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和商鞅變法都是中國歷史上有深遠影響的變革運動，兩者有很多相似處：
改革背景都是國家面臨嚴重困境，改革手段都是加強中央集權、調整土地賦稅制度，改革目的都是富國強兵，挽救國家命運。
甚至改革的核心人物張居正和商鞅也很類似，兩人都是曠世大才，聰明絕頂、雷厲風行而不合於俗，並且兩人最終下場都是悲劇，商鞅被車裂而死，張居正死後被挫骨揚灰。
然而，二者結果卻是截然不同，商鞅死後，商鞅變法的成果不僅沒有被廢除、反而得到鞏固深化，秦國自秦孝公至秦始皇長達一百五十年裏始終遵循商鞅定下的法制，秦國由弱變強並最終統一六國。而張居正病逝後其改革措施盡數被廢，十年改革成果盡毀，大明王朝最終難以自振、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
爲什麼商鞅變法成功了，張居正改革最終卻失敗了?或許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兩者所處歷史時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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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變法在封建社會剛剛興起時期，地主階級是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者和受益者，而張居正改革處在封建社會後期，社會結構趨於穩固、地主階層是既得利益階層，由於中國遲遲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經濟，地主階層看不到新興生產方式的好處，對變革自然缺乏動力。
以最關鍵的土地分配爲例，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廢除奴隸制度等可以使地主階層更方便使用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從而增加自身利益，而張居正改革丈量田畝、官紳一體納糧使官僚貴族失去部分原來享受的特權，自然遭到他們的阻撓。
從社會風氣和人的思維來說，戰國時期各國變法層出不窮，變法者生守舊者亡成爲時人共識，而張居正時代社會階層固化，絕大多數精英缺乏變革的動力和需求，同時遵循傳統、恪守祖制已成爲不容許挑戰的政治原則，強悍如張居正者也只能小心翼翼、在儘量和稀泥的情況下開展改革。
第二個原因是兩者所處環境不同。
電視劇大秦帝國秦國君臣在國恥石前盟誓變法強國
商鞅變法之前的秦國窮困疲弱，一直爲中原霸主魏國欺負，連河西之地都被魏國佔據，在弱肉強食、戰火連年的戰國時代，秦國再不變法圖強只會走向滅亡，秦國朝野對於變法圖強的願望強烈。
而張居正時期，大明王朝儘管國力衰退、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卻仍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北邊與蒙古實現開邊互市、持續兩百年的戰爭結束，東南沿海則肅清了幾十年的倭寇之患，國家一時陷入了表面上的盛世幻象，朝野上下對改革認識不足、缺乏進行深徹變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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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也是可能最爲關鍵的差別是改革造就的利益羣體不同。
所謂天下熙熙皆爲利來，改革說到底就是動一部分人的奶酪而肥了另一部分人。商鞅變法最爲核心的措施軍功受爵、廢井田開阡陌，這兩條從根本上瓦解了舊貴族的經濟利益和權力基礎，平民甚至奴隸獲得人身自由、土地以及向上流社會晉升的機會，只要認真務農、完糧納稅或者參軍入伍、殺敵立功都可以獲得爵位，而貴族子弟如果沒有功勞則不能獲得爵位。二十年變法下來，無數的秦國老百姓不僅得以豐衣足食，在政治上也有了向上流動的機會，秦國名將如白起、王翦皆出自士卒行伍，這在當時的六國是難以想象的。
在戰國時代，一個國家內部有如此龐大的新興利益階層，是不會因爲一個改革主導者的倒下就消失的，秦惠文王敢車裂商鞅卻不敢廢除商鞅之法大抵因爲這個緣故。
再看張居正改革，其核心措施在於丈量全國田畝、官紳一體納稅、一條鞭法，也就是以前不用納稅的皇親國戚、官僚階層、有功名的讀書人現在也要和平民一樣完糧納稅了。
這條措施的後果是原來入不敷出、難以維持的朝廷財政立刻好轉、太倉錢糧夠用十年，但是廣大深受壓迫的農民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該繳納多少還是多少，而原有既得利益階層卻是對此恨得咬牙切齒，原本部分對張居正持支持態度的人也轉而投向反對者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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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張居正改革唯一的受益者是朝廷或者說是國家這個虛幻的主體，除此之外從上到下的其他人都是受害者，皇帝被壓迫的沒有皇權威嚴，勳貴官僚直接被釜底抽薪，老百姓要遭受變革的折騰，所以張居正一死，這種反撲的浪潮如此之大，僅靠幾個心懷理想的改革派官僚自然難以抗衡。
張居正死後遭到抄家、清算
因此，從改革博弈角度看，商鞅變法造就了以新興農民和軍功士卒爲代表的新興利益階層，並且這個階層在經濟資源和權力方面的實力已足以碾壓守舊階層。而張居正改革除了爲數極少的改革派官僚，並沒有促生新的改革受益階層，維護改革成果的力量太過薄弱，經不起守舊勢力反撲。
歷史不能假設，秦國靠商鞅變法強大起來、最終完成統一大業，大明王朝對給自己做手術的張居正進行了挫骨揚灰的羞辱、也斷送了自己的命運。然而，不論如何，商鞅和張居正作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家、政治家，永遠值得後人尊敬和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