秦以前的貨幣，種類繁雜，各國貨幣的大小、重量、形狀都不相同，齊國、燕國流通的是刀形幣;魏國、韓國、趙國流通鏟形鎛幣;秦國流通的是圓錢，而趙國使用的則是郢愛和海貝狀蟻鼻錢……而且彼此之間計算單位也不一致。
秦始皇決定使用秦半兩錢。黃金以鎰爲單位，錢以半錢爲單位，舊幣一律廢除，龜貝、珠玉、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一律不作貨幣流通。
法規頒佈的同時，一種由國家統一鑄造的規格、重量、形狀一致的貨幣發放到全國各地。
鑄造權歸國家所有。但始皇考慮到秦國地域廣大，交通不便，允許郡縣地方政府按國家的標準設計進行鑄造，並印上鑄造地方的名字。國家定期檢查，一旦發現有不符合規格的立即廢除。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又頒佈詔書，以秦國的度量衡爲基礎，制定新的度量制度，並把這份詔書刻在官府製作的度量器上，發往全國各地。
詔書大意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完全兼併了天下諸侯，稱號“皇帝”，黎民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始皇命令丞相隗林、王綰把混亂不清的度量衡統一起來。爲了能夠使這份詔書在全國貫徹執行，秦始皇還制定了三項規定：
第一，定期巡迴檢查。下令鑄造大量各種量值的標準量器。與此同時，繼續推行度量衡定期檢查制度，規定“仲春三月，一度量，平權衡，齊鬥桶。”
第二，大作宣傳。使天下人都能知道並自覺使用這種新的計量體制。
第三，繩之以法。以法律來保證統一度量衡制度的準確使用，並對違犯規定者進行嚴厲處罰。秦始皇規定：“衡石不正，十六兩以上，貲官嗇夫一甲;不盈十六兩到八兩，貲一盾。甬不正，二升以上，貲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貲一盾。鬥不正，半升以上，貲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貲一盾。半石不正，八兩以上;鈞不正，四兩以上;斤不正，三銖以上。半鬥不正，少半升以上;參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十二分升一以上;黃金衡贏不正，半銖以上，貲各一盾。”
這些規定對不遵守度量衡制度的人作出了明確的處罰，從而保證了這項法規能夠在全國順利實施。
修馳道、定車軌也是李斯的一大貢獻。一次，少府卿給秦始皇造了一輛冷可防寒、熱可避暑、華麗堅實、精巧別緻的車子，衆臣圍車讚不絕口，說皇帝乘此車巡遊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等等。獨李斯一語驚人，他說：“這車子造得倒是精美，只是陛下不能乘坐它巡遊四方!”衆皆愕然，李斯慢慢說道：“臣剛仔細觀察過，這車兩輪間距是6尺，需要6尺車軌之路才能行駛。而如今天下道路都是原來各國所開，有寬有窄，很不一致，乘這車子怎麼能遠行呢?”秦始皇如夢方醒，遂頒發詔令，規定天下車軌一律爲6尺寬。接着又開始修築“馳道”，寬50步，修築高土石，每隔30丈植一青松，如有什麼地方發生變亂便於迅速調集兵馬。這樣的馳道有兩條：一條由咸陽向東直達燕、齊;另一條由咸陽往南直達吳、楚。後來又接着修了“直道”、“新道”、“五尺道”等等，分別從咸陽通往北方、西南和嶺南等廣大區域，使咸陽作爲全國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的核心地位更加鞏固。
6.焚書坑儒孰是孰非
分封制、郡縣制論爭後，秦始皇對李斯信任有加，並擢至右丞相，李斯遂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貴。
李斯功成名就，躊躇滿志，春風得意，在爬到了人生的頂點之後，他苦苦思索的只是如何保住高官厚祿。
他把秦始皇的內心看得非常透徹。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後，愈加好大喜功，窮奢極欲，大興土木，嚴刑重賦，以至民不聊生，國無寧日。作爲丞相，李斯心知杜明。但他爲什麼不直言極諫?因爲他這個政治謀略家，本質上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一旦國家利益有損於自身利益，那他會毫不猶豫地使前者服從後者。爲了永保富貴，李斯一心逢迎聖意。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置酒咸陽宮，大會羣臣。博士僕射周青臣當面頌揚說：“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而今賴陛下英明神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如此彬彬之盛，可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怡然而樂。周青臣的頌詞雖有奉迎之嫌，卻也道着一些真締，算不得屈意麪談。可是，身爲博士的齊人淳于越卻抗聲反駁說：“臣聞殷、周能稱王千餘歲，是因其分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倘有齊國田常、晉國六卿那樣的叛臣篡政，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如今青臣又面談以加重陛下之過，實非忠臣。”
淳于越的駁議，首先是選錯了歷史根據，殷、周國祚綿長，決非因爲分封子弟功臣。就整個人類歷史看，其發展速度表現出這樣的規律：越是在初級階段，越是前進遲滯——這是由於社會矛盾發展緩慢，因而矛盾轉化以及隨之而產生的社會飛躍也較和緩，使社會帶有極大的惰性，必然歷時久長。這與生物界的新陳代謝有類似之處。以周代而論，合東、西周共八百年，但名存實亡的時間過半，比先前的夏、商兩朝要短，而比以後的封建王朝享國長。淳于越的社會歷史觀念也是守舊的、錯誤的。他所指斥的皇帝有天下，“子弟爲匹夫”，正是社會的一大進步。至於“田常”、“六卿”篡國、奪位之憂，不是分封子弟就可以避免的，這兩例，恰恰是在分封時代產生的歷史現象。基於此，他得出的結論——“師古”無疑是錯誤的，必然導致頌古非今，走回頭路。
秦始皇再將淳于越之議下達朝廷，丞相李斯申論是古非今之不利於治，主張申是古非今之禁。
隨着政治上的統一，勢必要求思想、理論上的統一，歷朝歷代概莫能外。但是，即使是真理，一旦過了頭，便會成爲謬誤。李斯爲使輿論一律，所採取的措施難免於荒唐：1.除去秦國史籍和醫藥、卜筮、種樹等書外，將民間所藏的《詩》、《書》和諸子學說等，皆送交郡中焚燬;令下三十日不燒，黥面罰作築城苦役。2.有敢談論《詩》、《書》者處以棄市(殺之於市)重刑。3.以古非今者，舉族連坐。4.官吏知情不報者，與之同罪。5.凡欲求學者，以吏爲師，研習法令。
秦始皇准奏，如議實行。
越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一向慫恿秦始皇求長生不死藥的方士侯生、盧生等人，連年詐術破滅，便誹謗秦始皇一通，然後逃之夭夭。秦始皇大怒，命御史按問在咸陽的諸儒生“爲妖言以亂黔首”之狀。諸生轉相告發。於是將犯禁的四百六十餘名儒生坑殺於咸陽。
以上，就是歷史上聚訟紛紜的“焚書坑儒”事件。對此，讚揚者不乏其例，責罵者更大有人在。本來是一樁甚爲簡單的歷史舊案，卻牽動了古今人物，以致久無了斷。原因在於，讚揚或責罵者，往往與自己的政治境遇、政治需要聯繫在一起，用以借題發揮，指點時政。其實，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客觀地看待這一積案，就不難得出結論。其一，這一舉動的出發點在於實現思想統一，這是已經完成軍事、政治統一後必然要認真思考和解決的重大議題。倡導“師今”，主張向前看，反對“師古”、“頌古”、裹足不前，有着進步的社會意義，尤其對於鞏固剛剛締造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有積極作用。其二，一次坑殺四百六十餘名政治反對派，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長河中，僅僅投入一粒小石子，本不足驚奇，只應引起幾絲漣漪，而不足激起軒然大波。此前此後的統治者大多殘忍的屠戮功臣宿將和知識分子，規模往往大於此舉。其三，採取焚書坑儒的極端手段，來解決思想文化領域的矛盾，藉以達到愚民目的，實現文化專制和思想統制，是非常簡單、殘暴的，它毀滅了許多文化典籍，對後世造成惡劣影響，在當時的社會效果也很不好。後人詩云：“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即是總結了歷史對這一愚蠢舉動的嘲諷。
7.玩死亡陰謀只爲懷印歸鄉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他再次出巡，西還至沙丘(今河北廣宗西北)，病危。當時隨行官員僅有左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少子胡亥因特蒙偏愛，得以跟隨在身邊。長子扶蘇由於數諫忤旨，被北遣上郡，監大將蒙恬備匈奴。秦始皇在重病彌留之際，因甚忌諱一個“死”字，羣臣均不敢早日奏請安排後事。直至神志昏沉，他才命趙高代詔，賜公子扶蘇書，大意雲：將邊事悉交蒙恬，速赴咸陽料理喪葬。書未發出，秦始皇竟於這年七月悠然長逝。
開國帝王的暴死，往往引起舉國惶亂。何況秦始皇死在巡遊途中，生前又未及確立太子。李斯唯恐諸子爭位，天下生變，便祕不發喪，將屍體裝入可以調節冷熱的痃輬車中，沿途上食及百官奏事如舊，內置一親信宦官作替身，代爲應答。這算是憂心國事，匠心獨運。
這一來，卻給宦官趙高以可乘之機。趙高原系趙國王室疏族，兄弟數人，皆生而自隱其宮(割除生殖器)以求進身於秦王。他入秦宮二十餘年，因其強力，又精通法律訴訟，得任中車府令(主管皇帝乘輿)，兼行符璽詔令諸事。秦始皇對他十分信賴，使之輔佐少子胡亥，又得胡亥寵幸。一次，趙高有大罪，交由蒙鞫治。蒙氏本是秦國的名將世家，其祖蒙驁、父蒙武、兄蒙恬均屢建軍功。蒙氏兄弟又與始皇長子扶蘇關係甚密。蒙毅依法判處趙高死罪，削除其宦籍。秦始皇念趙高敏於事務，特赦其罪，復其官爵。從此，趙高心恨蒙氏，常欲尋機報復。
秦始皇即死，諸子和大臣面臨着一次權力的再分配。圍繞這一問題，形成了兩大對立營壘。一方以長子扶蘇、武將蒙恬、蒙毅爲代表;另一方以少子胡亥、宦官首領趙高爲代表。在雙方的爭奪中，丞相李斯舉足輕重，倚扶蘇則扶蘇勝，附胡亥則胡亥立。就在關鍵的時刻，李斯顧及身傢俬利，屈從了宦官趙高，與之一同謀劃了沙丘政變。
趙高首先去見胡亥。他裝出一副關心體貼的樣子，問道：“今皇上去世，只留下一封給長子扶蘇的詔書，而沒有留下分封諸子的詔令，扶蘇一到，就會立即登基爲帝，而公子您卻連一寸封地都沒有，那可如何是好呢?”
這話正中胡亥的心事。他停了半晌，只好回答道：“我聽說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親臨終不封諸子，爲子自應遵守，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趙高做了一個否定的手勢，說道：“公子錯了!如今天下大權，全在公子與高及丞相三人之手，須知人爲我制與我爲人制，大不相同，是爲君還是爲臣，請公子早自有謀。”
胡亥聽趙高之說，心中不由得一陣激動，暗想：“難道自己真的可以當皇帝?”但傳統的倫理觀念，又使他不敢妄爲。遂說道：“廢兄自立，是不義;不遵從父命而怕死，是不孝;才能淺薄，靠別人的扶植而取位，是無能。此三者都是不道德的事，即使由此取得了皇位，天下了也會不服，不但自身會遭受禍殃，國家也會滅亡，此事行不得!”
趙高嘿嘿一笑說道：“臣聞商湯和周武王殺掉了他們的君主夏桀和商紂，天下稱義，不爲不忠;衛君殺了自己的父親而自立，衛國人都稱頌他的功德。孔子曾把這事載入《春秋》，這不能算不孝;可見，凡是幹大事業的人，就不能拘小節。有大德行的人，是不計較小的責備之辭的。所以，顧小而失大，必有後害;狐疑不決，必有後悔。只有敢作敢爲，必能成功。願公子能夠聽從我的勸告。”
趙高的這一番話，說得胡亥連連點頭。嘆息道：“你說得不無道理。只是現在父皇還沒有發喪，喪禮也沒有舉辦，怎麼好去向丞相提及此事呢?”
趙高見胡亥已經認可，便接口說道：“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此事由臣去與丞相商量，不勞公子費心。”說罷，便急衝衝地去找李斯。
趙高知道，自己雖然是始皇帝的親信寵臣，但官位畢竟只是一個車府令。廢立國君的大事，是沒有資格過問的。此事沒有丞相的參考，不能成功。但如何說服李斯呢?他頗費了一番心計。趙高深知李斯是一個極爲重視權勢、利祿的人，遂決定就抓住他的這個弱點，進行威脅，利誘、軟硬兼施，拉他入夥就範。
趙高見到李斯，屏退左右，便單刀直入地問道：“請君侯，您知道皇上逝世前留給長子一封詔書，要他到咸陽會合參加喪禮，並立爲繼承人。但這詔書如今尚未發出，連同御璽都在胡亥那裏，此事沒有別人知道。現在，立誰爲太子，就在你我口中一句話，不知尊意如何?”
李斯雖然也在考慮秦始皇去世後，局勢將發生怎樣的變化，但對趙高這突出其來的問話卻感到極大的震驚。他不知道趙高到底是何用意，對這關係到身家性命的問題豈敢肆意妄說?於是，將臉一沉，厲聲正色地說道：“你怎講出這種亂政亡國的話來呢?這不是當臣子的人應該議論的事!”
趙高並沒有理會李斯的斥責，他只是冷冷一笑，把話鋒一轉，直捅李斯的疼處。問道：“君侯你自己衡量一下，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嗎?功勞比得上蒙恬嗎?深謀遠慮比得上蒙恬嗎?人心無怨比得上蒙恬嗎?和扶蘇的情誼之深比得上蒙恬嗎?”
李斯搖了搖頭說：“這五件確定都比不上蒙括，可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前三者看，即才能、功高、謀遠無失，李斯絕不在蒙恬之下。後兩者，李斯委實不及蒙恬：蒙恬爲長子的心腹故舊，特受信任;蒙恬在秦統一後的兩次重大內部政治鬥爭中，不像李斯那樣鋒芒畢露，自然未嘗結怨於天下人。而直接決定李斯安危榮辱的卻恰恰是後兩者。這就不能不勾起李斯的後顧之慮。
趙高道：“我趙高只不過是一個宦官僕役，幸而能夠粗知些刑獄文書，在秦宮中管事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中，從來沒有見到功臣和退位的丞相，有封地和爵位傳及到二世的，最終都是被誅殺而死。皇帝有二十多個兒子，您都是瞭解的。長子扶蘇剛強勇敢，對人信任，善於鼓勵士人，他即位一定任用蒙恬爲丞相，您恐怕終究不能帶着通侯的印綬，榮歸鄉里，這是顯而易見的。以我之見，不如立胡亥。我奉詔教胡亥刑法數年，從沒見過他有什麼過失。他仁慈厚道，輕錢財而重賢士，腦子很聰明。只是口頭不善於言辭。諸公子中，沒有哪個能比得上他的。實可擁立爲君。立胡亥爲君，於你我都是有利的，請您三思。”
趙高的話確實說到了李斯的心裏。但他對趙高的陰險狡詐，深有了解，仍不敢貿然行事。因而繼續裝作一本正經地說道：“請你不要再說了，我李斯遵奉皇帝的命令行事，順應上天的安排，還有什麼可考慮的呢?”
趙高已經瞧破了李斯的內心，於是又接着說道：“您可能自認爲現在的處境很平安，實際上已經是很危險了。您若同意我的意見，表面上看了很危險，其實很安全。一個人不能掌握自己命運安危的關鍵，怎麼能算得上是個聰明人呢?”
李斯佯作發怒道：“我李斯不過是上蔡的一名百姓，幸而受到先帝恩德，被任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爲官。先帝信任我，所以纔將國家的存亡安危交付給我，我不能對不起先帝。況且忠臣不避死，孝子不憚勞，李斯但求自盡職守罷了。請你不要再提這種事，免得我成爲先帝的罪人。”
趙高見李斯色厲內荏，便進一步用胡亥來威脅他。說道：“我聽說聖人辦事靈活應變，總是根據形勢的變化而定奪。對事物的發展，看到梢就知道根，看見去向就知道結果。事物都不是固定的，哪有一成不變的呢?現在，天下的大權和命運都掌握在胡亥的手裏。我已經服從了胡亥的旨意，可以得志，惟與君侯相好多年，不敢不以真情相告。須知以外製內就是行逆，以下制上就是反叛，君侯老成練達，應該知曉利害。君侯難道不知，秋霜降，草木凋，春水動，萬物生。此乃大勢所趨，有誰阻擋得住嗎?”趙高說罷，兇惡的目光直射李斯的眼睛，隱隱透出幾分殺機。李斯不得不服從。
趙高隨後僞詔命扶蘇和蒙恬自盡。當扶蘇依詔準備自盡時，蒙恬諫止扶蘇道：“今皇帝巡幸天下在外，未立太子。讓我率三十萬大軍守邊，以公子爲監軍，把天下這麼大的重任託付給你，不是皇上的親信怎能如此!如今僅憑一使到此，便去自殺，怎知其中無詐?請公子派人馳奔行在，再行請命，如果屬實，那時再死也不遲。”使者怕生變化，連連催促，速令自盡。扶蘇爲人忠厚，對蒙恬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父有命，我死便了，還去請示什麼!”說罷舉劍自刎。
人們或以爲扶蘇德行優於胡亥，設想他如能承繼皇位，秦朝不至於速亡。然觀其行事，剛而寡謀，仁而乏智，只不過是一個愚孝的典型，實不足成大事。秦王朝的繼承者只能在胡亥、扶蘇等數人之間圈定，政績均可想而知。這就是傳子制度的惡果。
蒙恬是歷事老臣，不肯匆匆就死。使者把他繫於陽周獄中，候處置。
胡亥、趙高、李斯得知扶蘇自殺，蒙恬被困的消息，見大事已成，歡欣鼓舞，日夜兼程，趕回咸陽。一到咸陽，立即發佈了始皇帝去世的消息，並宣告了始皇帝立胡亥爲太子的“詔書”。胡亥即位登基，稱爲二世皇帝。由趙高一手導演的沙丘之變的陰謀，終於得逞。
胡亥、趙高知蒙氏非心腹之臣，且手握重兵，必欲斬草除根而後安。他先戕殺蒙毅，隨後催逼蒙恬自殺。蒙恬自信“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背叛”，也自知有“孽臣逆亂”，卻顧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敢忘先主”，竟也吞藥而死。又是一個愚忠的楷模!
扶蘇愚孝，蒙恬愚忠，趙高奸佞機詐，胡亥肆意妄行，李斯原居有利地位，系可爲之人，卻貪利屈節。有此五個最爲核心的人物，秦王朝的可悲命運就不待贅言了。上督責之術步入窮途
秦二世胡亥乘始皇的偶然暴死，僥倖竊取了皇位，卻不能靠僥倖來支配歷史進程。他本是一個昏庸無能之輩，而暴戾卻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人物。登上帝位之後，面對紛至沓來的各種問題，他一籌莫展，手慌腳亂。爲鞏固自己的統治，他用高官厚祿收買籠絡一批地位低下、容易操縱的遺老遺少，同時用嚴刑苛法打擊、殘害難以駕馭的皇族和功臣名將。
據史書記載，在戮殺大臣蒙毅之後，又將十二公子誅殺於咸陽，再將十公主磔死於社縣。此外，他還繼續修築宮室，橫徵暴斂，把社會的各階級、階層統統推向自己的對立面，至此，秦王朝的土崩瓦解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對於上述暴行，李斯或退讓默許，或隨聲附和，或公然贊助，完全喪失了一位政治謀略家應有的雄略。以致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揭竿起義，關東豪傑並起，李斯才從京華春夢中驚醒，他企圖上諫胡亥改弦更張，可是時過境遷。想當初，沙丘政變，胡亥少不更事，趙高官小身微，二人羽翼未豐，倘若李斯拋卻私慾，運用謀略，定能把這次政變消滅在萌芽狀態。到如今，始皇積弊未除，二世早已不可救藥，趙高亦已羽毛豐滿，因此，李斯的一切作爲恐怕難有回天之力。
然而，當此之時，李斯尚未到山窮水盡之時。退一步，可效仿叔孫通，棄官而逃另謀高就;進一步，可憑藉他在朝廷中的聲威，聯結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等同謀，扯出反奸黨趙高的旗幟，也是會有所作爲的。可悲的是，李斯貪念爵位，利令智昏;只是屈意逢迎，最終爲虎作倀，助紂爲虐。
有一天，胡亥突然問他：“我想不受任何控制，又要永遠統治天下，你有什麼辦法嗎?”爲討胡亥的信任、歡心，李斯挖空心思向胡亥炮製了臭名昭著的“督責之術”。
李斯在上書中說：“賢王若能行督責之術，羣臣不敢不全心全意爲君王效死力。不能行督責之術的君王，如堯、舜等一生比百姓辛苦，簡直如行屍走肉。
所謂“督責之術”，實際上是嚴刑酷法和獨斷專橫的代名詞，即對臣下百姓實行“輕罪重罰”，使之不取輕舉妄動;君主要駕馭羣臣，不受臣下的非議……李斯認爲，只有這樣的君主才能隨心所欲，爲所欲爲，永遠統治天下。
獨斷專行的胡亥採納了他的督責之術，舉國上下刑者相伴於道，死者日積於市，弄得天下雞犬不寧，百姓怨聲載道。
聰明半世，糊塗一時的李斯，企圖想利用對二世胡亥的阿諛取榮，對宦官趙高步步退讓來保全自己。他萬萬沒有想到，在他拋出害國禍民的“督責之術”的同時，也把他自己槁木死灰般的軀體拋向了暗無天日的人生末路。
8.起亦秦都落亦秦都
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秦王朝已到了土崩瓦解的時候，隨着外部鬥爭愈演愈烈，最高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也越發不可調和。
郎中令趙高，身居要職，把持着朝政大權，常因大臣不聽從自己，擅殺無辜。他唯恐大臣入朝奏事。揭他老底，便生一計，使大臣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伸。他對二世說：“陛下年輕，又初即位，未必盡通諸聲，不宜在朝廷上與公卿議決朝政之事。”勸他深居簡出，使臣下聞其聲，而不見其面。於是，胡亥深居禁中，每日懷抱姬妾，在歌舞聲中打發時光。朝中政事，由趙高一人專斷。
趙高恃寵專權，唯覺丞相李斯阻礙自己，遂起謀害之心。遙想當年，李斯處心積慮除掉了絆腳石韓非，沒想到有朝一日反成他人的俎上之肉，此可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天道循環，因果報應。
爲了置李斯於死地，趙高苦心積慮，設下“請君入甕”的圈套。他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架勢誘使李斯：“關東羣盜作亂，二世卻急於徵發役夫擴建阿房宮，還積聚狗馬等無用之物。我想勸阻，無奈人微言輕，起不到應有的作用。這倒是您應當做的事，你爲何不勸阻呢?”李斯無可奈何地嘆道，二世不坐朝廷，常在深宮，沒有上奏的機會。趙高見李斯已經動心，便說：“只要二世有時間，我就通知您上奏。”
此後，每當二世與宮女縱情嬉戲時，趙高就派人通知李斯：“皇帝剛得閒，可奏事。”
李斯絲毫不知，接二連三叩宮求見，每每不是時候，惹得胡亥大怒：“平時我多有空閒，不見丞相上奏，偏偏在我歡娛時，卻來請事，豈不是見我年幼可欺，故意破壞我的隱私嗎?!”趙高趁機添油加醋，進行離間：“這可太危險了!沙丘之謀，丞相自覺功勞蓋世，現在陛下做了皇帝，他的所作所爲就是要裂十受封以爲王啊!”趙高又說李斯的長子李由爲三川郡守，有謀叛行爲。胡亥信以爲真，遂派人立案調查三川郡守勾結楚盜的情況。
李斯遭到趙高的暗算，忍無可忍，立即上書二世，揭露趙高居心叵測，請胡亥儘早剷除，但此時胡亥、趙高正狼狽爲奸，沆瀣一氣，胡不僅不懷疑趙高，反而爲其辯解說：“朕年少之時，就已失去先人，於朝政毫不知情，不懂得如何治國，您又年老，朕不依靠趙君又靠誰呢?”李斯欲借胡亥剷除趙高，無異於與虎謀皮。
趙高見二世對自己寵信有加，便對二世哭訴道：“丞相所恨，唯獨趙高。我一死，他就可以爲所欲爲，殺君謀反了!”趙高一席話，猶如火上澆油，二世下令把李斯及其宗室賓客統統逮捕入獄，交由趙高審訊處理。李斯一套上枷鎖，就仰天長嘆：“昏君無道，不足與謀!二世的暴政已經超過了夏桀、殷紂和夫差。現在楚盜已有半壁江山，二世尚執迷不悟，仍以趙高爲輔足，咸陽遲早要被夷爲麋鹿出沒的荒澤野藪啊!”
且說李斯被捕時，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亦受牽連。二馮堅持士大夫氣節，“將相不辱”，遂自殺身亡，死得倒是壯烈。而李斯貪生怕死，自認爲對二世忠心不貳，又自負辯才，幻想二世能赦其出獄重享榮華富貴。但趙高心狠手辣，嚴刑拷打，不肯罷休。李斯不勝痛楚，無計可施，遂在獄中上書二世。
趙高見到奏章，隨手扔掉，說：“囚犯安得上書!”馬上叫獄吏燒燬，然後分派門客十餘批，假扮御史、謁者、侍中，輪番審訊。如此反覆，李斯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奄奄欲斃。最後，只得違心“招罪”，李斯招罪後，二世派人複查。面對審訊，李斯如驚弓之鳥，怕再受皮肉之苦，遂自誣反叛。供詞呈至二世，二世大喜說：“如果沒有趙君，差點被李斯出賣了!”
當是之時，三川郡守李由已被項梁率領的楚軍所殺，死無對證。趙高就愈加肆無忌憚地製造李斯父子謀反的罪狀。二世下詔，把李斯“具五刑”、“夷三族”，腰斬咸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