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秦朝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公元前221年，秦國滅最後一個諸侯國齊，實現大一統。也奠定了中華版圖的雛形。
始皇帝嬴政建立中央政權後，他在位連頭帶尾有13年，實現了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統一馳道尺寸標準，完成郡縣制和戶籍土地等高效的帝國管理制度。外擊匈奴，修築長城;南征百越，穩定了南部邊境;修築靈渠，溝通了長江和珠江水系。這些，都爲中國今後的版圖、文化、社會、經濟等奠定了基礎，說秦朝和始皇帝爲中華民族立下不世之功是毫不誇張的。
對於嬴政個人來說，修建阿房宮、修建驪山陵墓，還有他封禪泰山、五次巡遊的這些極其勞財傷命的龐大工程，同樣帶給了他極大的滿足和成就感。
秦始皇無疑是千古一帝，就算他的那些暴政，如果放進歷史的長河裏來看，大多數也都有着非凡的意義。但是，秦朝立國首尾相加也僅僅15年，就滅亡了。史家將秦朝的滅亡歸咎於暴政，這樣說是直觀的，秦的嚴苛峻法和對百姓不斷地盤剝加上愈來愈不堪其重的勞役，使得秦末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年輕的秦王朝走向快速滅亡。
這是顯而易見的現象，它的背後有更深刻的文化原因，和從哲學出發有規律而循的邏輯。今天，我們從文化和思想的角度來探究秦王朝覆滅的根本原因。
秦國地處函谷關之外，是偏僻的域外之地，這裏貧瘠，民風也不開化，春秋時期，甚至有“儒不入秦”的俗語。儒爲什麼不入秦呢?是因爲看不起秦，是在說這片土地上是最沒有繼承周朝禮樂的文化蠻荒之地。
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始，打破了條條框框，以壯大國家軍事和農業實力爲第一位，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作爲政治指導，秦國得以在較短的時間裏軍事和農業一枝獨秀。成爲名存實亡周王朝版圖上最有威脅力的力量。四代秦王的勵精圖治，爲嬴政打好了施展大志的基礎，他先用呂不韋鞏固秦國內部的政治統治，後用李斯設計一統天下的路線圖。這期間的一百多年裏，商鞅治國理念爲本，是秦國圖強和能夠以武力統一的重要基礎。
春秋戰國客觀現實是諸侯羣雄並起，大國吞併小國，強國吞併弱國，生存第一。謀求發展和壯大，是所有諸侯國追求的真理。周朝的禮樂人人都知道好，但也成了最沒有用的東西。
一個思想家頻出，百家爭鳴的時期。在這樣的亂世，卻是中國思想和哲學發展的頂峯。
從思想形成來看，老子是最早的，然後是比他小29歲的孔子，隨後是墨家，法家。
老子主張道法自然，主張無爲而治。他說萬事萬物都有其運行的規律，極而生變正所謂否極泰來。人力的作用有，但是極小。就像我們今天所說的，歷史的車輪無法阻擋，所有的人力行爲無異於螳臂擋車。
和老子相比，孔子的儒家哲學主張人的作用，人形成組織，再形成國家和天下。所有人的行爲是可以教化和改變的。孔子說“有教無類”，教育可以讓人們知禮，可以教化人心爲德心，從而使得人具有仁愛之心。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張就是“仁愛”。
孔子嚮往周公時代的社會禮樂之風，他開杏壇，周遊列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銷售他的“仁愛”，可惜，孔子的願望大部分都落空了，沒有人真正重視他的治國理念，不是不好，而是這麼做需要的時間太過漫長了，所有的國君都是急需馬上使國家強大的辦法，儒很好，但太不切合實際了。
墨子比孔子略晚了一些，墨子原本是從儒學，但是他逐漸發現儒學將一切寄託於人的道德，這是軟弱的，也是巨大的缺陷，他轉而攻擊儒家，發展出了自己的主張，墨子學說的核心是“兼愛、非攻、尚賢、天志、尚同、節用、節葬、非樂”等。
墨子認爲每個國家甚至是每個時期，具體情況是不同的，所以，針對不同的情況，要採取與之相對應的措施，要有針對性，才能解決想要解決的問題，頗有些今天具體事務具體分析的科學辯證的意味。比如他說：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就沒有強凌弱、貴傲賤、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象了。這也很像今天所說的“互利共贏，尋求最大公約數”的意思。很顯然，墨子的思想相比儒學，在那個時代，更加具象和現實，也更能爲一些國家採用。
荀子是戰國後期的又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認爲儒家的禮樂纔是治理一個國家的根本，同時他也認爲，僅僅依靠禮樂也是有問題的，應該將刑法作爲有益的補充，來約束禮樂的不足，刑法的使用以國家強制力爲後盾，但不可本末倒置，將法置於禮之上。因爲禮是本，法只能作爲一個禮能得到貫徹施行的工具。
對荀子的這一主張不置可否的，是他最器重的學生李斯，李斯說，老師您講的聽起來有道理，卻不符合現實，您看強大的秦國，秦國的強大根本不靠禮樂，他們靠的是嚴明的法度和行之有效的政策，實用纔是真理，現在六國都懼怕秦國，要說治國的典範，當然是秦國。
荀子嚴厲地批評他的學生，說你看問題太過表面化了，看問題要看其本質。秦國的強大是以天下人爲敵作爲代價的，它不施人道，終是強弩之末。即便是以強暴取得，終也將失去，因爲沒有人是發自內心地願意臣服他。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荀子的正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更加證明了荀子的深刻。對於李斯來說，他在這一點上沒有領會到老師思想的真義，對於秦王朝的建立、統治，包括它的滅亡，都將聯繫和影響着歷史的變局。
秦國的崛起和實現大一統，其的執政思想主導是實卻缺乏人情的法家，統一之後，秦王朝並沒有修正治國方略。經過了幾百年的戰國時代，社會長期的不穩定，百姓連年受戰爭的牽累，並不富裕，整個天下都是疲憊的。沒有戰爭了，正該發展生產力，讓老百姓休養生息，這個時候的秦王朝卻背其道而行之，對天下實行的是更加嚴苛的刑法和更加繁重的勞役和賦役。始皇帝要實現千古一帝的理想，他築長城、修陵墓、蓋宮室、興水利、建馳道，這裏面任一項工程動輒徵用民工幾十百萬人，稍微有一點不符合律法要求，就以嚴酷的刑法治罪。人民苦不堪言，生計難以爲繼。
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記錄了陳勝的一句話：“天下苦秦久矣。”這也是陳勝吳廣起義最樸素的始發力。
班固《漢書》評價始皇帝：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賈誼在《治安策》中，將秦二世而亡，用五個字就做了精闢的總結：秦無道之暴。
所以，“道”的錯誤是導致秦滅亡的根本原因。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並不以個人的意志而改變。但也不可否認，關鍵歷史時期的關鍵人物對於歷史會產生巨大的影響。秦滅亡的主要責任人是嬴政，能影響嬴政繼而影響秦帝國國策的，李斯是第一人。
李斯當年和他的老師荀子爭論，李斯認爲秦國的治國方略堪稱榜樣，荀子就說他看問題沒有看到本質。李斯的確沒有能學到老師荀子思想的精髓，或者說他沒有深刻地理解儒家在國家治理方面的內核。以武力取得天下，就必須在思想上調整治理的方向了。剛剛從戰爭走向和平時期，統治階級應該與民休養，努力進行禮儀德化等精神層面的建設，先讓整個社會從連年的戰爭創傷中逐漸恢復起來。這正是儒家仁愛、禮樂的主張。人們得以安居樂業，統治者才能連綿不絕，嬴政代代相傳家天下的願望也才能實現。
顯然李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原本他算是儒家弟子，卻沒有學到儒家的要義，想來也是歷史的遺憾。司馬遷對於李斯的評價是中肯的，他遺憾地說：
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諍，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當年判斷秦國有統一天下的實力和野心，他想幹一番大事業而投奔了秦，他的這個選擇是正確的。可是李斯的出發點是爲了成就自己，而不是向他的老師荀子那樣心懷天下，因此，當他面臨趙高和胡亥的拉攏和威脅時，他第一考慮的不是正義和大道，他首先考慮的是保住自己和家族的高官厚祿，才昧着良心成了二人的幫兇。也正是自己的利益得失排第一，沒有以天下爲己任，他纔沒能潛心深入儒家要義。
作爲一個儒家弟子，李斯一輩子行的都是法家爲主線的現實主義之路。李斯的這些缺陷和問題，司馬遷看得很透徹，他說，如果李斯沒有這些問題，那麼他的功績可以比肩周公和召公了。
如果李斯當年真的聽懂了老師荀子的話，恐怕歷史就要改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