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清朝的農民起義，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相關的歷史事蹟。
清帝以“永不加賦”爲世代相承的祖訓，自清季以迄於今，論者褒貶不一。
晚清黃遵憲稱“上稽百世以上，旁考四海以外，未有如我大清之輕賦者”;而章太炎卻專文論說：“不加賦難”，並在《討滿洲檄》中直斥“永不加賦乃外竊仁聲，內爲饕餮”;近人孟森以爲“終清一代，以永不加賦爲大訓，非高呼愛民，圖一時宣傳之用者比矣”;而劉蘭青竟言：“清統治者有高喊永不加賦，正是其加賦有愧心理的外露，常規收入均有定額則是造成人們錯覺的假象”。
錢穆先生直接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批判道：清有所謂地丁攤糧的辦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稅。這是他們自己誇許所謂仁政的。實際上，這一規定並算不得是仁政。地丁合一後，實際上賦稅是增加的。
看來，人們對清朝的永不加賦不僅評價高下懸殊，而且論點爭鋒相對。爭議的焦點即有清一朝是加賦還是“永不加賦”?下面我們來做一番歷史考察。
剛剛入關的滿清，面臨着諸多嚴峻的問題：各地依舊殘留着前朝軍隊、李自成餘部、張獻忠餘部、南明朝廷，這些都是能對大清朝形成威脅的隱患。
更爲嚴重的是，清軍南下等戰役中，大肆屠戮百姓、燒殺劫掠，又實行野蠻的“跑馬圈地”和“逃人法”，極大損害了廣大百姓的根本利益，激起了他們的強烈反感和怨恨。滿清的馬刀和弓箭，只能勉強維持統治。只要一有機會，各地反抗力量和不滿情緒就會如火山一樣噴發。
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亂”，就清晰地證實了這一點。清朝入關已將近三十年，吳三桂打出“反清復明”旗號，登高一呼，應者雲集，江南數省聞風響應，頃刻之間江山易手;各地紛紛舉起起義大旗，民心向背的巨大力量讓清朝統治者感到一陣刺骨寒意。
儘管三藩之亂並沒有反清復明成功，三藩勢力也被鎮壓。但是這次事件卻給了清政府一個沉重的教訓，那就是“得民心者纔可得天下”。
爲了儘快博得天下百姓的好感與信任，清政府必須拿出足夠的誠意。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打出了一張王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所謂“永不加賦”，就是無論以後人口數怎麼發展，每年的人丁稅徵稅額度，都以康熙五十一年的賦稅數爲準。
賦稅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重要來源，是國家維持運轉的重要保障，也是平衡國家與庶民利益的關鍵槓桿。歷朝歷代也經常會有減輕農民賦稅的各種措施，但都是臨時性的短期行爲。康熙這一次的舉動堪稱大手筆，決心之大幅度之猛，空前絕後。乍一看確實是在減輕農民負擔，老百姓應該感恩戴德才對。
然而從百姓們的實際反應來看，這一重大舉動卻並沒有得到老百姓的認可。康熙制定的這條政策雖成爲清朝祖制，後面的皇帝也堅持實行了二百年，但效果卻令人大失所望。
從乾隆時期開始，清朝就進入農民起義高發期;各地起義此起彼伏、連綿不斷，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均登峯造極，爲歷代王朝之最。
我列舉5次比較著名的農民起義，這些起義都是波及數省乃至十餘省的大起義。
苗民起義：
從雍正時期一直到嘉慶年間，黔、湘地區的苗族人民發動的一系列反清起義。持續數十年，波及四川、湖南和貴州三省。其中大起義三次，小暴動約二三十次，是清中葉影響較大的事件。徵苗紀事詩、筆記小說、苗族民間故事及起義民歌等共同構成了對此事件不同的文學敘述與戰爭記憶。從不同民族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統治者看待這場起義是“平苗逆”的一場戰役,而從苗民的視角來看是“復故土”與“求生存”的起義(追求自由平等有錯嗎?)。
川楚白蓮教起義：
白蓮教起義爆發於嘉慶元年(1796年)，波及川、楚、陝、豫、甘等省，歷時九載，是清代中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這次大規模戰亂耗費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數十萬軍隊，並導致十餘名提督、總兵等高級武官及副將以下400餘名中級武官陣亡。據統計，清朝前後投入超過兩億兩白銀，相當國庫五年財政收入，使國庫爲之一空。“川楚之役，則諸將會飲，雖深箐荒麓間，蟹魚珍錯輒三四十品，而賞伶犒僕之費不與焉。凡糧臺地，玉器裘錦成市，饋獻、賂遺、賭博，揮霍如泥沙”。八旗、綠營等清朝正規軍之腐朽在起義中暴露無遺，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團練鎮壓起義。
天理教起義(“癸酉之變”)：
嘉慶十八年(1813年)，林清領導的天理教以“奉天開道”爲旗幟，於九月份發動起義。200名天理會教徒於京城發動兵變，攻入紫禁城東華門、西華門，直搗清廷皇宮重地(午門守將策凌，身先士卒地帶隊逃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爲響應林清的京城起義，直、魯、豫三省的天理會教徒在華北十幾個州縣相繼起事，聲勢浩大，震驚朝野。嘉慶發詔自責：“漢唐宋明未有之變”竟發生在如今大清朝，“較之明梃擊一案，何啻倍蓰!”
捻軍起義：
捻軍起義歷時一十八年，捻軍騎兵縱橫馳騁於皖、豫、魯、蘇、鄂、陝、晉、直(冀)八省，極盛時期總兵力達二十萬衆。殲滅清軍及地方團練數十萬人，給清朝統治以沉重打擊(越是荒年歉收，入捻人數越多，所謂“居者爲民，出者爲捻”，而清朝官方稱之爲捻匪。)。後與太平軍互有聯絡，行蹤飄忽不定，難以捉摸。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中伏被捻軍全殲。
太平天國運動：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巨大、波瀾壯闊的一次偉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運動，也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峯。(太平天國是清朝後期由農民起義創建的農民政權。)
太平天國運動前後長達14年，勢力先後發展到廣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河南、山西、直隸、山東、福建、浙江、貴州、四川、雲南、陝西、甘肅諸省，攻克過600餘座城市。嚴懲了中外反動勢力。佔領長江中下游富庶地區多年，戰事波及半個中國，使清朝國力大傷。
太平天國的事蹟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張，對日後反清革命有一定影響。由於它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後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時代賦予它新的內容和意義，即在反封建主義的同時，又擔負反對外來侵略的任務;同時太平天國的一些領袖主張學習西方，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種主張在當時是先進的。
在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的同時，清朝的西北地區也爆發了持續十餘年的回民之亂與阿古柏叛亂。
爲什麼清政府都永不加稅了，百姓對朝廷還是那麼不滿呢?究其原因，不是他們不領情，而是“永不加賦”根本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清朝徵收的賦稅(正稅)，包括地銀和丁銀爲兩個大項，也就是按田畝數量徵收的土地稅，和按人口數量徵收的人丁稅，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其他稅種。康熙所說的“永不加賦”，根本不是所有賦稅項目，僅僅是指人丁稅一項而已。而土地稅，對百姓來說依舊是個沉重的負擔。
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直接把人丁稅折算入田地稅中，直接徵收土地稅，由此開始，人丁稅作爲一個單獨稅種已經不復存在，因此嚴格來說康熙的“永不加賦”至此已經名存實亡。
此外，隨着人口的不斷增加，管理成本和國家機器規模日趨龐大，清政府所需要的錢糧也越來越多。因爲國庫沒有足夠的收入，國家便難以運行下去。但是明目張膽地增加正項稅收顯然有悖“祖訓”，所以清朝的皇帝們開始挖空心思的增加新稅種。在此背景下，一些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稅種紛紛出爐。(我大清朝的稅賦還真是多元化、多樣化啊!)
比如有一項名目叫“浮收”：是指在正項皇糧的徵收、儲存、運輸、保管過程中會產生必不可少的費用，清朝規定把此項支出摺合入皇糧中，百姓交納皇糧一石，只能摺合爲八斗，一下子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負擔。這個比例還算輕的，清代後期很多地方的浮收額度甚至超過正項。
還有一項叫“火耗”，情況大體與“浮收”類似，國家的稅銀在徵收、熔鑄、運送時會產生損耗，也要分攤到百姓頭上，火耗的徵收比例更爲驚人，達到正項稅銀的百分之三四十是常態，數倍於正項稅銀也稀鬆平常。《清朝文獻通考》直接記載“錢糧出於田畝之中，火耗加於錢糧之外”，如此明目張膽的加收火耗，還能宣稱爲減少賦稅的仁政嗎?
除了浮收、火耗，清朝還陸續開徵厘金、礦稅等名目繁多的稅種。這些稅種本不應該是百姓繳納，但卻被強行徵收。綜上所述，清朝的“永不加賦”看上去是有利於民生的百年大計，其實完全是個雷聲大雨點小、糊弄百姓的噱頭，掩耳盜鈴罷了。給清朝皇帝賺足了眼球，百姓的負擔不但絲毫沒有減輕，反而卻日益繁重，出現農民起義是自然而然之事。
更何況大清朝還有一羣人是享受特殊待遇的，他們過着“月賜錢糧，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生活，正是這些旗人，對老百姓的壓榨重到朝廷不敢想象，而老百姓還要叩謝“永不加賦”的天恩，實在是悲哀!
清初時陸世儀曾說過“朝廷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清朝的賦稅從起點就高於其他朝代，與明朝末年的三餉重稅有何之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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