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黃河一直被視爲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尤其是長江，它已經不僅僅是作爲一條解決飲水問題的河流了，長江的意義涉及到軍事、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對整個社會產生着舉足輕重的影響，能夠左右國家的興衰存亡。
清朝時，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尚不十分豐富，他們甚至還不知道長江的源頭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與長江間有什麼淵源。
事實上，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大多數人還錯誤地以爲，長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內的那曲，而在1856年的時候，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大清朝”人或“天國”人，都普遍把岷江當作長江的正源，所謂“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在那個年代，是默認爲一位四川人對一位江蘇人的遙遙思念的。
儘管如此，任何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人，都不可能將這條中國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對於遠在北京的清廷和咸豐皇帝而言，長江流域關乎國家財政的穩定，甚至國家的運數。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關中、河南，成爲中央政府的主要財政和糧食來源，曾擔任要職的著名文學家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90%)”，語雖誇張，卻凸顯了江南對全國經濟的重要意義。唐德宗李適貞元年間，由於藩鎮割據，坐困關中的唐朝君臣無時無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餉缺糧的禁軍再度譁變，當大批江南漕米沿着運河-黃河水道運抵陝州的消息傳出，一向沉穩的李適竟狂喜失態，抱住太子的頭高呼“吾父子得生”。當時因爲江南的米糧、財賦無法運進長安，皇宮裏居然連酒都找不到(釀酒需用的米也來自江南)。有記載稱，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間，全國每年租賦收入約爲1200萬緡，其中來自江南的竟佔逾50%。
宋室南渡和北方連年戰亂，令長江流域在全國財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給，仰賴東南半壁”的格局。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武狀元、江蘇吳縣人於國柱在康熙廿二年(公元1683年)爲《江南通志》作序，稱“國家……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爲重地……國之大計，以財用爲根本，而江南田賦之供，當天下十之三，漕糈當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鹽莢，關河之徵榷，是以一省當九州之半未已也”。
由於清朝以少數民族而入主中原，爲恐漢人造反，不得不在京師屯駐大軍，僅八旗京營總兵力就達133838人(魏源，《聖武記》)，加上綠營巡捕五營一萬人，京城常備兵總數近十五萬，連同官員、差役、商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消費羣體。
不僅如此，除東三省外，清朝駐防全國各地的八旗官兵，按定製都算“出差”性質，其家屬則領取圈佔的“旗地”，加上駐京八旗官兵、官員家屬，人數已逾數百萬口，這些人同樣是清朝的“國家根本”，需要官方耗費錢糧豢養。
上述龐大開支，絕大多數仰賴長江沿線的供應，因此清朝對長江一直投入極大關注。八旗是清朝最倚重的“自己人”，採用集中駐防、居中馭外的佈防形式，京師以外，僅扼守最重要的據點，而這些據點又以長江或連接長江與京師的運河沿線最爲密集。
據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欽定中樞政考》記載，當年除京畿、東北以外，全國駐防八旗總兵力爲127443人，其中沿江佈防的有成都(設將軍，2376人)、荊州(設將軍，6460人)、江寧(即南京，設將軍，4546人)、京口(即鎮江，設副都統，1644人)，沿運河佈防的有乍浦(設副都統，1650人)、青州(設副都統，1880人)、德州(設城守尉，550人)，總數達19106人，佔了近10%。
考慮到長江、運河沿線幾乎都是治安良好、社會穩定的內地，如此高的八旗兵部署密度，足見清廷對長江財賦的重視。
八旗以外的行政體系，對長江的重視程度更異乎尋常。
沿江自西向東，有三總督(四川總督駐成都，湖廣總督駐武昌，兩江總督駐江寧。當時清朝統轄地方行政的總督總共只有八位)、三巡撫(湖北巡撫駐武昌，安徽巡撫駐安慶，江蘇巡撫駐蘇州。其中江蘇巡撫還特轄江寧、蘇州兩位布政使，其餘各省都只有一位);
而全部三位河道總督(南河總督駐江蘇淮安清江浦、東河總督駐山東濟寧，北河總督由直隸總督兼)和一位漕運總督(駐江蘇淮安)，也全部分佈在運河一線，其主要職責，實際上就是維繫長江-京師生命線的穩定與暢通。
可想而知，長江對大清的重要性非同一般，直接影響國家的存亡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