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小編給大家帶來商鞅變法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接着往下看吧。
戰國時期，我國政治社會結構處於巨大的變化之中。在這個時期，很多諸侯國都進行了變法，比如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吳起變法、齊國鄒忌變法、趙國胡服騎射變法等，雖然這些國家的變法分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終卻沒能達到富國強兵、統一中國的目標。
與這些國家相比，商鞅變法使得秦國迅速強大起來，也讓秦國最終得以建立了統一的王朝，深刻影響了此後中國數千年的發展。那麼，同樣是變法改革，爲何商鞅變法可以迅速地產生效果並切實推動了秦國的發展?
審時度勢、順勢而爲
審時度勢、順勢而爲，才能成就一番爲業，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歷史進程和轉折時期。只有清楚地分析時勢，才能更好地借力而爲。商鞅變法能夠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準確地把握了時代脈搏。
首先，這個時代脈搏的表現就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化。在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鐵器廣泛使用，社會生產力大大提升。隨之帶來的就是奴隸制度的瓦解。此時的奴隸主，除了開墾私田，也開始霸佔公田，他們就變成了封建地主，這樣一來也就產生了圍繞土地建立起來的依附關係。因此，商鞅看到了這樣的生產力發展趨勢，在變法中廢除了奴隸主國家土地所有制的井田制。
此外，分析外部環境的同時也需要立足實際。商鞅看到其他國家在變法中，對生產建設的重視，也把這一點與秦國本身的條件相結合。雖然秦國的農業發展長期比較落後，但是商鞅意識到秦國是可以發展農業的，因此他不但在改革中積極推行重農政策，還大量鼓勵無地農民來發展農業，這樣也爲秦國奠定了經濟發展基礎。
客觀分析人性，理性引導
人性在變法中是個繞不過去的問題，不過在以儒家思想佔主導的時期，經常會陷入過於強調道德，而忽視了人性“惡”的一面，從而導致權力出現不受約束的問題。商鞅在變法的過程中，則能夠正確對待人性問題。
商鞅則認爲人是有逐利的本能的。因此，他在變法中設立了一套激勵制度，更好地引導人們的逐利，通過獎勵機制來鼓勵人們生產。同時，也設立了一套懲罰機制，來防止對法律的褻瀆。商鞅推行的新政考慮了賞罰的依據。他主張根據民情之好惡，可採取賞罰措施而驅使其所爲。同時賞要厚，刑需重。賞罰不能根據統治者個人的喜好來進行，而是根據具體的功過來確定。
以法治爲保障，依法執行
商鞅非常提倡“法治”，在變法中他也提出“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商鞅清晰地認識到，法治的重要性就在於其客觀性。而且，商鞅爲了更夠讓變法更加取信於民，也充分地發揮了法治的作用。相比於同時期的很多變法，之所沒有能夠成功，大多是忽略了只一點的。
爲此，商鞅的轅門立木，他取信於民的同時也再一次強化了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無從變法”的思想。商鞅變法的成功，是以法治作爲保障的。毛澤東主席曾經評論商鞅變法時說過，“商鞅之法，良法也。”商鞅變法的一個可貴之處，就在於他也認識到了要將法治與勢結合，這樣才能更好地保障法的實施。
借力打力，獲得政治支持
在商鞅同時期，其他許多國家也有變法，但是由於沒有獲得通知階級支持最終變法失敗的不在少數。比如楚國吳起的變法，由於楚悼王很早去世，變法也沒能推行。反觀商鞅變法，其成功也不得不提到秦國國君秦孝公。
秦孝公即位時，秦國的所處的外部環境很不好，許多中原國家還把秦國當作蠻夷之地，甚至中國諸侯國的會盟儀式都不帶秦國參加。就在這樣一個不受待見環境中，秦孝公非常可以讓秦國強大起來。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沒有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商鞅的變法也是不能夠順利推行的。就像後來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對商鞅的評價提到的商鞅變法成功確實離不開秦孝公。
雖然說，商鞅的變法也有一定的侷限性，而且商鞅本人在秦孝公死後被殺，下場比較慘。但不可否認，商鞅變法本身是成功的，他爲秦國帶來了富國強兵之策，而且商鞅雖死，秦法未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